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有這樣的閱讀記憶：躲藏在一個極隱密的角落，偷偷地看著不知被傳閱了多少回，已經破損不堪的一本書，神情緊張。這本書的形象往往是這樣的：黯黃的封皮已殘缺不全，幾點汙漬彷彿斑斑的鏽跡。書頁略有些捲曲，一些折了角，幾張脫了線。這書不是印刷品，而是手抄本。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除了魯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極少數書籍外，其他的文學書籍都被當成大毒草給掃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蕪，造成了人們精神生活的貧乏，這就給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舞臺。這些大多以偵破和反特故事為主，連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很快便佔領了文化的陣地。一些先在城市流傳，後又傳入農村的手抄本，成了城鄉青年爭相閱讀和傳抄的對象。雖然，這些手抄本不能被公開，有的人還因為手抄本判了刑，坐了牢，但還是沒有阻擋住人們冒著危險去傳抄，這說明，在缺少文化生活的年代裡，面對荒蕪的文化，人們尤其是青年們是多麼渴求文化和精神生活。
“文化大革命”時期手抄本內容繁多，形形色色的手抄本有100多種，流傳最廣的有《第二次握手》、《綠色的屍體》、《梅花黨》、《一隻繡花鞋》、《餘飛三下南京》(即《葉飛三下南京》)等。這些被廣為流傳的手抄本如今大都已公開面世了。如張揚的《第二次握手》在20世紀70年代末便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公開出版了，之後還被北京電影製片廠改編成同名電影公開放映。80年代初，峨眉電影製片廠拍攝了電影《霧都茫茫》，而該電影正是根據手抄本《一隻繡花鞋》改編而成的，反映重慶解放前夕，我黨地下工作者與國民黨潛伏特務做鬥爭的故事。2000年，署名張寶瑞著的《一隻繡花鞋》也公開出版發行，還有《梅花黨》也曾公開出版過。《綠色的屍體》、《葉飛三下南京》等手抄本也在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在出版社進行體制改革市場化之後，手抄本成為出版社喜歡的香餑餑。
張英回憶說，自己讀初一的時候，曾加入了《第二次握手》的手抄行列。“當時不只是流通渠道的閉塞或是沒有複印機的原因才手抄，而是抄的過程能注進一股感情，比如，在抄《第二次握手》的時候，我們能通過筆端注入對周總理的一片思念之情，這種感情現在是很難被理解的。手抄本其實就是一種感情的載體。”
而他第二次接觸《第二次握手》的時候，已經是幾年後他上大學以後的事了，那時候已經有印刷品出來了。“在文學還是荒漠的年代，能讀到蘇冠蘭和丁潔瓊生死不渝的愛情故事，對情竇初開的我們的吸引力，就像現在的網絡遊戲對孩子們的吸引力一樣，魔法無邊呵，我只用了一天多就看完了這部25萬字的曾經的‘手抄本’。”
在所有當年流傳的手抄本中，《第二次握手》最具有代表性，經歷最曲折，曾給作者帶來滅頂之災。該書當時曾在社會上各階層，特別是青年中廣為傳抄，這個著作原名《歸來》，北京的讀者在傳抄的時候，把它命名為《第二次握手》。
1963年2月，當時不滿19歲的張揚寫下短篇小說《第二次握手》。當他發現自己的小說受到人們的喜愛，手稿往往流傳出去無法收回，便一遍又一遍地寫，由短篇漸成中篇。這部小說讚美知識分子，鼓吹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歌頌周恩來總理，描繪了一個感人的愛情故事。“當時還很年輕的我頑強保持著獨立思考，在跟甚囂塵上的極左勢力對著幹。‘文化大革命’開場後，我仍在一遍又一遍地寫《握手》，‘對著幹’的色彩更加強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肅殺和文藝荒蕪，也使人們更加歡迎《握手》所渲染的感情世界。”於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寫成的1970年稿開始在全國以手抄本形式流傳，後來被稱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特殊的文學現象”。
1974年10月12日，“四人幫”成員姚文元從“內參”上看到《握手》傳抄的反映。他要了一本看，並於10月14日“指示”：《握手》“是一本很壞的東西”，“不是一般的壞書”，“實際上是搞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查一下作者是誰，是怎麼搞出來的，必要時可以請公安部門幫助查”。
老版《第二次握手》封面
1975年1月7日，張揚在他“插隊落戶”的湖南省瀏陽縣大圍山區被捕，當天即解至省會長沙的省“革委會”公安局看守所。7天后的1月14日第一次提審結束時，預審員宣佈我的罪狀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這句黑話是指作品對周總理的歌頌，說明他們對姚文元的旨意心領神會。罪惡如此嚴重，又“流毒全國”，張揚因此被“內定”死刑。
1976年7月，這個內定的“殺案”，到法院走“過場”。然而值此關鍵時刻，遇上了正直的承辦法官李海初。他讀手稿後深受感動，暗中決定保護這部作品及其作者。他不動聲色地將案子扣在手中，拖延下來，直拖了兩年多，拖到1978年……
令張揚難以置信的是，中共中央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後開始大規模的撥亂反正，一系列重大的冤假錯案被平反。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為彭德懷和陶鑄的平反昭雪，張揚是從《湖南日報》看到消息的，彭德懷和陶鑄的追悼會同時舉行，這個消息讓張揚淚流滿面。
1989年1月6日，張揚與胡耀邦同志合影。（資料照片）
在中共領導人胡耀邦的直接關注下，張揚被平反。1979年1月18日，張揚滿懷疑慮地走出被關押了4年的監獄。
《第二次握手》在軍隊、工廠、農村廣泛流傳，中國青年出版社還曾接到某地公安分局的一個電話，說是他們那裡還關押著一個傳抄《第二次握手》的人，問《第二次握手》是不是真的平反了，真平反了就放了他。
著名作家丁玲1979年8月11日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說：“在‘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文化專制統治下，成千上萬的熱心讀者們，曾經冒著被批判被鬥爭的危險，在暗淡的燈光下閱讀這本書，傳抄這本書，使這本書不脛而走，使有幸讀到這本書的人，在冷漠的寒夜裡，得到瞬刻的溫暖。”
圖書出版後，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國青年報社不斷收到大量的讀者來信。那些信來自全國各地，西藏、海南島、臺灣、香港都有人來信，都是《第二次握手》的讀者。人們翹首以待，希望看到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希望看到同名電影。中國青年報社還收到來自全國各地十多封自稱“張揚”，自命《第二次握手》“真正作者”的信。
對於老百姓來說，“手抄本”和當年穿過的服裝、朗誦過的語錄、呼喊過的口號一樣，成為一個巨大的懷舊符號。
手抄本，將深藏於一代人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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