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自行車不再只是簡單的交通工具，而是與綠色健康的生活方式聯繫在一起。
而自行車在最初傳入我國時，曾因價格昂貴、技術複雜而被束之高閣。
自行車問世距今已經有兩百多年了。在自行車發明和改造的歲月裡，不同類型的自行車都曾傳入過中國。
“天價”自行車，最初可以分期付款
雖然傳入很早，但自行車在最初幾十年裡卻始終沒有流行起來。其原因主要有幾點：第一，價格昂貴，清末自行車在上海、天津等地的車價一般在八十塊銀元左右，相當於今天一輛中檔汽車的價格；第二，自行車本身很笨拙，騎車技術很難掌握，容易摔倒；第三，平坦寬敞的馬路尚未普及，自行車很難適應坑坑窪窪的小路。
於是想要賺錢的商家們開始想盡辦法推銷自行車。
比如上海就出現了許多專門租賃自行車的車行。天津的日本洋行為了推銷自行車，還推出了分期付款的方式。80塊銀元的汽車“以三個月為限，第一個月付30塊銀元，第二個月付30塊銀元，第三個月付20塊銀元。若付現洋，每輛只要付75塊銀元”。
後來，有3名英國人騎著自行車環球旅行來到了中國，此事經《申報》連續報道，引發了國人對自行車運動的興趣。這3人途經長江流域漢口、蕪湖、蘇州等地，最終於1897年12月22日抵達上海，當天上海的外國人騎了幾百輛自行車前去迎接，觀者如潮。
1898年4月1日，《申報》在頭版以社論的形式發表了一個大膽的預言：自行車將來必會盛行。文章描述當時上海的情景：“近數年來，滬上寓居西人多喜習此。此往彼來如梭織，得心應手，馳驟自如。”
民國“首都電廠”工作人員，騎著自行車去抄表
1911年上海郵政局從英國購買了100輛自行車，開始用自行車投遞郵件。這是自行車首次作為交通工具被使用，自行車從此時開始有了公用和私用之分。其他大城市紛紛效仿，包括南京。
文史愛好者張智峰在民國時期發行的《首都電廠月刊》雜誌中找到了證據。“1928年，江蘇省立南京電燈廠改稱為‘首都電廠’，南京城內外及下關商埠均是其營業範圍。由於建設需要，南京城內的電力線路也越來越長。於是，‘首都電廠’為相關人員配備了自行車。雜誌中的照片上，身穿制服的‘首都電廠’電務科檢查人員精神抖擻地騎著自行車去抄表。可見，擁有自行車在當時是相對來說比較稀奇的，所以才會成為照相的取景關鍵。”
不可否認，騎自行車的社會階層已經開始向下流動，有錢的市民還是可以買到的。
上海社科院徐濤所著《自行車與中國騎車人(1868-1949)》一書中提到了一份轉譯於日本《通商公報》的各地日本駐華領事所作的報告，從中我們可以大致瞭解到南京當時售賣自行車的情況。
報告表示，在當時，南京專賣自行車商家只有同昌車行，另外德泰昌、袁豐號和五金商兼營自行車。同昌車行的自行車是從位於上海的該行總號運來的，另外幾家的自行車也是從上海購買的。這些運來南京的自行車大多數是德國造，少數是日本造。這少數日本自行車也不是商家直接去上海買的，而是委託下關湖北街二號日商三星洋行代訂的。
南京勵志社開辦了自行車訓練班
自行車漸漸多了起來，除了能用，還要能玩。當時，南京中央國術館就有專門的車處，還有自行車運動員。他們騎自行車不僅又快又好，還能玩特技動作，跟如今大街上玩自行車特技的耍酷小夥子沒兩樣。
雜誌上的訓練班簡則是這樣寫的：“以養成單車技術、增進健康為宗旨；凡軍政界人士皆可報名；自即日起到本月19日為止都可以報名；想要參加的人需要先向勵志社體育科報名並繳納四角錢，社員報名費用減半；自由車需要個人自備；每週三下午五時半到六時半；開班日期是7月19日，訓練到9月底為止；訓練地點在勵志社足球場。”
自行車車主搬家要上報，晚上騎車還得掛燈
民國時期，自行車最多的城市當屬上海，當然南京也不少。根據當時南京市政府工務局統計的資料顯示，截至1946年12月31日，南京市登記的自用自行車有5583輛，營業自行車有292輛，共計5875輛。既然有這麼多的自行車上路，就應該有相關的交通法規來約束。
另外還有一些零星的規定，比如：自己用的自行車不得出租或私自營業，違者處3元以上5元以下罰金。如果自行車所有權轉移，應該向市政府工務局申請辦理過戶手續，違者處1元以上兩元以下罰金。自行車車主搬離原址，應在5日內向市政府工務局報告，違者處1元以上兩元以下罰金。
那個時候的自行車和汽車一樣，是有牌照的。已經領了牌照卻沒有掛上自行車的，不能上路行駛，違者處1元罰金。牌照有損毀，導致字跡不清的，應該及時更換，違者處0.5元以上1元以下罰金。
不僅有牌照，還有“駕照”。《南京陸上交通管理規則》規定，所有車輛行駛時都必須攜帶行車“駕照”以備查驗，沒帶的人會被處罰，其中自行車將被處1元罰金。（來源丨現代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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