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渦陽“五週殺人案”背後的五個家庭

安徽渦陽“五週殺人案”背後的五個家庭

即使回村,走上村裡四通八達的水泥路,他覺得腳上像踩著棉花,不真實,“有點懷念滿是泥濘,坑坑窪窪的土路。”

辦理身份證時,他像二十年前那樣撲到櫃檯上,後面一箇中年女性嚷嚷著“你怎麼不排隊?”他回頭一看,才注意到自己的突兀。

安徽渦陽“五週殺人案”背後的五個家庭

4月11日下午4點,安徽渦陽“五週殺人案”再審宣判,5名原審被告人周繼坤、周家華、周在春、周正國、周在化被當庭宣告無罪。

走出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法庭,46歲的周在春忽然跪地,號啕大哭。他將無罪判決書舉過頭頂,宣告自己洗刷了罪名。

安徽渦陽“五週殺人案”背後的五個家庭

2018年4月11日,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外,安徽渦陽““五週殺人案”五名被告手持無罪判決書。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22年前的1996年8月25日夜間,渦陽縣新興鎮大李村周繼鼎一家五口被砍傷,其女周素華當場死亡。

案發後,當地警方鎖定了村裡的五名年輕人周繼坤、周家華、周在春、周正國、周在化。幾經周折,阜陽中院一審判處周繼坤、周家華死刑立即執行,周在春無期徒刑,周正國、周在化有期徒刑15年。此後該案歷經上訴、發回重審、再次上訴,2000年10月,安徽高院作出了“留有餘地”的最終判決:判處周繼坤、周家華死緩,周在春無期徒刑,周正國、周在化有期徒刑15年。

2018年1月4日,“五週殺人案”中服刑時間最長的周繼坤刑滿出獄。

此前,周在化和周正國已於2008年1月和2月刑滿釋放,周家華和周在春也在2015年和2016年年初走出監獄。

5人的平均年齡已有50歲。“不適應”是他們面對新生活時的直觀感受。

4月20日,5個人再次聚在一起,商議追責事宜。“我們不要國家賠償,一分錢也不要,只要求依法懲戒當年的辦案人員,這是我們最大的心願,也是必須要完成的目標。”周繼坤說。

一切都改變了

今年1月4日,周繼坤刑滿出獄。

那一天,渦陽縣下了近十年來最大一場暴雪。漫天飛雪中,周繼坤換上一身黑色羽絨服,在兒女的攙扶下坐上回家的車。

車行駛到渦陽縣新興鎮大李村的村口,忽然有人說了一句,“先給父親上個墳吧”,周繼坤一陣愣神,“哇”的一聲哭開了。

安徽渦陽“五週殺人案”背後的五個家庭

2018年1月4號 周繼坤刑滿釋放,在父親周興標墳頭撲倒哭泣。受訪者供圖

四個月前,周繼坤的父親周興標病重,每天問“兒子今天回得來麼?”家裡人騙他隔天就能到家,他在昏迷中盼著,最終沒能挺過一個星期。

周繼坤幾步趔趄走到白雪覆蓋的墳頭,膝蓋關節的傷痛無法支撐他下跪,他直接伸直雙腿,整個人背朝下倒在了約10釐米厚的雪裡,哭到幾近暈厥。

為了慶祝重生,臘月二十八,周繼坤花6000多塊錢,擺了滿滿四桌酒菜,將家裡親戚全部請到場。時隔21年,一家人第一次過上團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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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近一個月,每天都有親友來看望他。家裡十幾平米的水泥地上擺滿了一箱箱的牛奶和飲料,像是辦了一場喜事。

此前,周在化和周正國已於2008年1月和2月刑滿釋放,周家華和周在春也在2015年和2016年年初走出監獄。

周繼坤出獄後,5個人就常聚在一起, 期間幾次抱在一起痛哭。他們也想過,如果沒有這個冤案,他們會有啥樣的人生。

案發前,周繼坤在鎮農機站上班,是讓人羨慕的拿工資的人;周家華是村幹部,他和周在化承包了一個變壓器,兼職電工,維修電路;周正國站在了改革開放的最前端,他帶著從無錫批發的貼紙畫南下,賣到廣東各市縣的小學,每月賺2000元;周在春是五人中唯一還未娶到媳婦的,平日裡,忙完自家的農活,周在春開著拖拉機給別人家的農田澆水,賺點閒錢。

但一切都改變了。

4月13日上午,周繼坤和家人來到父親周興標的墳前,將省高院的終審判決書複印件燒給了父親,周家華等4人陪在周繼坤身旁,每個人都燒了一份判決書複印件。

“不適應”

案發前,周繼坤等5人都住在渦陽縣新興鎮大李村。

出獄後,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在外居住。 即使村裡熟識的面孔已寥寥無幾,他們也極少回村。“殺人犯”的陰影讓5人始終抬不起頭來,他們覺得“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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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一位原來村裡的鄰居辦婚禮,請帖發到周家華、周繼坤的手裡,兩人託親友送上禮金,沒有參加午宴。他們坦言,在村裡,還會害怕接觸他人的眼光,更不願拋頭露面。

周繼坤的妻子張俠考慮到方便照顧孫子孫女上學,搬到渦陽縣城租房居住。

失去自由7600多天後,周繼坤已過了知天命的年紀,時代的急速發展早已改變了他入獄前的生活經驗。

在監獄裡,他想著自己的冤情,時常翻來覆睡不好。回家後,他依舊睡不著。按照在監獄時的生物鐘,他依舊每天五點準時醒來,再無睡意。到了晚上,他在手機裡翻看各個媒體報道“五週殺人案”的新聞,再挨個轉發到朋友圈,平均每天發送七八條,一不小心就看到了十一二點。

除了回村辦事,他都呆在縣城的屋內不出門。“不適應”是他面對新生活的直觀感受。

即使回村,走上村裡四通八達的水泥路,他覺得腳上像踩著棉花,不真實,“有點懷念滿是泥濘,坑坑窪窪的土路。”

辦理身份證時,他像二十年前那樣撲到櫃檯上,後面一箇中年女性嚷嚷著“你怎麼不排隊?”他回頭一看,才注意到自己的突兀。

他買香油牛肉和滷豬蹄招待客人,周在化搶著用手機掃碼,他掏出百元大鈔丟給小賣鋪,轉頭和周在化說,“用手機是咋回事,現金多好,還能講價。”

不適應的還有周在春。

2016年,47歲的周在春出獄。他從親友口中得知,父母先後去世,家裡的房子和土地留給了幾個哥哥,他孑然一身,變得一無所有。

他對城市的建築感到迷惑,站在紅綠燈路口會變得緊張,他分不清方向,一出門就會迷路。

在崑山的建築工地上背水泥,他從不偏離工地和宿舍兩點一線的路程。

4月21日下午,他到了離家三公里的地方,就又迷了路,只好給周繼坤打電話求助。直到他在周繼坤指導下打上出租車,周繼坤等人下樓接應,才把他迎回家。

平日出門,他帶著一頂薑黃色棒球帽,為了“有安全感”。

年前,他想把老年機換成智能手機,拜託工友帶他去商場買。身處擁擠的人潮中,他緊張地冒汗,頭也不敢抬,買完手機,他壓低帽簷,拉著工友快速離開。

周在春直言自己已喪失生活自理能力。他埋怨在看守所受了刺激,又在監獄蹲了太久,記憶力嚴重退化,一想事情就頭疼,更多時候,他習慣大腦一片空白的狀態。

周在化評價他“手機用到現在,還是隻會打電話,可能真有點傻了。”

被冤案扯進另一個黑洞,再回到現實社會,5人感慨人情世故變了規則,彷彿換了人間。

談及未來,孤身一人的周在春最避諱這個話題。他沉吟半晌,說還沒想好,過了幾秒,反問眾人一句,“要不我回去種地?”

沉默的母親寡言的孩子

周飛龍今年27歲,與父親周繼坤失去自由的年紀相仿。

小學三年級時,周飛龍已經從村民怪異的目光中讀懂自己的另類身份。為了避開人群,每天上學,他偷偷向南沿著農田繞路兩公里去村西的學校。

他說那個時候的自己自卑,孤僻,不與同村的孩子一起玩耍,是“像個傻子一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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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人打趣下,周繼坤和兒子扳手腕比力氣大。受訪者供圖

刻意避免與同齡人產生衝突的結果並未奏效。在大李初中讀初一時,周飛龍與同桌男生髮生口角,就被對方一句“你爸是殺人犯,你也不是什麼好人”的話語而深深打擊。

令他難過的不止在學校的遭遇,還有家裡的氛圍。

這些年來,母親從來不笑,眉頭中間皺出一道淺淺的印子。 她也不與人交往,大部分時間都在沉默。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麵條,他只能聽到鐘擺的聲音,在寂靜中頗為刺耳。

孤單的日子怎麼也數不完。每週母親要去縣城為父親伸冤。早晨4,5點,母親出門趕車,有時他被吵醒,抱著母親大腿不放,哭著喊著不讓走,卻依舊被母親哭著拽開。

他15歲輟學外出打工,每天早晨7點40上班,夜裡1點下班。檢驗零件的關口,他困到失去意識,3次被一塊鍍有940個細小針孔的金屬板扎破手背。

累到虛脫,他常想家。家人間那份疏離感卻將他束縛在原地。他把每個月掙的600元悉數寄回,以彌補心裡的內疚。

4月初,周飛龍特意請了事假回家陪父母,他看見周繼坤時常將孫女攬在懷裡,又是親又是抱,心底湧出一陣暖流。

“第一次感覺到家的溫暖,忽然想長久的陪在父母身邊,再也不躲在外面了。”

與周飛龍有相似經歷的還有周正國的兒子周鵬。

周鵬的姐姐周萍在周正國刑滿出獄的前一年在家喝農藥自殺。那年他14歲,姐姐1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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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國夫婦婚後幾年未生育,妻子領養了周萍,不到一年周鵬出生,兩人歡天喜地,說女兒是家裡的福星。

周正國被判刑後,父親成為家裡諱莫如深的話題,周鵬姐弟都將心事藏在心裡。唯有一次,周鵬無意中撞見姐姐偷看父親在獄中寫給母親的信,偷偷抹著眼淚。

姐姐離世導致母親的精神狀態更加起伏不定,多位村民提到,幾年前,曾看到周正國妻子脫掉外衣,拿著臉盆和鐵鍬跑到村裡一座石橋上,她“砰砰砰”敲響臉盆,嘴裡大聲嘟囔著什麼,像在罵人。

“支離破碎”,周鵬形容自己的家庭。噩運背後隱形的持續性傷害讓他備受煎熬,他只想離家越遠越好。

周正國出獄後,帶妻子看病,醫生診斷為精神分裂症。近7年,為了給妻子支付每年6000元的醫藥費,周正國輾轉廊坊,上海,崑山,溫州等地做建築工。有次在兩層高的樓上刷牆,沒站穩摔了手臂,如今再也不能扛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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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壓抑感情讓周鵬變得不善言辭。出門在外,每當他想向父親表達關心,話卻堵在嗓子裡,吐不出咽不下。

他也多次想在過年時給父母買禮物,可轉化為實際的過程讓他心裡發毛,最後只好作罷。

26歲的周鵬羨慕周飛龍。前陣子,相親的女孩家裡提出要30萬禮金,周正國拿不出,旁人又和姑娘家說起周鵬的身世,女方立刻拒絕了親事。

“我不會怪父母,只是於我而言,努力活著本身已經相當不容易了。”周鵬說。

蒙冤的結束,追責的開始

“渦陽五週案”改判已過去十天,但凡遇見人,周繼坤不忘叨叨,這是蒙冤的結束,追責的開始。

面對趕來的一波波媒體,他屢次撩起褲腿,指著膝蓋上五六塊皮肉癒合後的白色疤痕。出獄後,他走路緩慢,無力下蹲,走上一段路便坐下來揉腿。

展示傷疤成為5個人極力證明自己被刑訊逼供的方式。

“為了逼我們供述假的案情,在看守所裡,那些人用麻繩把我們的胳膊牢牢捆在椅子上,用棍子打我們的後背,竹籤戳手指甲裡的肉,鉗子撬腳指甲蓋,鑷子夾腹部的肉,還讓我們跪在磚塊上……像是死過了一回”。

周家華年輕時從不沾酒,現在每天中午都少不了三兩“牛欄山”白酒。“心裡憋得慌,有氣無處撒,不痛快。”他說。

曾任阜陽市中院刑一庭庭長的巫繼成透露,他在擔任渦陽五週殺人案一審審判長期間,親眼看見一名被告人出示用紙包裹的帶血指甲蓋,還有證人下跪說自己被打,承受不住才做的偽證。

事後,巫繼成在一審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關於案件討論的筆錄上簽字,他清楚記得,三名合議庭成員和七位審判委員均認定5個被告人無罪。

第二天早晨8點多,死者父親周繼鼎在巫繼成辦公桌前喝農藥自殺。二個月後,省級領導批示案件的壓力層層下傳,案件走向隨之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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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周繼坤父親,時任牌坊鎮政法委書記的周興標等被告人家屬走上漫漫上訪路。

每週末,拿上幾個饅頭和一壺水,52歲的周興標雷打不動的趕往安徽省高院和阜陽中院提交申訴狀。

為了節省差旅費,他住在橋洞下,睡在公園的長凳,火車候車室的座椅上。向路邊賣盒飯的小販討要剩飯菜。

“老爺子吃了很多苦。”周家華母親多次和周興標一起到北京和合肥替兒子伸冤,她理解周興標的窘迫。

1999年,聽到周繼坤被宣判死刑,周興標的精神氣垮了,看到法院的人就下跪。

父子二人幾乎過上了平行的生活。他們彷彿生活在兩個監獄,一個是有形的,一個是無形的。

周繼坤看不到家人的努力,他偶爾埋怨父親和妻子,申訴有這麼難麼?

2016年,周興標身體每況愈下,他在最後一次探監時向兒子保證:“再等等,只要我活著,就會替你伸冤到底。”

十年前,周在化和周在春前後出獄,他們也走上為自己洗刷罪名的道路。“每家人的火車票摞起來都至少一米多高。”周在化說。

4月20日, 周繼坤等5人又聚在一起,商量對當年辦案人員追責的事情。“我們不要國家賠償,一分錢也不要,只要求依法懲戒當年的辦案人員,這是我們最大的心願,也是必須要完成的目標。”周繼坤說,當年在監獄裡看到呼格吉勒圖案平反的報道,隨後相關部門啟動追責程序,依法對呼格吉勒圖錯案負有責任的27人進行了追責,他興奮得一夜沒睡。

周繼坤說,他們5人已經決定,過幾天就去北京,到最高法請求啟動追責程序。

4月22日下午,周繼坤5人從村裡趕往合肥,給21年堅持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的幾位律師送錦旗。

車駛過鄉間麥田邊的岔路,周繼坤忽然指向右側窗外的一個墳頭,輕聲說,“那是我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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