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用影视剧来宣传,这很悲哀......”——严歌苓
48年前,严歌苓的脸蛋儿很嫩,嫩得像刚煮出来的鸡蛋,软软的。
那年她12岁,刚刚入伍,进入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飞旋的舞姿,伴着汗水将她的青春挥洒在“凹”字型的文工团大楼里,
挥洒在茫茫草原、边疆雪域的巡演现场。
她是否曾抱怨,父母狠心将少不更事的女儿送去部队吃苦?
是否曾庆幸,那段“作为士兵活着,而不是作为人活着”的青春岁月,
反而成了日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源文脉?
诚如她在《穗子物语》自序中所言:
“个人的历史从来就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 ”
严歌苓出身书香门第。
她有一部罕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陆犯焉识》,文中陆焉识的原型正是她的爷爷——
我国著名翻译家、厦门大学教授严恩春先生。
(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的译者)
2011年,父亲临终前对她说:“我很想读到你写爷爷的那本书。”
爷爷是童年严歌苓心中的一个“神”,
她希望捧到父亲手里的,是千锤百炼,沉厚扎实的作品。
然而,父亲终于没有看到,这是她最大的遗憾。
有人说,《陆犯焉识》被改编为电影《归来》,更多人看到,慰了那遗憾。
不全错。
人颠倒为妖,妖颠倒为人;善颠倒为恶,恶颠倒为善.....
是那个时代的多诡特征,严歌苓“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
以大胆笔触直逼人类精神灰色地带的深刻主题,却被电影弱化了。
我是想说,被抽离了,成为一个背景存在,
反而几十年不离不弃的爱情和亲情一跃前台,搔观众的泪点,矫观众的柔情。
难道真如电影艺术大师安德烈·巴赞所说:
“作品的文学素质越是重要,改编作品就越是难以和它媲美”吗?
无法苟同,至少在当下的中国,
对敏感题材或无力或有意地规避,和对泛碎片文化缝补起的普罗大众的迎合,
极大束缚了影视剧穷尽挖掘文学作品深刻内涵的企图。
而严歌苓却在那个颠倒的荒诞时代中,“12岁就长大了”。
鲁迅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严歌苓的作品不黑暗,尽管全是悲剧,但“是嘻嘻哈哈讲的”,
惟“热嘲”与“回忆”乃“虚无”。
小说集《穗子物语》堪称严歌苓自传式的回忆录,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
融入“拖鞋大队”的穗子,视“拖鞋”为集体标志。
从被排挤中学会排挤,从被背叛中学会背叛,
她们设下圈套,扒下了曾多次帮助和鼓励她们的女孩儿的衣裤......
父亲被打为“右派”,母亲把穗子托付给身为战斗英雄的外公,但当“假军功勋章事件”爆发后,
外公瞬间从老英雄变为老白匪,“就像一个怪异的梦,所有人都在那天成了生人。”
而穗子也毫不犹豫地抛弃外公,趋利避害地一走了之,走得好彻底......
严歌苓不为儿童讳,揭示了儿童心灵之恶的最初模样,
扭过头,举手直指那般成人世界的扭曲、变态,你等该当何罪?
8岁的穗子有位邻居朱阿姨,是剧团的角儿,长得漂亮极了,但在“文革”中不堪羞辱吞药自杀。
不良企图的人们纷纷赶来美餐这肉体的饕餮盛宴,
而穗子只怪自己的“脊梁太小,什么也不能为她遮挡。”
后来,严歌苓在散文《自尽而未尽者》中悲愤地说:
“那尊严和廉耻的丧失便是我理想的丧失:
他们用眼睛糟蹋萌娘身体的同时便是掳走了我心灵的贞洁。”
而这番直指世态人心的情景,
当下的影视剧是全然不会碰的,代之以加持喜感配乐的搞怪情节,让你我笑纳,向监管谄媚。
15岁,严歌苓迎来了自己的初恋,她爱上了比她大七岁的排长,
而排长为了和更高级别的女军官谈恋爱,不惜出卖了她。
这段故事在《灰舞鞋》和《芳华》中都有涉及。
不仅她写给心上人的160封情书被全部公开,而且还当着200多名官兵战友念了20多页悔过书。
这还不够,领导上竟然不依不饶地追问她:
“除了写情书,两个人还有没有做其他的事?”
当年懵懂的严歌苓居然傻傻地不解领导的暗示,后来她不由感慨:
“人在发现一个可以迫害的对象以后爆发出来的那种力量,真是要置你于死地啊!”
倏忽间,从那个年代集体性的“窥春癖”,联想到今天的某些事件,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遗憾地意识到,所谓的“善”,都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狭义性,而人性的狰狞却是永恒的。
在《灰舞鞋》中,穗子侥幸继续留在部队,在众人的嘲笑和鄙弃中做苦力活,
她拼命练习舞蹈,奢望在近乎自虐的劳累中忘记伤痛......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
“在两三个月当中,我真正看到了生与死,看到了血与火的考验,
原来舞台上的表演,变成非常真实的东西,我感到巨大震动。”
她有感而发的叙事诗,很快在军区报纸发表,一夜之间,她就被调到了创作组。
这时严歌苓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自己不论如何苦练舞蹈最多能和其它人跳得一样好,
“原来我是头脑比四肢更好用的人!”
如鱼得水,她的短篇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被《收获》杂志发表;
《腊姐》、《血缘》,也荣登《青春》;
《绿血》获“全国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
25岁,严歌苓选择退伍,专心写作。
此刻,文学的大门正向她徐徐打开,
那个殿堂正呼唤一位执著于对人性探析和观照的中国女作家。
30岁,她却决定报考美国的研究生,人生真是没有极限。
于是乎,聚少离多,她年轻的婚姻由柔软而脆弱而破碎,
摆在严歌苓面前的只剩华山一条路。
可能人最大的幸福在于没有多余的选择,在于目标被挤压成唯一。
那么,把三本新概念英语背到滚瓜烂熟,对严歌苓便有了某种仪式感的悲壮。
“梅花香自苦寒来”,她最终被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写作专业录取。
在艰难的求学过程中,她给洋娃娃作保姆,给洋老太太作看护,去画廊给洋人当模特。
有一天,画廊老板暗示她,作“裸体模特”挣钱多,她只得用沉默来表达愤怒......
旅美作家陈燕妮评价严歌苓:
“她制造了一条常人不敢想象的道路,把本不能走的路,硬走成路。”
1991年,《少女小渔》荣获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
五年后,严歌苓编剧并由张艾嘉导演、
刘若英主演的同名电影获1995年第四十届“亚太国际电影节”包括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在内的五项大奖。
严歌苓火了!而且越烧越旺!
然而,对比原著与电影,我们似乎看到了严歌苓人世通达的一面,
小说中的文化内涵被东方少女在西方的意识觉醒所代替,
很讨巧地迎合了西方思想和价值观中被说烂了的主题——
“不要仅仅为他人而活,应该学会自己的感觉。”
一幅沦为鸡汤故事的姿势。
但好在她的小说没有“染魅”,且唯有电影《天浴》毫不扭捏地诠释了原著小说的主题。
“每天老金回来,总看见帆布帘下有双男人的大鞋。......
老金掂起火钳子,夹住那鞋,丢在火里面。......
老金认识这鞋,......场党委有一位,人事处有两位。就这些了。”
随着小说创作渐入佳境,严歌苓也迎来了一个女人的幸福时刻。
第一次见腼腆的劳伦斯,他嘴里蹦出的东北腔,着实把她吓了一跳。
原来,作为一名外交官,劳伦斯曾在沈阳领事馆工作过几年,汉语杠杠的东北风。
FBI们来了,心里打着鼓:
这个中国女人长得这么漂亮,还在中国军队服过役,别不是中国的间谍吧?
所以,后来的那几轮FBI问话和测谎便成了她和劳伦斯结婚前的序曲。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导演热衷于将她的小说改编为影视剧,《金陵十三钗》、《芳华》、《一个女人的史诗》、《当幸福来敲门》......
严歌苓的作品俨然成了消费时代中稀缺的“注意力经济”的典范。
而她本人却对这种火爆的追捧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她说:
“文学,用影视剧来宣传,这很悲哀。”
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统计,中国电影电视中有40%改编自小说。
难怪黄发有先生在其《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一文中指出:
当前小说创作不过是挂着小说的名义,实则是为影视而进行的剧本写作而已。
“电影和电视带给你如此大的收益,你就会不自觉去写作它们所需要的作品,这有时候对文学性是一种伤害。”
严歌苓是清醒的。
其实,改编最可怕的不是丢失文学性,而是抛弃思想性或转移思想性。
使“宽众”们沉浸在泛娱乐文化的麻木之中,成为所谓主流价值观的疯狂附庸。
严歌苓说:“我将会写作一些‘抗拍性’很强的作品!”
果真如此,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锦绣前程将大为可期。
那时,我们心中必定是十八个猴上蹿下跳,喜的抓耳挠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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