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是東亞兩個最先走上近代化道路 的國家之間的一場重大較量。結果是中國海軍慘敗，陸軍潰敗，被迫簽訂中國近代史上損失最為慘重的《馬關條約》。此後，偌大的中國被日本整整欺負了半個世紀。
日本繪佩裡像。1853 年 7 月，美國海軍准將佩裡率領一支艦隊停泊在日本的江戶灣，日本被迫向西方開放。
光緒二十年（1894 年），朝鮮問題凸顯，中日之戰一觸即發。中國究竟應該怎樣應對東北亞危機？假如中日不幸開戰，中國究竟應該如何應對？後來的中國人知道在戰略上要蔑視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但 1894 年的中國人，被“同光中興”熱昏了頭腦，在戰略、戰術兩個層面均不將日本當回事。
著名詩人易順鼎在甲午年（1894 年）七月上了一份《陳治倭要義疏》，其中一段這樣說：“日本鼠也，非虎也。言其餉，則借債；言其船，則木質；言其兵，則市人；言其技，則淺學；言其國勢，則中幹；言其人心，則內亂；言其土地、人民、賦稅，則不過敵中國一二省
。中國之財力，勝十日本而有餘，豈制一日本而不足？”易順鼎是一位天才詩人，究竟是什麼遮蔽了他的雙眼？即便在甲午戰爭過去兩個甲子的今天，仍值得我們深思。唯一看到問題癥結的是孫中山。孫中山與易順鼎年齡相仿，但其見解卻大相徑庭。
孫中山認為，不應該被所謂“同光中興”所迷惑，真實的情形是：“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矇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剪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
表面的風光掩飾不住內在的空虛，捫心自問，有志之士，能不撫膺？問題究竟在哪裡？孫中山的答案是：“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裡土地之饒，固可
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極！”
1868 年 3 月明治政府頒佈了“五條誓文”: 一、廣興會議，決萬機於公論 ; 二、上下一心，盛行經綸 ; 三、官武一途，庶民各遂其志 ; 四、打破舊來之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 ; 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在短短的幾年中，日本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國家制度，從而使日本在東亞地區第一個走出了傳統王朝的模式，走上了近代社會的道路。
1894 年，經過長期精心策劃和擴軍備戰，日本完成了侵華戰爭的準備。日本政府為這場戰爭做了充分的準備，戰前日本大本營制定了完整的作戰方案：日軍總目標是最終在華北平原與清軍主力進行決戰，迫使清軍投降。達到此目標的關鍵是海軍作戰的勝負，所以日軍部署第一階段派遣一部分兵力進入朝鮮牽制清軍，在海上與北洋海軍進行決戰，爭奪制海權；第二階段驅逐清軍出朝鮮，進入中國決戰。
與此相應，清軍採取的是陸軍集結於平壤採取攻勢；海軍扼守渤海灣門戶掩護陸軍進駐朝鮮，採取守勢的戰略 。
九月十五日，日本攻陷平壤。第二天，北洋艦隊與日本艦隊在鴨綠江口外的黃海海面相遇，雙方展開激戰，經過五個小時海戰，中國損失四艘軍艦，一千餘名官兵戰死，而日本只損失了一艘軍艦。日本取得了黃海、渤海的制海權。
黃海海戰中國雖然慘敗但主力尚存，更致命的是陸戰一觸即潰。日軍按照既定方案，從朝鮮侵入中國遼東，攻佔旅順。從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日軍對旅順進行了三天大屠殺，中國無辜群眾兩萬多人被殺害。
1895 年二月，日軍從陸路攻陷威海衛軍港，海軍提督丁汝昌自殺，十一艘戰艦被日本掠奪。自此，經過三十年自強運動的中國，在陸上、海上均遭到最慘重的失敗。日軍將李鴻章的淮軍趕出朝鮮後，成立了以朝鮮大院君為首的傀儡政權，宣佈朝鮮獨立，進而全面佔領中國遼東地區。海上，經營將近三十年的北洋水師，連同後方軍港，全軍覆沒。
甲午戰爭的威海衛海戰圖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馬勇
中日兩個國家都在 1860 年前後轉身向西方學習，那麼這兩個國家學習西方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呢？日本是全心全意地學習西方，脫亞入歐轉型向西，徹底地學
；中國呢，是經過鴉片戰爭打擊之後，開放一點國門，象徵性地學。因為中國是被打敗之後學，所以就帶有這樣一種心態：“我學，就是要復仇的，‘師夷長技’我是要‘制夷’的。”這是中日兩國在學習西方時最大的差別，並因此造成了中日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在 1860 年之後慢慢凸顯：中國是“一定要守住”的狀態，日本則是“一定要走出去”的狀態。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分水嶺。在此之前，儘管中國遭遇了一連串的失敗和挫折，但中國人內心並未產生如此大的震動。中國士大夫們認為中國的制度與文化還是優秀的，西方只是在物質層面、堅船利炮上優於中國。所以不管是洋務運動還是海軍建設，清朝都把主要目標放在發展工商業和武器裝備業上。但是，被同屬東亞的一個與中國在同一時期被迫開放的小國日本徹底打敗，這一事件給予中國士大夫心理上的震動是根本性的。
從此以後，中國人心裡的“華夏中心主義”開始解體，中國在道德上依然是世界的中心這個觀念不復存在。加上此後愈演愈烈的瓜分狂潮，促使中國人民思考對社會制度進行徹底變革，甚至拋棄清朝統治，按照近代民族國家的模式建立新的國家的觀念也已經開始出現。從此以後，維新與革命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題。
近代民族國家的擴張過程，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以及西方宗教與近代化文明體系的支撐。中國人對這種挑戰的認識經歷了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儘管清朝政府屢次喪權辱國，但以高級官僚和士大夫組成的社會精英階層很少對失敗背後的真正原因進行深刻的反思。甚至洋務運動的主要推動者李鴻章等人，對西方社會的認識也很膚淺，所以他只是對軍事和外交進行改革。
清王朝先天不足或許是真的，但是清王朝如知錯能改，急起直追，踏踏實實地進行改革，誠心誠意地學習東、西洋，追求富強，浴火重生，
並不是沒有機會，帝國體制並不必然成為歷史陳跡。清政府沒有在學習西方的道路上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而是半信半疑，中體西用，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到頭來發現學習西方的結果，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程：
中國擁有一支亞洲最強的現代化海軍，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權意識；中國擁有一大批近代企業，諸如福州船政局、輪船招商局、製造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等，但沒有產生自己的資產階級。掌管這批近代大型企業的人，差不多都是“紅頂商人”，因而這些企業雖然在基本裝備上非常現代化，但管理它們的卻是舊式衙門。
落後的政治體制，舊傳統背景下不可克服的腐敗，讓清政府陷入無法自救的惡性循環中，腐敗、貪汙、驚人的浪費，是晚清官場的常態，清政府找不到重建新秩序的契機，經濟上的“同光中興”並沒有給中國帶來一個新的時代 ，中國沒有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加入與世界同步發展的軌道，更沒有踏上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節拍。
在這個近代化的過程中，清政府只是被逼無奈地在西方列強的一再打擊下亦步亦趨地在有限領域進行著改革與整頓，社會整體與政治體制卻頑固地堅守在舊體制之中。相比之下，日本的改革卻是根本的。明治維新為日本建立了現代政治制度，在此框架下開始商業、科學領域的改革，這與清朝的洋務運動有著本質區別。
此外，人的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以總理衙門大臣奕訢和直隸總督李鴻章為首的清朝官僚集團，對於維護國家主權的動力要遠遠低於對於維護他們個人政治權力的動力。他們目光短淺、苟且偷安，過度關注個人權力和派系勢力，缺乏大局觀念，沒有堅強的意志和決心,經常幻想著以金錢換取暫時的和平 。
《馬關條約》簽訂場景
甲午戰爭再次給了國人重重一拳。甲午戰爭，特別是黃海海戰、威海保衛戰之後，精神受到強烈刺激的莫過於嚴復。
作為福州船政學堂的第一屆畢業生，作為第一批前往英國海軍學校學習的留學生，作為北洋水師學堂二十年的教習、總教習，
那些在海戰中犧牲的將士們，不是嚴復的同窗，就是嚴復的學生，由此，我們應該可以理解二十年渾渾噩噩的嚴教習，為什麼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春天拍案而起，成為當時中國最憤怒的人。嚴復沒有將注意力放在追究戰爭的責任上，他雖然認為李鴻章的戰略、戰術都有問題，但他並沒有停留在淺層次的埋怨、指責上，而是從中西文明大背景的角度來探究中國何以敗，何以敗得這樣慘。
據嚴復分析，甲午之戰非同尋常，這是中國自秦朝以來的大轉折，是中國冥冥之中的“運會”，不可捉摸，無法言說。其結果之所以這樣，主要應該歸結於傳統，歸結於中西文明的根本不同。嚴復從多方面比較了中西文明的差別：“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
嚴復的這些分析，或許並不那麼嚴謹，但一百多年過去了，這些差別仍然值得我們深思。差別當然並不意味著優劣，但在一個憑藉實力說話的叢林世界中，力量就是一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落後就要捱打。
落後不僅侷限於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還包括觀念與文化。這就是甲午之戰留給中國人最深刻的教訓。
嚴復（1854—1921年）
慈禧太后的統治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對她個人的責難和仇恨是沒有意義的。後宮或者內宦擅權干政，是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中最為普遍的頑疾，也是許多王朝毀滅的原因。但是，中國古代政治體制一直沒有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王朝權力無限集中於最高統治者之手，使得皇帝的個人素質與行為習慣對整個國家產生巨大影響。國家制度在賦予最高統治者至高無上權力的同時，並沒有制度來規範皇權的使用，也沒有制度來更好地解決皇權的繼承，以保證皇帝是最優化選擇。
道光皇帝晚年，清朝處於外部列強入侵、內部人民起義等內外交困的狀態，朝廷急需一位能夠擔當大任、挽救王朝命運的人選擔任皇帝。道光皇帝在皇六子奕訢 與皇四子奕詝之間猶豫不決。
此時，兩個皇子都竭力在父皇面前表現出最強的一面。在各種素質的比較中，奕訢 都較勝一籌。但是，奕詝的師傅杜受田對道光的心理深有揣測，他應用了“示弱”的策略，讓奕詝 在道光面前盡力掩飾能力的不足，只是一味裝扮出悲哀、仁慈、對皇帝的健康深為關切的姿態。這種偽裝出來的仁慈成功地擊敗了競爭對手，使得奕詝 順利地成為咸豐皇帝。也正是這位皇帝，使得清朝在太平天國和列強的打擊下，江河日下。
皇位繼承製度中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而對於接近權力中樞的人物疏於控制，更是專制極權制度的痼疾。近代，是民族國家互相爭霸的時代，海洋已將原來相距萬里老死不相往來的世界連為一體，王朝不能再依靠自身的慣性而存在了。
對於體制內的官僚集團來講，在最近二百多年的統治中，極端的君主專制將官僚體制內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了一種習慣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們貪戀的僅僅是權位和金錢，而對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命運沒有任何考量。
原因一點都不奇怪，在極權主義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名義做出的罪惡行為的後果是由全體人民來承擔的，從未有人試圖去追究參與決策者個人的責任。這就導致了以損害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個別集團謀取私利的行為甚囂塵上，在大多數時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離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團依然不願罷手。原因很簡單，政權崩盤的後果都是由全民來承擔的，其中災禍影響最深的是那些普通民眾。即使這些利益集團大都在改朝換代的戰火中玉石俱焚，他們也停不下掠奪的腳步。
西方描繪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的漫畫
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英國派往中國的特使馬戛爾尼勳爵在經歷了覲見乾隆皇帝的種種曲折後，有過一個深刻而富有洞見的預言：“中華帝國是一艘陳舊而古怪的一流戰艦，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繼的能幹而警覺的官員設法使它漂浮著，並憑藉其龐大與外觀而使四鄰畏懼。但當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領航時，它便失去了紀律與安全。它可能不會立即沉沒，它可能像殘舸一樣漂流旬日，然後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卻無法在其破舊的基礎上重建起來。”
歷史還是給清王朝留下了一線生機。甲午戰後，中國人有過一次非凡的覺醒，新的理論開始在中國傳播，中國面對西方刺激所做出的反應，已經超越器物層面，開始向制度層面轉型。
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說，前此三十餘年洋務新政“之言變者，非真能變也。即吾曏者所謂補苴罅漏，彌縫蟻穴，漂搖一至，同歸死亡。而於去陳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在梁啟超等人看來，中國只有徹底放棄舊有的一切，滌盪舊俗，沖決網羅，重建新的制度與統治模式，才有可能報仇雪恥、重振雄威。
遺憾的是，路走得太艱難了。王朝的執政者，總以為時間還多，不在乎一朝一夕，殊不知，工業化時代在時間上根本輸不起。
維新失敗，民族主義崛起，亞洲覺醒，清王朝的政治改革重新起步，力度之大，意志之堅定，都超出人們的預料。當慈禧太后、光緒皇帝興沖沖地在 1906 年宣佈政治改革啟動時，革命黨經過十年挫折，已經對清政府的改革毫無興趣。
回望 1905 年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大論戰，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歷史留給大清王朝制定政治改革方案的時間已經不夠了，政治改革已經不能引起知識精英的興趣了，更不能變成中國人的共識。清王朝在最後的歲月試圖高歌猛進，但這個高歌，只是為帝制中國唱響了一曲哀婉的悲歌！中國由此“猛進”至一個全新的共和時代，清王朝成為歷史陳跡。推翻帝制後的中國並沒有立即走上和平穩定、建設共和之國的陽關大道，相反卻步入了前清舊軍閥勢力割據鬥爭的局面，共和國需要進行艱苦的整合。共和與復辟、獨裁與民主、戰亂與腐敗，仍舊像夢魘一般纏繞著古老而又新生的中國。歷經苦難、飽受欺凌的中華民族在經歷了辛亥革命這樣的歷史劇變後，並沒有停止對救國之路的探尋。
卜憲群 總撰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撰稿
華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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