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山西省五臺縣人傑地靈，佛教名山——五臺山鍾靈毓秀，此地近代以來名人輩出，徐向前、閻錫山就是其中的僥僥者，二人分屬敵對營壘，但就歷史地位而論，都堪稱翹楚。被民間稱為“山西王”的閻錫山年長，是舊政權在大陸最後一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晚生18年的徐向前則是新政權的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十大元帥之一。說起來有意思，閻錫山還是被徐向前在解放戰爭中趕出山西的。其實，在中國近代史上，五臺縣還有一位名揚中外的卓越人物——徐繼畬，論起來，他還是徐向前的宗親。據五臺縣《徐氏宗譜》考察，徐繼畬其實是徐向前的高祖（徐繼畬為五臺徐氏第十五世，徐向前為十九世）。徐向前當為徐繼畬這樣一位先輩而驕傲，徐繼畬更為徐向前這樣一位後代而自豪。在我國近代歷史上，五臺徐氏之徐繼畬和徐向前，如同兩顆明星，光照千古，輝耀山河。
身世及任職
徐繼畬（yú，音“餘”，毋與“畲”混），字松龕，清乾隆六十年10月（1795.12），生於代州五臺縣（今屬山西省忻州市）一個清貧的士宦之家。《清史稿·徐繼畬傳》稱：“繼畬父潤第，治陸王之學。繼畬承其教，務博覽，通時事。”徐繼畬曾隨其父寓居京師，師從《紅樓夢》著名續作者高鶚等人，受過良好教育與傳統薰陶。他於道光六年(1826)參加殿試，得中進士，列榜二甲（山西籍僅止三人），且為朝考第一，時稱“朝元”，“以著作名世者，唯先生一人”。朝考文題為《政在養民論》。徐繼畬認為，“古聖人陳謨贊化，不曰治民，而曰養民，養之雲者，養其身，並養其心。……其養民之身，不啻自養其身，而疾瘼之無不周知。養民之心，不啻自養其身，而慆淫匪彝之無不規於正。……若夫管商之權謀，富國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言養。漢之文景，亦庶幾矣。而厚其身，未正其德，於養之義，猶未盡也。”（《清徐松龕先生繼畬年譜》，方聞編，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30-32。以下只注《年譜》與頁碼）風華正茂的徐繼畬剛剛邁入仕途，即傳承了自古以來的民本主義傳統，成為新一代士大夫的立身從政之楷模。尤其應當注意的是，他在文中強調的是“養民”，而且是“自養”，而非皇權統治長期強調的“治民”與“牧民”。他批評了管仲、商鞅“富國而不知富民”，只不過是政客的權謀；同時對西漢的“文景之治”只做到了“厚其身，未正其德”，表達了“猶未盡也”的遺憾。徐繼畬殿試中榜第二年，因父親病故，丁憂在籍，整理其父遺著《敦艮齋遺書》。該書以心靈自由為主旨，深入批駁了宋元以來的官學——朱熹理學，極富創意地將人心、人性的獨立自由歷程，表述為由坎到艮的歷程。“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與由乎天，立由乎人。人事無窮，而此為先。”徐繼畬在編纂《瀛環志略》過程中，所表達的世界觀與人類觀與此不無關係。
道光十年（1830），徐繼畬服闕期滿後，進京候旨，授翰林院編修。道光十三年（1833），補陝西道監察御史。此時的道光皇帝，意氣風發，勵精圖治，當他收到徐繼畬的奏疏後，“稱善再四，風示有位”，“海內翕然想其風采，以為賈生（西漢名臣賈誼）、陸宣公（中唐名相陸贄）復出也。”（《年譜》，頁54）此後，徐繼畬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歷任陝西道監察御史、廣西潯州府知府、福建延建邵道、廣東鹽運使、廣東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廣西巡撫、福建巡撫等職。在其從政後期雖曾為封疆大吏，擔任過福建巡撫、閩浙總督等要職，但卻仕途坎坷，屢遭貶黜。直到去世的前幾年，才重獲起用，任太僕寺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兼總管同文館大臣等。十九世紀上半葉，腐朽封閉的滿清王朝面臨歐風美雨的強烈潲擊。從徐繼畬的任職經歷來看，除了陝西道監察御史等少數幾個職位，徐繼畬始終身處海防前哨。這使他更為直接地感受到外國列強對這個外強中乾的老大帝國的威脅。
禁菸對策
19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資本主義得到迅速發展，英國資本為了打開我國海關大門，改變對其不利的貿易局面，開始對我國實施罪惡的鴉片貿易。如何應對這種經濟侵略，滿清君臣憂心忡忡。當時，朝野上下對禁菸存在兩種主張，即“嚴禁派”與“馳禁派”。道光二十年（1840），徐繼畬時在福建汀漳龍道任上，撰寫了一篇《禁鴉片論》，詳細論述了“鴉片之害與禁治之方”。他譴責英國是“犬羊之族，不知信義，唯利是圖，處心積慮”，目的在於“剝我元氣而富強其國者”。他認為禁菸辦法有三:一曰“杜來源”，一曰“絕興販”，一曰“嚴吸食”，並把重點放在重懲吸食上。對於吸食者，其治理順序是，“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先內而後外，先豪猾而後良弱”。如此，“外以伐強寇之陰謀，內以消奸民之反側，所誅者少，所全者眾，愚以為彌大患於無形，而復凋敝之元氣，計無有良於此者。”（《年譜》，頁347-350）基於對西方列強和閩粵民風的瞭解，他主張既要杜絕鴉片貿易對我國民眾與貿易的危害，又要防止激起既得利益群體的叛亂與譁變，也要避免外國列強尋釁滋事發動戰爭。他的意見仍然屬於“嚴禁”一派，但其思路更為理性、更為周詳，強調重點、強調順序、強調策略。在當時國力孱弱，無力禦敵的情況下，他的意見更為穩妥。然而，他的建議並未受到清廷的重視。
1839年8月，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對英國向我國輸入鴉片的非法貿易行徑採取了嚴厲措施，勒令外國煙商交出鴉片，並在虎門盡行焚燬；1840年1月，為制裁英方的非法貿易行徑，下令永遠斷絕與其貿易，並將在華英人驅逐出境。滿清朝廷的這些措施，在歷史教科書上通常稱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索。同年4月，英國議會以微弱多數通過決議，決定對華採取軍事行動，戰爭由此而爆發。
抵抗英軍侵略
英國遠東艦隊在對我廣州沿海發起進攻的同時，當年4月，其軍艦又沿海岸線北上，駛入福建穿山洋，福建沿海發生騷動，“民心惶駭，一日數驚，文武官中有將家眷偷送出城者，百姓紛紛多有逃亡之意。”徐繼畬在家書中寫道：“當此危難之際，正當捐糜圖報。逆夷叵測，事無了期，與此土為安危，與此城為存亡，以八字自堅曰：‘竭力盡心，聽天由命’，如是而已。”（《年譜》，頁80）他等於向家鄉父老表達了為國捐軀的堅定意志。
史載，“海疆事起，敵艦聚廈門，與漳州隔一水，居民日數驚。繼畬處以鎮定，民賴以安。”（《清史稿》卷422）史書記載過於簡略。7月，英軍憑藉堅船利炮攻佔廈門後，時任汀漳龍道道臺的徐繼畬督率兵勇晝夜防守近在咫尺、一水之隔的漳州，誓與城池共存亡。徐繼畬向家人寫信道：“城如不保，陳忠愍公（隋朝的陳啟泰）祠內，吾盡節處也。”（《年譜》，頁81）他為其剛剛出生的女兒取名為“漳生”，以志其赤誠的愛國保土之心。徐繼畬沉著備戰，親自調集民兵，採集大木排，樁塞鎮門各港口，指揮軍民共同扼險固守。英軍得知福建沿海預有防備，未敢侵擾。轉向駛離。
翌年（1841）8月，浙江定海、鎮海等地接連失陷，葛雲飛等愛國將領英勇殉國。徐繼畬目睹清軍慘敗，他總結失敗原因時指出：“我之官兵則承平日久，人不知戰，名之為兵，實則市人，無紀律，無賞罰，見賊即走，此其所以敗也。”（《年譜》，頁79）他慨然長嘆道：“二百年全盛之國威，乃為七萬裡外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將帥，接踵死綏，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興言及此，令人髮指眥裂，泣下沾衣。”（《年譜》，頁80）其憂憤之情溢於言表。
鴉片戰爭結束後，徐繼畬升任福建巡撫。他看出“英酋心懷叵測”，“往往聲東擊西，言此意彼”。他認為，“防之於後，不若制之於先”，“切勿恃其平日安靜，致有猝不及防之患”（《年譜》，頁113）。於是，他著手修建炮臺，加強險要防衛，隨時準備迎擊入侵之敵。道光三十年（1850），英軍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妄圖挖掘臺灣基隆附近的煤炭資源。徐繼畬“備文照復，正言拒止”，並秘密行文臺灣淡水同知曹士桂，“糾合各地士民，公同查禁，並刊立禁碑，嚴密防範”（《年譜》，頁160）。禁碑現存臺北市公園博物館大樓前右對面，是徐繼畬保護國家資源的有力證據。
從徐繼畬在鴉片戰爭爆發後的政策主張與應對策略來看，人們無論如何得不出徐繼畬是一個對西方列強奉行“妥協”、“賣國”政策的“投降派”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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