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佛教傳入並興起，道教創建並壯大，都在漢代，除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與漢代有神論氾濫的文化土壤有關。
在中國思想史上，戰國是無神論高漲的時期，理性主義形成思想界主流，不僅儒家“不語怪力亂神”，就連頗有仙氣的道家，也反對迷信鬼神和巫術；及至秦漢，統一帝國建立並趨於穩定，統治階級為了加強思想控制、鞏固社會秩序，便大力提倡宗教神學與世俗迷信，包括統治者個人也好這一口，眾所周知，秦始皇和漢武帝都迷戀神仙方術，欲求長生不死。
在這種政策推動和文化氛圍之下，各種學說都發生了向神學轉化的傾向。包括享受“獨尊”待遇的儒家學說，也在董仲舒的“外科手術”下，嫁接了陰陽家的陰陽五行思想及符應說，並加以演繹和發展，炮製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作為政治上的指導思想。不多談符瑞災異、怪力亂神的孔子學說，演變為充斥陰陽五行、鬼神信仰的“新”儒學，讖緯神學由此發端。（讖是秦漢間儒家編造的預示吉凶的隱語，緯是相對經而言的，即以神學附會和解釋儒家經書。）
到西漢末期，讖緯神學發展迅猛，乃至於氾濫，進而演變成一種神學統治術，利用讖緯預測政治，製造輿論，謀奪權力；在兩漢之際讖緯甚至被稱為“內學”，奉為“秘經”。像代漢建新的王莽，就利用讖緯為自己改朝換代製造理論依據。漢光武帝劉秀不僅利用讖緯謀取天下，在登基後還“宣佈圖讖於天下”，並極力維護讖緯神學的權威。
上行下效，這個時期，各種迷信充斥社會生活，朝野上下瀰漫著鬼神崇拜的神秘氣氛。像王充等極少數無神論者對有神論的猛烈批判，正反映了當時神學思想與迷信行為氾濫的現實。
這無疑是一個最有利於創建宗教的時代。不論是從外傳來的佛教，還是土生土長的道教，便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並逐步成長壯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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