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關係應該遵循健康穩定發展的主基調，符合中美雙方利益，也是國際社會普遍期待，更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全球包容性發展的客觀需要。
智庫觀點
郭威
中美貿易摩擦的經濟學分析
特朗普堅定持有並大力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觀點，其邏輯主要分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貿易發展中的淨出口變化阻礙了美國的經濟增長。根據西方經濟學中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一國GDP從總需求的角度來看，由四個“輪子”驅動，即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支出以及淨出口。數據顯示，2015年在上述四個“輪子”的共同驅動下，美國經濟增長率達到3.3%，但大量外貿赤字的存在，導致其經濟增長率下降約1個百分點，經過價格水平波動調整後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僅有2.4%。
第二，我國貿易赤字提升了美國的失業率。特朗普曾在多個場合公開指出，美國製造業失業率的上升根本上是由於中美之間的大量貿易順差所致。此種言論的論據是，自我國2001年加入WTO之後，中美貿易順差規模和速度出現“雙增長”，從2000年年初的838億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3672億美元。特朗普政府據此認為，正是因為我國的大量出口導致美國出現巨大貿易逆差，美國在不公平貿易中利益受損，使得本國勞動力大量失業。
第三，對華貿易政策轉變即可帶動美國就業。
要通過消除貿易赤字來創造就業，必須首先改變對華貿易政策，徹底改變中美貿易失衡乃是增加美國就業數量的最優選項。特朗普政府指出，如能大幅降低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可極大地改善美國勞動力就業水平。
第四，長期實行貿易平衡戰略有助於穩定美國經濟增長、就業等指標預期。特朗普認為，若美國持續推動貿易平衡戰略，不僅可以消除貿易赤字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負效應，而且可以釋放積極信號，穩定各國對美國的投資預期，改變美國多年來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下行的趨勢，通過帶動美國的經濟增長增加其就業機會和水平。
基於以上邏輯，美國對我國實行的貿易政策似乎表面看起來是“順理成章”，但看似“合乎情理”的邏輯是否真實準確呢？我國又該如何看待和採取何種措施呢？
理性看待中美經貿關係
為積極應對和處理中美貿易政策變化，有必要理性辯證看待中美兩國發展關係及其貿易失衡問題。
首先，從兩國長期發展關係來看，不宜用“修昔底德陷阱”形容兩國關係。從歷史現象中找尋大國之間的關係值得肯定，但簡單套用兩千多年前的理論來闡釋21世紀全球發展中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未盡合理。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轉換，經濟地位和格局的變遷，當今中美兩國關係與歷史上的案例相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置身全球化與多元化時代，中美關係發展的特徵更多地表現為“競合博弈”特徵，而不是“零和博弈”。作為高度文明和成熟理性的、分列第一第二的兩個經濟大國，局部的、暫時的摩擦在所難免，是可預料和接受的。但是整體的、長期的“損人不利己”的貿易摩擦不會成為兩國的戰略常態。因此，科學判斷中美兩國關係的長期發展趨勢，應當依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採取動態的、普遍聯繫的、全面的以及更加符合實際、接近事物本身客觀規律的範式分析和處理問題，避免陷入“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境地。
其次，從兩國經貿關係來看，深度的融合互補決定了持久的貿易摩擦無法達到單方獲益的效果。中美雙方經貿關係的快速發展，為兩國生產企業和消費居民帶來了切實的利益，也成為全球經濟關係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且呈現出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模式特徵。所以，作為兩國經濟關係中的重要一環，中美貿易並非直接競爭，而是具有極強的互補性。從總量上看，金融危機後，我國佔美國對外進出口貿易額比重不斷上升，2015年，我國首次超過加拿大，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美國則是我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在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下，中方企業對美投資迅速增加，2015年首次超過美國企業在華投資，截至2016年年底，中美雙向投資已累計超過1700億美元；從結構上看，美國對我國出口的主要是中高端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以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而我國出口美國的產品則恰好相反，主要是中低端附加值較低的產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長期以來，中美兩國正是依照要素稟賦所形成的比較優勢，在全球產業鏈分工條件下實現著差異化競爭，兩國貿易關係總體屬於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的關係，絕非“非此即彼”的零和關係。
我國應對國際挑戰的戰略舉措
就目前所達成的戰略性框架協議來看，是明智和理性之舉。從中長期來看，保持戰略定力，久久為功，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切實發展實體經濟，調整產業結構，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才是根本之策，是我國積極應對各類國際挑戰，在國際競爭中牢牢掌握主動權，以不變應萬變的理性戰略選擇。
第一，大力發展實體經濟。一個國家無論發展到什麼階段、什麼程度，實體經濟始終都是經濟發展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的根基。根基穩固，無論別國採取什麼樣的壓制和干預政策，都能夠積極應對，獲得主導權和優先權。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發展實體經濟，重點在製造業，難點也在製造業。製造業，特別是高端裝備製造業是一個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長期體現。為此，必須大力實施《中國製造2025》，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進一步加強統籌協調、部門協同和各級聯動，切實降低實體經濟制度性和交易性成本，推動政策、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湧入實體經濟特別是先進製造業領域。
第二，持續優化產業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直接關係到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只有產業結構合理，才能夠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我國產業發展長期以來處於“微笑曲線”的中游環節，資源消耗最多，環境汙染最重，生產要素投入強度最大，但產品附加值卻最低，我國產業必須由中游逐漸向上遊（產品研發、設計、標準制定、品牌）和下游（市場、渠道、物流、金融）延伸。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進程中，必須形成具有持續競爭力和支撐力的工業體系，推動形成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制造業並駕齊驅、現代服務業和傳統服務業相互促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軍民融合發展的產業結構新格局。
第三，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堅定不移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高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核心競爭力的必由之路。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人口、資本、資源等傳統生產要素的紅利逐漸消退，“高端受壓”與“低端受擠”並存，以致我國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緊迫性大大增加。我國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核心技術買不來、換不來、求不來，必須走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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