原载于《经济导刊》
记者：有观点认为，香港在回归17年后出现政治动荡，表明一国两制的实施不成功。你有何评价？
刘兆佳：我认为，一国两制基本成功。一国两制方针是中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原本是用来处理台湾问题。由于香港回归问题出现，就把这个构思稍加改变，用于香港。当时中国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这与中华民族的荣辱息息相关。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到1997年6月30日，英国对新界为期99年的租约到期，就要把新界交还中国。而交还新界，就意味着交还整个香港，因为离开了新界，香港和九龙也难以为继。中国政府认为，1997年是合适的时机。那个时候不收回香港，往后恐怕更困难。如果不能收回香港，照邓小平的说法，他就成了“李鸿章第二”，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所以，中国决定收回香港。
但是怎么处理香港问题？中国提出了一国两制方针，以期和平地与英国解决这个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当时来看，要达到几个目的：首先，要让中国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后能够保持香港人的信心，尤其是投资者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中国政府深知香港的资本家和专业精英对共产党和“九七”回归的恐惧，为此，作出“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的承诺至为重要。同时，要维护香港长远的繁荣稳定，保持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使香港在回归后能够继续发挥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通过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施，发挥推动台湾与大陆统一的战略效用。
记者：也就是说，一国两制是从现实出发，理性做出的符合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战略选择。
刘兆佳，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原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
刘兆佳：一国两制方针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同时照顾并促进国家和香港的利益。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国家发展战略重大转变之时，从阶级斗争转向改革开放，推动现代化发展。在这个历史时刻，香港回归问题出现，国家和香港之间产生重大的利益重叠。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国策下，香港对国家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冷战时期，在西方围堵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利用香港独特的地位，还能保持一定的外交和经济的主动性。中苏交恶之后，香港成为中国和西方接触的一个桥梁。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府认为，香港能够在新时期为国家的发展继续发挥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利用它独有的各种优势——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高度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的各行各业，作为世界贸易、服务、金融、资讯中心的地位，等等，为国家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本质上，一国两制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延续，是为在香港回归后使国家发展与香港发展能够有机融合。所以，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香港人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基于彼此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因此是“互利共赢”的安排。一国两制让香港得以保持繁荣稳定，而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会让共产党得以通过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提升管治权威，巩固执政地位。既然一国两制方针是建筑在重大实际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坚固基础之上，则其生命力和持续力无可置疑。
记者：从实施情况来看，一国两制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
刘兆佳：整体来说，一国两制是一个对各方——中国政府和内地同胞、大部分香港人、西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都比较合适的安排。中国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同时保留了一个对国家发展有价值的特区。香港得以保持繁荣稳定，在新时期继续为国家现代化事业发挥作用。一国两制也保持了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满足了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的需要，使他们能够体面地从香港撤退。同时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香港的利益也得到了照顾。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这表明，美国接受香港回归中国这一现实，愿意继续支持香港。最后一条涉及台湾问题，我反而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记者：为什么？一国两制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设计的，如果在香港成功，不是可以起到示范作用？
刘兆佳：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建立了西方民主体制，在政治发展方面比香港走得快得多。无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如何成功，都不会对台湾有太大的示范作用，不会增强台湾人对实现统一的愿望。反而它的重要性在哪呢？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可以让西方以及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政府有诚意、有能力履行国际协议。香港回归后能保持繁荣稳定，西方对台湾的将来就会增加一份信心，减少支持台湾独立的动机。西方原来就不想因为台湾独立跟中国过不去，既然中国提出一国两制来实现两岸统一，既然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西方对台湾不论是政治责任还是道义责任都会有所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西方介入中国统一进程的可能性。
记者：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实施情况评价如何？
刘兆佳：
回归之前，很多香港人惶惶不可终日，担心香港原有的“好东西”——自由、人权、法治等会失去，几十万人移民走了。回归后，香港人惊喜地发现，不但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了下来，而且繁荣稳定超乎想象。很多外国人来香港，也觉得回归后发展不错，与他们国家相比并不逊色。但是慢慢的，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令很多香港人产生不满。这种局面的出现恰恰说明，香港人已大体上认可一国两制，回归前最大的担忧已不存在，所以开始有新的期许。现在人们关注的是新问题，比如国际竞争力、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贫富悬殊等。这些问题在回归前根本顾不上多想，也不是重点。
总体来说，虽然碰到不少问题，一国两制基本是成功的。它是适合香港的一种安排，也是适合国家的一种安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其他更好的安排，能够取代一国两制。
从维多利亚湾拍摄的港岛中环金融中心的高楼大厦。新华网，2017年6月10日
记者：有分析认为，香港政治风波表明，“爱国爱港”理念没有被香港人接受，国家认同没有树立。香港回归，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一个协议，就在1997年实现了。但由于长期在英国统治下，香港与内地社会制度不同，香港人与内地人社会文化交往甚少，没有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的感情基础。在这种形同路人的情况下履行一个两国间的政治协议，香港虽然回归了，人心却没有回归。现在出现问题，意味着需要回过头去构建思想基础。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身份认同和观念的转变远比一个政治安排的落实困难得多。
刘兆佳：假如是这样的话，它所带来的问题，应该在回归后马上出现，而不是十六、七年后才出现。根据香港的民意调查，回归以后，即使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很多人，特别是中等阶层，承受了资产大幅贬值的痛苦，又遭遇了非典冲击，香港人对一国两制都没有动摇。2003年发生《基本法》23条立法风波，几十万人上街，但事件平息后，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优惠香港政策——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旅客赴港“自由行”、内地企业来香港投资或上市，以及人民币业务的开拓等，帮助香港渡过经济难关。这反而让香港人更加感到一国两制对香港的重要，对中央的信任度有所提升。假如还是在英国统治下，中国政府会不会这么积极帮助香港恐怕也有疑问。
香港现在的问题是最近两年出现的，需要具体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央政府和部分港人——不是全部港人，多了一些矛盾。你说的情况的确存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大部分香港人跟内地同胞处于一种隔绝状态，彼此在社会、文化、制度、价值观上形成了分歧。这个分歧现在还在困扰着香港人跟内地同胞之间的关系。再加上发展水平不同，物质条件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这种隔膜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化解的。但话说回来，一国两制正是针对这种差异的情况提出的，就是要让香港保留原有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让香港人可以放心回归。所以，尽管在回归之后经历了不少挫折，也有对中央不满的情况出现，但总体来说，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没有动摇。
在香港金紫荆广场上，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迎风飘扬。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2019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