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軟實力逐漸增長,引起廣泛關注,有人認為中國所擁有的並非軟實力而是“銳實力”。“銳實力”主要指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的軟實力輸出由政府控制,具有干預他國內政、對他國進行價值觀滲透的政治目的。有學者認為,這種西方的錯誤指責根源於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也有學者認為,“銳實力”的提出,需要重新對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進行反思。應該說,奈的軟實力理論雖然為衡量國家實力提供了“軟”視角,但其前置價值觀仍是西式的民主、自由和開放。因此,西方對中國軟實力的衡量往往是帶有前置價值觀立場的強制闡釋,並且很容易走向一種價值判斷。然而,上述兩種看法只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忽略了對軟實力受力國認知的研究。
軟實力的現實效應是一種雙向互動的結果,如果不考察受力國對軟實力的認知,常常先入為主地認為中國輸出的就是軟實力,那麼,中國的軟實力輸出將會在某些情況下失效而使軟實力效益受損。約瑟夫·奈在後期著作中也認為:“通過吸引產生軟實力既依賴於權力實施者的特質,也依賴於實施對象對這些特質的認知。”不可否認,在中國的輿論場上,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片面忽視西方的批判與認知,中國將不能全面認識自己。對西方帶有偏見的錯誤批判進行回應是一方面,“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是另一方面。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銳實力”的提出也並非壞事,它有利於增強中國軟實力的打造。
本研究發現,從2007年10月至今,美媒對中國軟實力評判的整體趨勢是從較為中性逐漸轉向負面諷刺的,發生轉變的節點在2012年前後。美國三大主流媒體中,經濟類報刊《華爾街日報》寫中國軟實力的相關文章最多,表現最為關切,其次是《紐約時報》,而《華盛頓郵報》一直關注不多,卻在2018年表現出特別關切。同時,三大主流媒體涉及議題最多的是中國經濟與軟實力的關係。可見,美媒對於中國軟實力的認知集中在經濟因素上。雖然美媒中確實存在著對中國中性、客觀的描述和評論,但2017年西方提出“銳實力”以來,美媒對於中國新聞案例的報道大都是負面的,對新聞事實的描述帶有明顯主觀色彩。美媒雖然標榜尊重客觀事實、言論自由和多元聲音,但卻用潛在的價值觀立場為標準篩選偏好的事情和言論,用“擬態環境”而不是客觀事實來引導其國內的輿論和政策議程,整體上對中國軟實力表現出明顯的負面取向。
第一,對於軟實力資源的認知。美媒認為,中國最大的軟實力資源不是文化而是經濟。中國文化由於監管嚴格導致創新性不足、缺乏活力、意識形態宣傳濃厚等問題,反而沒有經濟利益對西方的吸引力大。《華爾街日報》認為:“中國文化——廣義上包括表演藝術,文學,大眾娛樂,電視和電影——處於困境中。除了少數幾位當代藝術家的創作和創新外,今天的中國文化主要以粗俗模仿西方商業的成功(如果不是徹頭徹尾的盜版)和藝術品的生產而聞名”,並且認為主要是中國嚴格的制度限制了中國文化的創新發展。《紐約時報》認為:“中國強大的經濟以及來自家長和學區要求學校提供中文課程的壓力,勝過了中國缺乏軟實力的事實。”學生們選擇學習中文,並不是真正對中國文化感興趣,而是將中國視為全球競爭中的未來選擇。《華盛頓郵報》也持相似觀點,認為一些明星和企業主動迎合中國的要求,不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吸引力,而是為了中國廣大的市場。
第二,對於軟實力輸出動機的認知。2007年起初的幾年內,美媒認為中國輸出軟實力是為了改變在西方話語中的不利地位,積極塑造中國在西方社會的良好形象。近年來,美媒更加大膽地認為中國輸出軟實力主要是為了制定他國的規範、敘述和態度,將中國的政治價值觀通過經濟贊助、禮物贈送、收買等手段投放到西方,並對他國進行政治操縱。《華爾街日報》認為,中國不僅要在經濟和安全方面同民主社會競爭,而且在價值觀方面也要進行競爭,中國通過“銳實力”來對抗西方的軟實力,“目標是塑造對共產主義政權及政策的有利看法”。《紐約時報》認為,阿里巴巴收購《南華早報》賦予了該報新使命,即“提升中國在海外的形象,並打擊它在外國媒體中看到的反中國偏見。”2018年過去的五個月不到,《華盛頓郵報》有關中國“銳實力”的報道就高達7篇,並且更加聲稱“北京尖銳的力量已經超出了宣傳範圍,轉而操控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治”。在另一篇文章中則認為:“美國文化與經濟的軟實力美德試圖為全世界的美國理想提供支持……而中國與俄羅斯是不努力贏得人心而依賴高壓的銳實力。”
第三,對於軟實力輸出路徑的認知。美媒認為,中國軟實力的輸出路徑主要建立在經濟手段上,例如收購海外媒體、贊助學術基金會、開辦孔子學院、投資電影、音樂等文娛事業,並且認為這些活動與政府關聯性很強,政治意圖明顯。《華爾街日報》認為:“中國也正在尋求建立自己的電視,電影和動畫文化,以抵制它所認為的美國軟實力影響。”《紐約時報》更臆測:中國政府是萬達、阿里巴巴等中國企業巨頭收購海外文娛產業的幕後推手,因為中國政府想要藉助文娛產業將其政治價值觀傳播到全球,北京需要民間企業界大亨來推動海外的利益,並在世界各地的工業和社區中發揮影響力,“萬達的擴張規模部分是由於中國希望看到這個國家的一流公司在美國建立門戶。”《華盛頓郵報》持同樣觀點,中國“對外國資產的培養遵循相當傳統的路線: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建立聯繫,用慷慨的禮物和招待來吸引政治精英,並與當地大學及其龐大的中國政府網絡建立夥伴關係——贊助孔子學院來影響對中國的境外態度。”
第四,對於軟實力影響的認知。美媒認為,中國軟實力的輸出威脅到了海外民主體系的開放性和西方民主自由的價值觀,但同時中國的做法已經催生了實質的對手。《華爾街日報》認為,中國軟實力已經影響了西方的新聞機構、大學以及公司,但問題還在於西方多大程度上妥協自身價值,以獲得中國的經濟回報。《紐約時報》認為,中國大陸的權力已經干涉香港的自由,香港《南華早報》成了中國的傳聲筒,即使《南華早報》新聞質量再好,西方讀者也會對它產生懷疑,現在只有臺灣還是西方民主自由的堡壘。《華盛頓郵報》認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軍事集權、收購海外媒體等方式來干涉他國內政,威脅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在另一篇文章中則指出:“政府和其他各方也應該著眼於促進國內關於使用‘尖銳工具’的辯論,以確保公民知道北京和莫斯科的對外活動具有政治動機,而且絕非利他主義。”
綜上所述,美媒對於中國軟實力的認知主要建立在中國逐漸發展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之上,而不是中國擁有的深厚文化、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上。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美媒在2012年前後開始對中國軟實力的評價轉向負面諷刺了。2012年是南海問題頻發的一年,中國在南海問題上表現出較為強硬的態度,在軍事力量上也表現自信。2013年,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並逐步實施,和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國家交往密切,共享經濟得到蓬勃發展,海外投資進一步擴大。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與西方國家交往密切,西方所謂的“文明的衝突”論調也隨著經濟、人員、信息、技術的全球性流動登上國際輿論舞臺。一方面,在既成大國與崛起大國之間,美國對中國感知的固有模式和偏見則更易誇大雙方之間的“文明衝突”。美國對中國軟實力的偏見,只是對中國經濟和軍事發展的過度分析,是一種以己度人的“投射效應”。固有的偏見和思維模式是其分析中國軟實力的基礎,對中國軟實力輸出動機的猜測和判斷是基於“想象中的中國”,而不是建立在真實中國基礎之上。“文明的衝突”論建立在自我與他者的絕對劃分上,忽略了文明之間的共榮、共生、包容與吸納。因此,美國需要接受多元發展的現實,摒棄偏見。另一方面,中國綜合實力的持續增長,客觀上引發了美媒的擔憂。因此,鄧小平“韜光養晦”戰略在發展新型大國關係進程中仍具重要現實意義。
從中國方面來說,中國對自身軟實力的認知更多建立在深厚的歷史文化上,國內關於文化軟實力的研究不計其數,仁愛、和諧、共享、包容等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因此,當西方以傳統冷戰思維指責中國干涉他國內政,試圖控制他國政治議程時,中國對莫須有的無端指責自然反應強烈。但是,我們也要客觀看到西方的部分認知中也具有某些現實價值。如何將中國深厚的優秀文化轉化為受力國認知意義上的軟實力,仍是需要巧心細琢的。此外,中國軟實力的發展,離不開經濟和政府的支持,但如何將經濟因素、政府因素等隱性化,做到“潤物細無聲”也是需要仔細推敲的。
大國無小事。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迅速發展必然會吸引全球矚目,因此,中國需要在國際發展的聚光燈下做好發展這件大事,還要進一步加強國際交往的宏大敘事能力。軟實力是一種長期才能見收益的戰略性投資,中國的軟實力未來發展當從長遠著手,從“潤物細無聲”處著手,才能更好地適應國家間交流和國際傳播實踐的歷史進程,為中國與世界的共同發展進步奠定現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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