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勞動力市場新常態與應對

應對勞動力供求新變化帶來的種種挑戰,適應和引領勞動力市場新常態,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第一,促進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第二,提高勞動力要素的供給質量;第三,繼續推進人口政策調整;第四,健全人力資源市場;第五,轉變就業觀念。

學者論壇

徐平華

近些年,我國勞動力市場供求出現新變化,形成一種新常態,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勞動力市場新常態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勞動力市場由長期過剩轉為短缺。人口過多和勞動力過剩曾經是長期困擾我國的一個經濟社會問題。早在清朝乾隆58年(1793年),乾隆就感嘆當時“天下戶口之數,視昔多至十餘倍。以一人耕種而供十數人之食,蓋藏已不能如前充裕。生之者寡,食之者眾。朕甚憂之”。新中國建立後的很長一個時期,勞動力持續大幅增長。1952—2002年全國經濟活動人口從21106萬增加到74492萬,增長2.53倍,給社會帶來嚴重的就業壓力。20世紀60、70年代的上山下鄉運動和70年代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就是國家為應對就業壓力而出臺的重大政策。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勞動力供求狀況開始發生變化,由長期過剩逐步趨向短缺。根據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對全國約100個主要城市的統計,2001年,全國勞動力市場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為0.71,勞動力仍然嚴重供過於求,但是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在逐年提高。到2010年一季度,全國勞動力市場首次出現供大於求,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達到1.01,這標誌著我國勞動力市場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此後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態勢日益明顯,2017年全國勞動力市場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為1.16,比2016年同期上升0.06,其中2017年第四季度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達1.22,比2016年同期上升0.09。勞動力短缺已經成為常態。

第二,勞動力工資水平由相對穩定轉為較快增長。長期以來因勞動力過剩等原因,我國勞動工資水平一直處於相對穩定狀態,1979—1998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實際工資年增長率平均為4.5%,1988年和1989年甚至是負數。隨著勞動力逐漸轉向短缺,勞動工資水平出現較快增長。1999—2016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實際工資年增長率平均為10.9%,其中2001年、2002年和2007年分別達到15.3%、15.4%和13.4%。進入21世紀後,農民工工資年均增長率也大都在10%以上,2011年增長率達22.5%。

第三,勞動就業的主要矛盾由總量性矛盾轉為結構性矛盾。隨著勞動力市場總體轉向短缺,勞動力普遍過剩的總量性矛盾相對緩和,而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主要表現為:一是一線生產人員短缺與二線非生產人員過剩並存。據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數據,2017年第四季度全國主要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商業和服務業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均大於供給,其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分別為1.37、1.26、1.26。而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僅為0.90,需求小於供給。二是青壯年勞動力短缺與中老年勞動力過剩並存。2017年第四季度全國主要城市勞動力市場中,16—24歲、25—34歲、35—44歲年齡組的勞動力供不應求,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分別為1.30、1.35、1.15。45歲以上年齡組的勞動力則供過於求,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為0.76。

我國勞動力市場進入新常態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是勞動力市場總體轉向短缺的根本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出現持續快速發展。1979—2017年,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5%。尤其是第二、第三產業發展迅猛,年均增長率分別高達10.9%和10.5%,遠高於農業產值4.4%的年均增長率。第二、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增加,勞動力持續由農業向第二、第三產業大規模轉移。當農村剩餘勞動力基本轉移完畢後,勞動力市場總體供求關係就發生根本性變化,由普遍過剩逐漸轉向總體短缺。

其二,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勞動力轉向短缺的進程。始於20世紀70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對勞動力供給帶來重要影響:一是勞動力總量逐年減少。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裡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2011年減少345萬人,此後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每年以300萬左右的數量絕對減少。二是勞動力年齡日益老化。40歲以下農民工所佔比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6年的53.9%,農民工平均年齡也由35.5歲上升到39歲。

其三,其他因素加劇了勞動力短缺,比如普通勞動力的技能培訓相對不足,難以滿足企業需要,加劇了企業招工難問題;勞動力市場體系不完善,市場信息不充分,增加了企業招工和勞動力職業搜尋的時間和成本;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一些企業用人觀念和部分勞動力就業觀念落後等。

勞動力市場新常態的出現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突出表現為企業“招工難”和用工成本上升,部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受到很大壓力,傳統的粗放式發展方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同時,勞動力市場進入新常態也是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一個重要因素。勞動力短缺和用工成本上漲,使過去依靠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和人口“紅利”等因素支撐的高速增長難以為繼,經濟增長速度因此由高速轉為中高速,而經濟增長方式只能由過去的“粗放式”增長轉為依靠優化經濟結構和提升經濟質量的“集約式”增長,經濟增長動力也必須由要素投入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由此經濟新常態呈現“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的特徵。

應對勞動力供求新變化帶來的種種挑戰,適應和引領勞動力市場新常態,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第一,促進經濟向高質量發展。應對勞動力短缺和用工成本上漲,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斷優化經濟結構是必由之路。要從粗放式發展轉向集約式發展,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和新興產業,推進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其中關鍵要轉換髮展動力,把經濟發展從拼資源、拼消耗、拼人力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自主創新上,實現創新驅動發展。

第二,提高勞動力要素的供給質量。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高素質的勞動力。必須加強基礎教育,發展素質教育,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完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廣泛發動各級各類職業培訓機構和職業院校開展多層次、多形式的職業技能培訓,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完善高校學科專業結構、人才培養結構和培養模式,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辦好繼續教育,加快建設學習型社會,大力提高國民素質。

第三,繼續推進人口政策調整。20世紀70年代出臺計劃生育政策的背景是當時人口和勞動力的嚴重過剩。如今勞動力的供求形勢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勞動力由過剩轉為短缺,計劃生育政策也應與時俱進作出適當調整。實行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後,生育率的反彈遠低於預期,可考慮進一步放寬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雖然在短期內不能增加勞動力供給,但是對於勞動力長遠供給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健全人力資源市場。要健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培育和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人力資源市場。加強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建設,加大硬件投入,建立全國性就業信息網絡體系,有效解決因信息不充分帶來的勞動力短缺。同時要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降低並最終取消入戶門檻,促進勞動力的區域流動。

第五,轉變就業觀念。要引導和幫助大學生更新就業觀念,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城鄉基層、中西部地區、非公有制企業和中小企業就業,鼓勵自主創業。引導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轉變擇業觀念,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吃苦耐勞的優良傳統,積極就業創業。用人單位也要轉變觀念,在年齡、性別等方面放寬用人標準。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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