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用影視劇來宣傳,這很悲哀......”——嚴歌苓
48年前,嚴歌苓的臉蛋兒很嫩,嫩得像剛煮出來的雞蛋,軟軟的。
那年她12歲,剛剛入伍,進入成都軍區文工團成為一名舞蹈演員。
飛旋的舞姿,伴著汗水將她的青春揮灑在“凹”字型的文工團大樓裡,
揮灑在茫茫草原、邊疆雪域的巡演現場。
她是否曾抱怨,父母狠心將少不更事的女兒送去部隊吃苦?
是否曾慶幸,那段“作為士兵活著,而不是作為人活著”的青春歲月,
反而成了日後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源源文脈?
誠如她在《穗子物語》自序中所言:
“個人的歷史從來就不純粹是個人的,而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從來都屬於個人。 ”
嚴歌苓出身書香門第。
她有一部罕以男性為主人公的小說《陸犯焉識》,文中陸焉識的原型正是她的爺爺——
我國著名翻譯家、廈門大學教授嚴恩春先生。
(托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絲》的譯者)
2011年,父親臨終前對她說:“我很想讀到你寫爺爺的那本書。”
爺爺是童年嚴歌苓心中的一個“神”,
她希望捧到父親手裡的,是千錘百煉,沉厚紮實的作品。
然而,父親終於沒有看到,這是她最大的遺憾。
有人說,《陸犯焉識》被改編為電影《歸來》,更多人看到,慰了那遺憾。
不全錯。
人顛倒為妖,妖顛倒為人;善顛倒為惡,惡顛倒為善.....
是那個時代的多詭特徵,嚴歌苓“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
以大膽筆觸直逼人類精神灰色地帶的深刻主題,卻被電影弱化了。
我是想說,被抽離了,成為一個背景存在,
反而幾十年不離不棄的愛情和親情一躍前臺,搔觀眾的淚點,矯觀眾的柔情。
難道真如電影藝術大師安德烈·巴贊所說:
“作品的文學素質越是重要,改編作品就越是難以和它媲美”嗎?
無法苟同,至少在當下的中國,
對敏感題材或無力或有意地規避,和對泛碎片文化縫補起的普羅大眾的迎合,
極大束縛了影視劇窮盡挖掘文學作品深刻內涵的企圖。
而嚴歌苓卻在那個顛倒的荒誕時代中,“12歲就長大了”。
魯迅說:“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
嚴歌苓的作品不黑暗,儘管全是悲劇,但“是嘻嘻哈哈講的”,
惟“熱嘲”與“回憶”乃“虛無”。
小說集《穗子物語》堪稱嚴歌苓自傳式的回憶錄,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
融入“拖鞋大隊”的穗子,視“拖鞋”為集體標誌。
從被排擠中學會排擠,從被背叛中學會背叛,
她們設下圈套,扒下了曾多次幫助和鼓勵她們的女孩兒的衣褲......
父親被打為“右派”,母親把穗子託付給身為戰鬥英雄的外公,但當“假軍功勳章事件”爆發後,
外公瞬間從老英雄變為老白匪,“就像一個怪異的夢,所有人都在那天成了生人。”
而穗子也毫不猶豫地拋棄外公,趨利避害地一走了之,走得好徹底......
嚴歌苓不為兒童諱,揭示了兒童心靈之惡的最初模樣,
扭過頭,舉手直指那般成人世界的扭曲、變態,你等該當何罪?
8歲的穗子有位鄰居朱阿姨,是劇團的角兒,長得漂亮極了,但在“文革”中不堪羞辱吞藥自殺。
不良企圖的人們紛紛趕來美餐這肉體的饕餮盛宴,
而穗子只怪自己的“脊樑太小,什麼也不能為她遮擋。”
後來,嚴歌苓在散文《自盡而未盡者》中悲憤地說:
“那尊嚴和廉恥的喪失便是我理想的喪失:
他們用眼睛糟蹋萌娘身體的同時便是擄走了我心靈的貞潔。”
而這番直指世態人心的情景,
當下的影視劇是全然不會碰的,代之以加持喜感配樂的搞怪情節,讓你我笑納,向監管諂媚。
15歲,嚴歌苓迎來了自己的初戀,她愛上了比她大七歲的排長,
而排長為了和更高級別的女軍官談戀愛,不惜出賣了她。
這段故事在《灰舞鞋》和《芳華》中都有涉及。
不僅她寫給心上人的160封情書被全部公開,而且還當著200多名官兵戰友唸了20多頁悔過書。
這還不夠,領導上竟然不依不饒地追問她:
“除了寫情書,兩個人還有沒有做其他的事?”
當年懵懂的嚴歌苓居然傻傻地不解領導的暗示,後來她不由感慨:
“人在發現一個可以迫害的對象以後爆發出來的那種力量,真是要置你於死地啊!”
倏忽間,從那個年代集體性的“窺春癖”,聯想到今天的某些事件,不由倒吸一口涼氣......
遺憾地意識到,所謂的“善”,都具有時間和空間的狹義性,而人性的猙獰卻是永恆的。
在《灰舞鞋》中,穗子僥倖繼續留在部隊,在眾人的嘲笑和鄙棄中做苦力活,
她拼命練習舞蹈,奢望在近乎自虐的勞累中忘記傷痛......
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
“在兩三個月當中,我真正看到了生與死,看到了血與火的考驗,
原來舞臺上的表演,變成非常真實的東西,我感到巨大震動。”
她有感而發的敘事詩,很快在軍區報紙發表,一夜之間,她就被調到了創作組。
這時嚴歌苓才恍然大悟,為什麼自己不論如何苦練舞蹈最多能和其它人跳得一樣好,
“原來我是頭腦比四肢更好用的人!”
如魚得水,她的短篇小說《七個戰士和一個零》,被《收穫》雜誌發表;
《臘姐》、《血緣》,也榮登《青春》;
《綠血》獲“全國優秀軍事長篇小說獎”......
25歲,嚴歌苓選擇退伍,專心寫作。
此刻,文學的大門正向她徐徐打開,
那個殿堂正呼喚一位執著於對人性探析和觀照的中國女作家。
30歲,她卻決定報考美國的研究生,人生真是沒有極限。
於是乎,聚少離多,她年輕的婚姻由柔軟而脆弱而破碎,
擺在嚴歌苓面前的只剩華山一條路。
可能人最大的幸福在於沒有多餘的選擇,在於目標被擠壓成唯一。
那麼,把三本新概念英語背到滾瓜爛熟,對嚴歌苓便有了某種儀式感的悲壯。
“梅花香自苦寒來”,她最終被哥倫比亞大學英文寫作專業錄取。
在艱難的求學過程中,她給洋娃娃作保姆,給洋老太太作看護,去畫廊給洋人當模特。
有一天,畫廊老闆暗示她,作“裸體模特”掙錢多,她只得用沉默來表達憤怒......
旅美作家陳燕妮評價嚴歌苓:
“她製造了一條常人不敢想象的道路,把本不能走的路,硬走成路。”
1991年,《少女小漁》榮獲臺灣“中央日報文學獎”短篇小說一等獎。
五年後,嚴歌苓編劇並由張艾嘉導演、
劉若英主演的同名電影獲1995年第四十屆“亞太國際電影節”包括最佳女主角、最佳編劇在內的五項大獎。
嚴歌苓火了!而且越燒越旺!
然而,對比原著與電影,我們似乎看到了嚴歌苓人世通達的一面,
小說中的文化內涵被東方少女在西方的意識覺醒所代替,
很討巧地迎合了西方思想和價值觀中被說爛了的主題——
“不要僅僅為他人而活,應該學會自己的感覺。”
一幅淪為雞湯故事的姿勢。
但好在她的小說沒有“染魅”,且唯有電影《天浴》毫不扭捏地詮釋了原著小說的主題。
“每天老金回來,總看見帆布簾下有雙男人的大鞋。......
老金掂起火鉗子,夾住那鞋,丟在火裡面。......
老金認識這鞋,......場黨委有一位,人事處有兩位。就這些了。”
隨著小說創作漸入佳境,嚴歌苓也迎來了一個女人的幸福時刻。
第一次見靦腆的勞倫斯,他嘴裡蹦出的東北腔,著實把她嚇了一跳。
原來,作為一名外交官,勞倫斯曾在瀋陽領事館工作過幾年,漢語槓槓的東北風。
FBI們來了,心裡打著鼓:
這個中國女人長得這麼漂亮,還在中國軍隊服過役,別不是中國的間諜吧?
所以,後來的那幾輪FBI問話和測謊便成了她和勞倫斯結婚前的序曲。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導演熱衷於將她的小說改編為影視劇,《金陵十三釵》、《芳華》、《一個女人的史詩》、《當幸福來敲門》......
嚴歌苓的作品儼然成了消費時代中稀缺的“注意力經濟”的典範。
而她本人卻對這種火爆的追捧產生了深深的憂慮,她說:
“文學,用影視劇來宣傳,這很悲哀。”
據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統計,中國電影電視中有40%改編自小說。
難怪黃髮有先生在其《掛小說的羊頭賣劇本的狗肉》一文中指出:
當前小說創作不過是掛著小說的名義,實則是為影視而進行的劇本寫作而已。
“電影和電視帶給你如此大的收益,你就會不自覺去寫作它們所需要的作品,這有時候對文學性是一種傷害。”
嚴歌苓是清醒的。
其實,改編最可怕的不是丟失文學性,而是拋棄思想性或轉移思想性。
使“寬眾”們沉浸在泛娛樂文化的麻木之中,成為所謂主流價值觀的瘋狂附庸。
嚴歌苓說:“我將會寫作一些‘抗拍性’很強的作品!”
果真如此,中國文化和文學的錦繡前程將大為可期。
那時,我們心中必定是十八個猴上躥下跳,喜的抓耳撓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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