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和母親在天安門前合影
說的不錯，流血犧牲是英雄，無私奉獻也是英雄。我的父親不知是不是英雄，但在我心中，父親就是一座山。
父親真的老了。“五一”放假，我回老家時，父親坐在家著一言不發。我問他：“認識我嗎？”他望望說，“我兒怎麼不認得！”看到父親居然還認得我，我真的很高興。
父親幾年前患有老年痴呆，一時清醒一時糊塗。剛剛把碗放下來，還說母親沒有給飯他吃。但只要提到朝鮮，提到在三八線、開城、上甘嶺，父親混濁的眼睛好像突然明亮了許多。
朝鮮，這個陌生的國度，是他一生最刻苦銘心的記憶。父親得過一枚志願軍獎章，記得上面有一個和平鴿的圖像。小時我常常拿在手中玩。父親曾告誡我：不要玩丟了,這是要隨他入土的。不想後來真的被我弄丟了。直到現在我一直後悔不已。
我父親是1956年入朝的。這時朝鮮停戰協議簽訂已有3年。因此，他上過戰場，扛過槍，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戰功。但朝鮮3000裡江山，留下了他的足跡，灑下了他的汗水。他與他的戰友們一樣，時刻準備著衝鋒。他把他的青春和最寶貴的年代，留在了三八線附近。
父親曾驕傲地說，他經常給班裡的戰友們代寫書信。父親小時讀過五年私塾，這在他們班裡算是文化水平最高的人了。許多戰友沒有念過書，連名字都不會寫。但就是這樣一支英雄的志願軍部隊，把武裝到牙齒的聯合國軍打到回了三八線。
父親當兵三年，先是在國內訓練三個月，然後乘火車來到朝鮮。我好奇地問過他用的什麼槍。他說用的是蘇式衝鋒槍。吃的經常是國內運來的瓶裝鹹菜，兩斤裝的。1958年10月的一天，他從廣播中聽到中國政府宣佈志願軍回國的講話，然後隨部隊回國了。
父親回國後就復員了，生了我們兄弟五個，日子過得十分艱難。記得我在黃梅一中讀高中的時候，家裡窮得揭不開鍋。我正在長身體，也吃不飽飯，更沒有錢買五分、一毛錢的菜吃。有時就在商店拿5分錢的醃蘿蔔吃一天。醃蘿蔔可是一點油星也沒有。《平凡的世界》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常常流出淚來。書中的孫少平，好像寫的就是我。
我腦海裡總是閃現這樣一幕。那是1984年，我正在讀高二；在一個青黃不接的四五月的傍晚，父親挑著擔子風塵僕僕地來了學校。擔子裡，一頭是40斤大米，一頭是曬乾的紅苕片。父親告訴我，他前一天天未亮就從家裡出來，扛著母親紡的土棉布，走到縣城，再走到鄰省的安徽宿松縣，找到他的戰友。戰友住在大山裡，那裡盛產紅苕，父親就用粗棉布換回了這些糧食。
他談得輕描淡寫。我算了一下。從我家鄉到宿松縣的深山裡，翻山越嶺他走了上百里路。第二天，又挑著上百斤的糧食來到我的學校。他臨走時，給我留下了30斤大米。家裡還有6口人。10斤大米和幾十斤紅苕片，這是一家人一個月的口糧。每餐都是湯湯糊糊，一直要熬到小賣黃了。
父親最大的特點是勤勞。一直到75歲，還騎著自行車走家串鄉販雞到九江去賣，掙錢補貼家用。我讀書出來了，兄弟們的兒子並不好過。有一年我把父親和母親接到城裡住了一週，他就吵著要回去。他告訴我，因為沒有走路幹活，他的腳腫了。他回家後，騎上自行車到處跑，再到田地幹活，腳腫馬上就消了。
父親是10多年前才享受志願軍退伍軍人的待遇的。回鄉後，經過幾十年，父親的紀念章被我弄丟了，退伍證也找不到了。當得知國家有政策後，還是我叔伯的哥哥，在縣檔案館查到父親參軍的原始檔案並落實政策。開始一個月只有二三百元錢，現在漲到1000多元。有了這筆錢，父親也捨不得自己花，都花在孫子身上。
我2014年在北京工作，父親已老得腿子走不動，腳總在地下拖。妻子帶著父母坐飛機來玩。這是父親第一次坐飛機。本打算帶他到朝鮮，但也只好作罷。我與妻子帶父母親來到天安門廣場。父親在天安門前照了影。他高興得像小孩似的。
父親對開國領袖的感情，是無法用筆墨來形容的。記得從天安門回到住處，父親因為沒有瞻仰開國領袖的遺容有點不高興。因為我們從故宮出來後，時間過了中午12點，紀念堂關了門。父親與我說，他看不到開國袖死不瞑目。第二天我要上班，妻子答應陪他去。早晨天還未亮，父親興奮得睡不著爬起床，說要早點去。這天，父親終於瞻仰了開國領袖的遺容，心願終於滿足了。
感謝父親，他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把兄弟五人撫養成人，還送我念完高中，又念大學；最後我還讀了研究生。其實，我父親只是無數普普通通的退伍軍人和農民中的一員。他們這一代人，一輩子吃了幾輩子人的苦。正是由於父輩的堅強和奉獻，我們的祖國才能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
我們在父輩的旗幟下前進，傳承著父輩的紅色基因。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父親教給我的最重要的財富是吃苦耐勞和愛黨愛國。這種品質和信念，才是我們最值得珍惜的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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