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貓傳》:一場與唐朝無關的偏執與臆想

《妖貓傳》:一場與唐朝無關的偏執與臆想

《妖貓傳》本來看過就算,不論人物和主題也還是陳凱歌多年的偏執狂風格,讓人感覺想要對多年前《無極》的潰敗來一次徹底的反撲,在保持魔幻基調的前提下,故事採用一個著名IP,背景用大唐黃金時代的人物事件,連佈景都不惜工本。即便願意相信電影是陳凱歌導演帶領主創團隊精心打造的成果,作為一個商業娛樂片尚可,可一再強調他們執著於還原唐朝劃上等號。假如導演抱有藝術初衷,《妖貓傳》如此耗費多年的心血,最終澆灌出來的果實就是嘗試破解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秘密?對《長恨歌》做一個大唐秘史式的解讀?

就算允許導演“少年氣”的任性,但明明本質上是一部“旅遊地產項目宣傳片”,打造的“實景”也不過是一張畫皮,有多少依據說這些場景是唐朝風格?可以肯定的說,鳳毛麟角。

一、關於貓

《妖貓傳》沒有用原名《沙門空海之大唐鬼宴》,因為都知道電影改動頗大,在懸疑兇案上主要就圍繞“貓”大做文章,但唐朝習俗裡真的是稱“貓”嗎?

一般都以《詩經》“有熊有羆,有貓有虎”當成中國很早就有貓這一詞彙的證據,當時的貓是指野生山貓。從戰國到南北朝,貓基本還沒有完成馴化,即便今天對貓的馴化也爭議很大。三國時,曹操評價丁斐時提到:“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曹操沒有把丁斐比作貓,而是比作“善捕鼠”的“盜狗”,可見曹操所在的三國,甚至陳壽所在西晉,依然大量使用“狗拿耗子”,用養貓捕鼠可能都還沒有普及。

《妖貓傳》:一場與唐朝無關的偏執與臆想

隋唐時代的確養貓比較多了,可能屬於外來貓種較多,因為許多獻給皇帝的貢品裡就有貓,估計像楊貴妃,身邊的貓既算寵物,也同時也用來捕鼠。不過,習慣上唐朝人(包括宋朝)很少直接稱“貓”,還是習慣稱“狸”或“狸奴”。如唐宋許多詩人都寫過不少作品稱呼“狸奴”,幾乎沒有直接叫“貓”的,從李商隱、蘇軾到陸游都有,最著名的宮廷事件當屬宋仁宗“狸貓換太子”,不說事情的真假,但從某一方面看,貓的確有時令人感到恐懼,這並不只是外國文化上的專利。由於貓天生野性,皇宮內又是女人居多,為了防備一些魘勝之術,像武則天作為女人當權,就對宮中養貓進行過重點清理,可見筆記《朝野僉載》。另外,宋仁宗孩童時的悲劇傳言也因為真宗劉皇后掌權。

二、關於唐城

《妖貓傳》用六七年建造了一座實景唐城,本來值得大讚特贊,可看了電影中的面貌,感覺這座唐城更像一個旅遊地產項目,並沒有吹噓的呈現唐代長安面貌。不是說要實景再現整個長安才叫“還原”,這根本不可能,連今天號稱國際化的西安市都還沒有1000多年前的長安大。就從細節和部分呈現來說,好比片中的市井樓閣,皇城、宅院等等,要含糊說古代建築基本就這樣也可以,但要提什麼精雕細刻營造唐代風貌,對不起,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已經有網友指出建築城樓的風格有些偏日本風,今天不少宣傳都在暗示日本繼承唐代面貌很多,固然不能說虛假,但日本歷史上也就平安時代比較青睞唐風。到了戰國時代(戰國是野史說法,準確說叫安土桃山)以後,日本建築早有了屬於自己的特點,尤其以高聳的石砌堡壘式城樓為典型,因為日本地形平原很少,大部分是山地,就連今天多數日本城市其實還都能看到“山城”特色。因此,古代建築自然要適應地形特點,用石塊比較多,但並非整齊燒製出來的磚石。另外,城市內的街道兩旁屋簷很突出,也因為日本位於海島,常年多雨。中國古代城市屋簷有類似便於排放雨水的結構,但中國留存的參考多以明清建築多,肯定不再是唐朝的模樣了。其實日本自古就是非常能夠適應時代進步的國家,古代借鑑中國,近代吸取西洋都是如此,絕非生搬硬套,食古不化。恰恰《妖貓傳》在長安的營造上體現了日本建築的特色,盲目的參考日本的所謂“唐代風貌”,結果搞得不倫不類。

像《妖貓傳》搭建的唐城路面也很糟糕,這一點還不如徐克的《狄仁傑》系列,不論《通天帝國》裡武則天出現的校場,還是《神都龍王》裡不少市井打鬥場面,雖然看不出坊市格局,但《狄仁傑》中城市多數路面是沙土。而看《妖貓傳》的街市,庭院,宮殿道路整齊的磚石鋪設路面,和絕大多數當今的影視城沒有區別,對古代城市細節營造沒有任何可信度。

《妖貓傳》:一場與唐朝無關的偏執與臆想

歷史上唐朝的長安和洛陽為西東兩京,像白居易這樣有格調的文人一般都直接稱長安為“西京”,大城市的建築規矩都差不多,坊和市都是封閉的,有圍牆或柵欄,每一坊都有門樓和崗亭,這就是牌坊的源頭。後來契丹遼朝開始設立警巡院監管各“京城”(遼金都有五座京城,元代則為大都、上都兩京)坊區治安,街市實行宵禁,入夜後關閉坊門,不得隨意出入,所以像白居易、空海根本不可能大晚上到處亂逛,什麼大唐盛世夜夜笙歌,燈火如星辰的場景基本屬於異想天開。

要宋代才打破坊與市差異,但宋朝立國從制度上還是有“宵禁”,只不過管理不再嚴格,越到後期越寬鬆。以考古和歷史研究來看,宋代是中國城市發展的分水嶺。一般說起來宋朝沿街可以設市,但貨物買賣還是比較集中,如米市、牛羊市、草藥市、布帛市等,因此,宋代就有了以商品種類區分而來的行會制度,之後元明清的城市經濟基本都沿著宋朝的軌跡發展。

再說中國古代城市的磚石使用,城牆有磚石雖然較早,如三國東吳的建業就有“石頭城”的說法,把一些石頭混合在泥土中修葺,這一方式僅是宮城,屬於特例。唐朝有一些使用磚石的城市,僅僅是城門城樓和主要幹道(如直通皇宮的御街)或者橋樑。就橋樑來說,歷史上木橋也還是中國古代建築的主流,隋唐以後逐漸增多石橋,路面可能還是鋪設沙土,直接用磚石還是宋朝以後,絕不是今天古代影視劇裡清一色乾乾淨淨的磚石路面。中國古代建築幾千年的核心都是土木結構,這個名詞不是隨便得來的,所以中國古代建築一般比較脆弱,維護成本較高。

用磚石建造城門城樓加固防禦。城內街道普及磚石也是宋代的南方漸漸增加(可能也是雨水比較多,為了方便排水)。北方一些重要城市進行城市外牆包磚是明朝以後,直到清朝前期,北方很多城市還是土牆多,如康熙、雍正年間黃河水患比較嚴重,河南、山東有不少縣城都遭洪水,史書明確記載洪水沖毀的是土牆。

三、關於唐玄宗和楊貴妃

《妖貓傳》在小說基礎上改編不小,例如原著很有日本傳統的“怨靈”色彩,尤其是冤死女人的怨靈作用,《大唐鬼宴》的名字多少有些這個意思,其威力也類似《午夜兇鈴》和《咒怨》兩大王牌IP。

《妖貓傳》:一場與唐朝無關的偏執與臆想

電影版對空海白居易,包括楊貴妃死亡之謎的改動,導致不少觀眾感覺劇情前後有點脫節。通過兩代時空的對比,想要折射唐朝由盛轉衰,特別注重了幻術營造,寓意“盛世”就像是一場幻術表演,最終一切都是虛幻,劇情翻轉營造的寂滅感,也算符合空海本來為主角的佛學趣味,藝術表現力是很不錯的。電影版多少想要嫁接比較正宗的唐朝文化內容,所以加入白居易和李白間的噱頭,宣稱唐朝背景更加“原汁原味”的意思,這就比原著的魔幻更加荒誕了。

實際上,電影對唐朝的臆想成了一次“主題樂園秀”,想當然的呈現《長恨歌》所形容的宴會,寓意大唐盛世的縮影。用幻術催發的牡丹、盛滿美酒的酒池、幻化為鶴形的少年、華服錦繡的貴妃、寫下名句“雲想衣裳花想容”的李白。這些內容合理的地方,一是,從日本視角看,以空海這一修習密教咒法的主人公來說,的確應該非常看重魔幻感,這有一定根據;二是,推崇道教的唐朝,尤其唐玄宗非常沉迷修仙和幻術,這也是他後期會誤國的根源之一。以筆記野史《太平廣記》記載,唐玄宗曾拜仙師羅公遠為師想學隱遁術(類似隱身法穿牆術)。像楊貴妃有道號“太真”,實際上“長生殿”是用來修道渴望長生的地方,和愛情無關。唐玄宗創作的《霓裳羽衣曲》也和對楊貴妃的審美沒直接關聯,“羽衣”其實是道士的比喻,這是一首主題嚴肅的道教樂曲,而且是在宮廷祭祀老子的典禮上進行演出的。另外不應忘了,大詩人李白也是道教徒,大半輩子都在修道,李白的另一種氣質是豪俠,是身有武功的,哪會是電影裡一副油膩模樣。

再說楊貴妃的尸解大法,傳說中是道士愛使用的秘術。不論原著還是電影,道士都成為劇情設置的反派。其實尸解早期基本是方士的秘術,不算道教專有。尸解術多遭世人非議,早在東漢王充《論衡·道虛篇》即稱為“虛妄”之術。道教誕生以後,從晉朝葛洪到唐朝杜光庭等著名學者型道士在一些著作還是接納了關於尸解的內容,同時也在逐漸客觀看待道教對尸解的重新認識,以至於隋唐道士已視尸解為成仙方法比較低級的方式,金元全真教以來的內丹派,更是基本否定肉體成仙的可行性,對尸解術徹底放棄。

原著裡黃鶴道士是一個胡人,唐朝很少有胡人為道士的記載。像安祿山、史思明受到玄宗時代風氣影響,也服散服丹,但他們仍然是傳統的西域祆教信徒。所以,實際上黃鶴使用之法,應該更符合是祆教巫術,如下蠱這一方法最早就來自漠北匈奴。漢武帝時代有兩次著名的“巫蠱之亂”,江充就是帶回漠北胡人實行巫術陷害太子劉據,製造了一場長安大亂。匈奴當年就信奉祆教,霍去病大破匈奴帶回祭天金人,後世一般誤解這會不會是佛教早期的佛像,其實這是祆教神像。也有不少人認為祆教就是古波斯流行的瑣羅亞斯德教,從起源來說是對的,但祆教是瑣羅亞斯德教傳到西域其他部族以後,吸收漠北草原薩滿教巫術相結合的一個新派別,與正宗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不同,最首要的區別就是神像崇拜,第二就是推崇咒法秘術。正宗的瑣羅亞斯德教不推崇這些,主要就是研習經典。

《妖貓傳》:一場與唐朝無關的偏執與臆想

以《妖貓傳》來說,劉佩琦演的黃鶴道士形象也不是中國化的道士,作為讀者觀眾可以不用在意關於歷史內容的特殊語彙,但如果作為創作團隊標榜唐朝風韻,想要契合獵奇效果,這些本來是比較靠譜的能夠揭開唐朝另一面“密碼”卻絲毫不見,所以,電影的種種細節,即便從志怪傳奇來說,都和唐朝本來流傳的氣質沒多少靠譜的關係。

四、關於空海

空海漂洋過海求法,歷來把他比喻成日本版的玄奘,但玄奘是一個學者型僧人,求法取經有學術交流色彩。空海的學問雖然不低,但不算是和唐朝展開交流對話,是學習在玄宗時期才新創立不久的漢傳密教。當今如果解釋“無上密”一般都承襲藏傳密教的說法,是對上乘瑜伽術的一種概括,外人顯然很難說清。

密教來自天竺印度,金剛智、不空師徒,加上善無畏號稱“開元三大士”,是將瑜伽術和西域祆教巫術結合,包括吸收中華道教秘術綜合而來。這才能解釋為什麼空海對中華密教好奇,也是日本後來流傳空海種種神奇的真正原因。像密教大師金剛智、不空就與著名道士葉法善、羅公遠多次在宮廷鬥法,各顯神通,可能就是《西遊記》車遲國鬥法橋段的出處,從記載看似乎羅公遠稍占上風,引得唐玄宗要拜他為師。

神秘法術只是密教迅速風靡的一個原因,另外還有其他的原因。在安史之亂後,他們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噱頭是咒法具有護國、鎮國的功能,可以保佑唐朝社稷安穩。在肅宗、代宗、德宗三代遭遇動盪的皇帝眼中自然很受重視,最後促使唐朝皇室不定期舉行一個大型典禮——恢復“迎佛骨”。唐肅宗因安史之亂進行迎奉佛骨,見於代宗大曆十三年(760)所立《寶塔銘並序》碑。

之後,電影版所演繹的德宗貞元年間也有,當時韓愈這類正統儒家文人眼中,覺得十分荒謬。等到元和十四年(819),因消滅藩鎮頗有成效的憲宗有點飄飄然,又想搞迎佛骨,韓愈寫下著名的《諫迎佛骨表》意圖阻止。皇帝龍顏大怒,差點將韓愈處死,好在交好的宰相裴度力諫免死,流放潮州,導致韓愈心情鬱郁,重病一場。

空海,就是不空三藏一脈弟子,故事認為他有驅魔法師的氣質有一定根據。正因為日本人的巫鬼迷信傳統從來不亞於中國,空海正是讀到了從中國傳入的《大日經》(三大士之一的善無畏譯)產生學習唐朝密教的念頭。不過,聰明絕頂的空海當然不是為了回到日本當鍾馗,他完全領悟到中國密教的精髓是護國、鎮國的上層路線,他回去以後與日本傳統神道教結合,創立東洋密教真言宗,隨著後來日本天皇的支持推廣,這一派宗教的檔次就高級多了。

“真言”就是咒法,空海生平流傳有許多故事,連他獲短命的唐順宗賜號“五筆和尚”也不例外。傳說順宗想讓空海重新題寫一個宮中的牌匾。空海用雙手雙腳和嘴各用一支筆一起沾墨,為了炫技,他站得很遠將墨水濺到牆面,墨滴就變化成為一個個文字,哄得順宗十分驚奇高興,賜號“五筆和尚”。事實並非如此,是他精通“篆、隸、真、草、行”五種書體,是為“五筆”。

電影版把空海和白居易設定為探案雙雄,最終讓二人脫離幻想世界,迴歸歷史本質,按說是可取的,可並沒有靠譜的內容豐富人物,比方能讓中國觀眾真的可以多瞭解一下空海,從電影裡那呆滯的目光和表情,其實看不到這個空海究竟是變得更真實還是更虛幻。

《妖貓傳》:一場與唐朝無關的偏執與臆想

五、關於白居易和《長恨歌》

《妖貓傳》的主題是通過楊貴妃的命運影射唐朝的沒落。電影版就把白居易創作《長恨歌》的緣由同這一線索攀扯一起,不過,還是由於填充史實的失誤,白居易同李白的競爭是淺薄的,一如結尾淪為哀嘆唐玄宗與楊貴妃之間淺薄的愛情。這也證明觀眾對電影后半部的失望不是沒有原因的。

白居易號稱唐朝第一流詩人陣營,有文才,但更善於通過“朋友圈”推銷自己,在唐代,“社會名望”堪稱“終南捷徑”,之前李白曾通過至交道友吳筠拜會玄宗妹妹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包括聯姻前朝宰相宗楚客孫女宗煜,甚至交往當朝宰相李林甫女兒李騰空,可以說並不例外。所以電影版中,白居易一直渴望超越李白,有一定依據。

但白居易的人生境界無法同李白相提並論。白居易功利性太重,絕非單純的交朋友,像李紳在貞元二十年(804)赴京應試,為元稹完成的傳奇名篇《鶯鶯傳》命題並寫長詩《鶯鶯歌》一同流傳,三年後,白居易拉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朋友陳鴻一起合作《長恨歌傳》與《長恨歌》,儘管陳鴻寫的不算差,但為何滿世界都推崇白居易的詩,陳鴻在歷史上再無多少蹤影?這是一個謎。

眾所周知《長恨歌》歌頌愛情,白居易當時35歲,一直未婚,他不是元稹,元稹與妻子韋叢的感情很不錯,留下過悼亡詩“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韋叢在元和四年(809)過世,之後元稹娶過妾室安仙嬪,卻還是被白居易拉下水,長年狎妓,蓄養歌姬,白居易與他互相贈送把玩,生活十分墮落,最後居然投靠宦官,被排擠出朝廷,白居易作為朋友,絲毫不加提醒勸阻。元稹的早亡雖然與四處奔波有關,但生活習慣不佳也多少有些關係。

白居易不像杜牧從內心同情張好好、杜秋娘等女子,他表面寫《琵琶行》,為“同是天涯淪落人”流下“江州司馬青衫溼”的淚痕,還寫《上陽白髮人》對宮女表現悲天憫人的情懷,轉過臉就能從杭州帶妓女回洛陽,玩夠了又把人家遣送回去。如果光畜妓狎妓,今天不必苛求古人的精神文明。但白居易的虛偽達到惡性的程度,更留下一段逼死關盼盼殉節的公案。

對於人品和文品,今天很多人都覺得不用較真。就算詩文,白居易真排得上唐朝第一梯隊嗎?白居易流傳2000多首,最好的是新樂府,都認為他是李紳、元稹、張籍、王建等參與者中成就最大的一個。恐怕沒有那麼簡單,元稹過世較早,李紳有《樂府詩集》二十來首,居然沒有一首新樂府流傳下來,曾當過宰相,交友遍天下的李紳身處元和到會昌年間,有沒有覺得這種現象有點不可思議?

白居易留下約50來首新樂府,算上《秦中吟》十首,外加幾十篇流傳較廣的敘事歌行和幾十首絕句律詩,幾乎就是白居易全部佳作。單論律詩絕句,白居易的佳作比例恐怕並不很高,任何古代文學史都沒有把白居易說成絕句律詩的聖手,他不是李商隱、杜牧、韋應物、許渾一類詩人,相信並無爭議。那麼,用今天流行的大數據說話,白居易的佳作往多里算也就200多首,居然僅佔全部2000來首的十分之一!假如白居易只有這麼多詩,像柳宗元傳世就差不多兩百來首,以質量論,足以躋身第一流詩人。可白居易絕非如此,那麼,這是一個注水到什麼程度的大詩人?憑含金量只有十分之一的概率想與李白、杜甫齊名,還能夠PK掉王維、王昌齡、岑參、韓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隱一連串名家高手?這對其他眾多唐代詩人名家公平嗎?

即便在白居易這十分之一的佳作裡,依然可能存在竄入的他人作品,古今詩集作者發生錯誤的情況客觀存在,白居易的情況可能更嚴重。如最精華的50來首新樂府,很可能就藏著生平好友李紳消失的新樂府,這也是一個歷史之謎,雖然不能肯定白居易剽竊李紳的作品,但以白居易的為人,恐怕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再說《長恨歌》,今天幾乎都認為是一首好詩,主要有不少經典名句,尤其後面抒情部分比較感人。作為一首敘事詩,整體卻一般。歷來眾說紛紜主題不明,顯得混亂。如果評價一個文藝作品主題豐富,那是稱讚。但《長恨歌》不是“豐富”,而是“矛盾”。

全詩是對陳鴻小說的藝術性概括,惋惜唐玄宗和楊貴妃的遭遇。白居易開篇口吻像是從批評入手,但真要批評又不敢,連傳奇都敢說“壽王邸”,白居易卻避而不提,說“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作為想要複製《鶯鶯歌傳》成功的投機之人,白居易不過是借唐玄宗和楊貴妃這一重大題材博人眼球而已。何況唐朝風氣的確比較開明,《長恨歌》比《長恨歌傳》走紅也就不是沒有原因了。白居易巧妙的從“諷喻”轉向“同情”,再從“同情”轉向“歌頌”,在一首敘事詩裡幾乎不怎麼寫重大事件,彎彎繞繞全從抒情角度出發,到最後進入幻想境界,對待“歷史”的態度也來了一百八度大逆轉。

敘事詩畢竟也是詩,不是傳奇小說。《長恨歌》是詩意的營造歷史背景,但全程東拉西扯式的散亂,如《琵琶行》為什麼藝術感要好過《長恨歌》,只就聽歌女彈奏這一個事情發散,又歸束到一個點,讓人無限遐想。可《長恨歌》的真正用意是什麼?是獻媚。白居易成功了,幾乎達到“洛陽紙貴”的效果,迅速成為詩壇新寵,加上參與新樂府運動,白居易精明的走群眾路線,不是婦孺皆知,而是婦孺皆“識”。在整個唐朝詩人中,除開元稹、李紳這樣混到宰相級別的,真正能夠生前達到白居易這種社會名望是很罕見的,所以,白居易唯一追趕的就是同樣“投機”的李白,但李白的內心是傾向道家和俠客一派,為人並非貪慕功名利祿。白居易不僅是俗人一個,而且活得是相當低俗。

最終晚唐的明君唐宣宗成了他的粉絲,想效法穆宗提拔元稹那樣讓白居易回朝當宰相,但白居易已經因中風而去世。唐宣宗啟用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為宰相,純粹任人唯親。儘管宣宗有少許納諫的美名,但也不過如此。在一個看起來不錯的皇帝手裡走向敗亡,宣宗和當年的玄宗沒有太大區別。將生平都在酒桌上應酬交際的低俗文人白居易,打造成皇室推崇備至的偶像,還推廣到日本(注意日本普遍傾向於不是白居易的新樂府一類,而是吟風弄月,所謂有佛學色彩的內容)。據記載,白居易詩文傳播到日本是《長慶集》已經編撰完成後的文宗開成三年(838),白居易已經67歲。一批批遣唐使在唐朝期間,對當時流行風靡的文書典籍進行選擇,文宗、武宗、宣宗前後銜接,也是遣唐使最後階段。武宗僅在位六年(港劇《宮心計》就演過有日本圍棋高手來唐朝挑戰,這是有真實背景的事情),白居易已經成為當時文壇數一數二的明星,還是宣宗的偶像,剛繼位的會昌六年聽到白居易已死,就寫了著名的紀念詩。所以,白居易在日本流行不算是藝術水準高低決定,可以說是上下合力推動的“營銷”案例,甚至都不是因為白居易作品走淺俗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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