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廣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需正確處理幾對關係
一是以人民為中心和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關係。從根本上來講，以人民為中心既是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思想基礎，也是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方法。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科學定位社會主要矛盾，歸根結底是因為我們黨對人民立場的堅守，堅持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人民提出了多方面的需要，各方面的發展還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解決這個矛盾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全面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著重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逐步滿足人民各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二是以人民為中心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的關係。這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也有助於全面認識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相比較而言，以人民為中心是必須貫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過程、貫穿於“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全部實踐的核心思想，體現了我們黨的根本政治立場與根本價值導向。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主要是指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中要把經濟建設作為中心，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工作重點。而在現階段的經濟建設中，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要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跨越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的重大關口，就要把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作為中心。可見，三個“中心”在內涵和外延上存在重大區別，需要科學對待。三是以人民為中心和堅持黨的領導的關係。就其相互關係而言，以人民為中心和黨的領導是一致的、統一的。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關鍵在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沒有黨強有力的領導，就不可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就是一句空話。與此同時，黨要想領導好一切工作，關鍵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忘初心，不斷奮進，才能使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堅如磐石、使我們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
陳先達：深刻理解文化自信的豐富內涵
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都取得了偉大成就，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但近代以來文化上的自卑心態並沒有因此而絕種，甚至在有些人那裡還擁有廣泛市場。那些鄙視自己文化而只相信西方文化優越的論調，就是被殖民思維餘毒傷害的殘渣。以此來看，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支撐，是主心骨。在樹立文化自信的過程中，正確認識、處理好古今中外文化之間的關係極為重要。就古今關係而言，最為核心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與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單純從文化領域來理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是說不清的，必須上升到社會變革的高度。中國社會從以儒學為指導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是封建王朝更替的結果，而是社會形態根本變革的需要和現實選擇。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自然就包含著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必須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不斷創新、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特徵、民族特色。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主要是為正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必須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進行正確取捨，堅持有鑑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中外關係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本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必須堅持從本國本民族實際出發，堅持取長補短，擇善而從，兼收幷蓄，不斷汲取各國文明的長處和精華，不斷豐富和發展中華文化。文化自信不能簡單歸結為對傳統文化的自信，還應當包括對革命文化和紅色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自信。強調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絲毫無損於我們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輝煌燦爛。
柴寶勇：堅決防止和反對碼頭文化
碼頭文化在我們黨內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是封建“朋黨”“幫派”文化與市場經濟負面效應相互作用的產物。我們黨帶領人民建立了新中國，但封建碼頭文化的遺毒在一些黨員、幹部頭腦中仍然存在。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利益格局變化又銷蝕了少數黨員、幹部的理想信念，拜碼頭、找靠山、搞依附成為其“升官秘籍”，江湖義氣與政治潛規則相勾連成為其“為官之道”。同時，社會轉型期出現的浮躁之風以及相關制度的不完善，也為碼頭文化的滋長提供了社會土壤、打開了方便之門。碼頭文化與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格格不入。碼頭文化這一政治毒瘤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嚴重汙染黨內政治生態，嚴重破壞黨的團結統一、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嚴重削弱黨的執政能力、消解黨的組織力量。如果對碼頭文化不加以整治，任其在黨內蔓延，不僅會損害黨的肌體健康、影響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而且會帶壞政風民風、影響社會團結。堅決防止和反對碼頭文化是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工程。當前，尤其需要從兩方面著力：一是讓信仰內化於心，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引導黨員、幹部切實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二是讓行為約束於制度，注重建立健全法規制度。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讓權力依法而行、循法而動，不搞遠近親疏。尤其要進一步加強黨規國法的執行力度，敢於動真碰硬，堅決破除各種利益鏈、關係網、潛規則，讓碼頭文化在黨內無處遁形。
李軍：“後真相時代”，凝聚共識靠內容而非流量
互聯網的輿論生態具備很鮮明的“群落”特點，因為時空上的隔離被徹底突破，人們有條件找出那些和自己觀點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意見群落”。這個特徵被過分利用後，在傳播中就出現了“態度傾向”，也就是有學者曾經提出過的“後真相時代”的傾向：客觀事實在形成輿論方面影響較小，而訴諸情感和個人價值觀會產生更大影響。通俗地講，就是“人們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這本來只是一種心理學現象，但是，現在輿論中有人利用這種現象製造“傾向”，在傳播中故意把公眾關注點往截然不同的“態度”上去引導，以產生“流量”，這對社會共識的危害是很大的，不客氣地說，這是有意地製造社會對立。在這樣的引導下，各方意見鮮明對立，都在以自己的“態度”為基準去“尋找”事實依據，放大有利於自己態度的哪怕一絲事件要素，刻意淡化甚至掩蓋對自己態度不利的要素。爭吵之下，流量被二次生產出來，如此繼續循環。循環的受益者不可能是陷入爭論的任何一方受眾，而只能是製造“態度對立”的人，因為他們收穫了畸形的資源。正是因為這樣的情況，才讓部分人在觀點大潮的拉扯中迷失了共識方向，結果就是一些偏頗的觀點反而似乎有了市場。人們對事物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看法，但是這些看法都不能偏離事實和共識這個圓心。當發生了偏離或者出現偏離苗頭的時候，就需要傳播者警醒並採取措施。這也就是為什麼新聞導向的重要性一再被強調。互聯網發展到現在，確實到了該對“流量內容比例”糾偏的時候了，內容是制高點，是大格局，對我們當前的事業起到根本性作用。在內容生產的過程中，要把握好圓心，從格局上保證“制高點”，警惕對內容的重視重新被拉回到流量取向上去，忘卻了媒體人在這個大時代所肩負的最重要的職責和使命。
柴尚金：西方多黨民主陷入理論與現實困境
當競選成為黨爭，民主異化為選票後，西方的多黨選舉已走向民主的反面，政黨日益被選票綁架，選民徒為選舉機器，多黨競爭的票選民主“功夫在票外”，選舉角逐最終以競選“奇招”和金錢實力取勝。“選民是上帝”，得票是“王道”，有人為多拉票，高調許諾，好話說盡，但上臺後無一能兌現。有評論指出，選舉是人為操控的“紙牌屋”，政客連任比責任更重要，政治遊戲裡面藏著許多見不得人的“骯髒秘密”。近年來，西方國家大選投票率不超過50%，棄選增多，特別是年輕人不投票、不發聲的比例上升。德國媒體指出，選舉不再是抵達公平正義的正道坦途，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也處於危機狀態。西方政治是用金錢打造“民主牌坊”，西方政客與資本寡頭生死與共，金錢政治與西方民主狼狽為奸。從表面上看，選舉民主一人一票，公民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權利。然而，權力角逐是按金錢而不是按民主原則進行的，選舉結果很難體現真實民意，也很難選出公認的優秀領導人。選民在投下手中神聖一票後，對由誰來組成政府、政府如何決策等國家大事就沒有發言權了。候選人通過各種手段一旦當選後，往往將競選承諾束之高閣，符合多數民意的許多重大民生問題往往不會納入決策選項。民主票選出來的政府不依民意辦事，精英政治越來越成為寡頭政治。雖然金錢政治並不都是赤裸裸的權錢交易，但利益集團誘惑政客、政客“量身定製”公共政策以滿足資本利益的置換關係是不變的，“一人一票”表面上的平等掩蓋了金錢政治事實上的不公平。雖然金錢不可能完全決定選舉的最終結果，金主並不一定會選上總統，但沒有足夠的競選資金，政客們的“總統夢”肯定圓不了。西方主流政黨競選主張大多遷就大資本，他們的區別只在於政府權力大小多少程度的不同，不管誰上臺，都改變不了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為資本利益最大化服務的本質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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