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一封來信和回信。
寫信人：曉宇
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在讀
老七：
我從一個對談會上回來，碰見下雪，紛紛落在庭院，屋裡聽不見風聲，安靜得很，正好攤開紙給你寫信。對談是我與歷史學的朋友，題目起得嚇人，叫“何所期待？下一代人的政治和歷史”，有些故意激起聽眾參與的意思。意識形態，制度變遷，技術革命，蜻蜓點水地沾了一遍，討論如期而至。但熱烈過後，回來的路上，忽覺一陣徒勞。批判和宣言說過了，可生活明天回到常態，終歸沒什麼改變。我想起來上次你主辦活動後，也是這樣的狀態。那時候 Eva 問我，老七怎麼總愁眉苦臉。我揶揄說，那是公知的 Poker Face 。現在冷暖自知。所以你瞧，諷刺還是不妥，害人害己。
對談會上，我們從啟蒙話語的衰敗聊起。有人說啟蒙早就敗了，但它總是回潮。我們還抵不住進化的誘惑，希望事情向前，帶著自己一起走。自己國家的例子，新文化來了一波，八十年代又是一回，現在大家想起來，說朝氣蓬勃，可見仍是懷念。啟蒙讓人想起年輕力盛。年輕是常人的良夢，但終有醒來照鏡子的時候。啟蒙敘事的倒下，在老東家歐洲也扶不起來。哈貝馬斯敗了，“好的論點”沒能在嘈雜的世界脫穎而出。理論上的缺陷和實踐上的否認是兩回事（我還不至於刻薄到 Hayden White ，稱呼“老哈”理論上是幼稚的），啟蒙敘事是在近來的政治中才失去行動魅力的。
尤爾根·哈伯馬斯（ 1929 年 6 月 18 日－），德國當代哲學家、社會學家
結果呢？結果就是“娜拉走後怎樣”的追問。拋卻了進步，真理和目的性的追求，從後現代的詞語中可翻不出來繼續生活的指導。後現代教你脫了衣服跳河，但你出來之後仍然是一絲不掛的害羞。魯迅當年在北京師範學校發表演講，說《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奪門而去，“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這話不單是講給女性主義者聽的，是說知識分子的普遍境遇。精神上的批判過把癮，然後呢？
然後我們迎來了敘事的停止。想來有趣，有那麼一陣子，無論是創業 BP 還是學術 Paper ，皆是講究“故事開頭”。不是我們曾經離開了故事，而是現在要以怎樣的故事來替代過去的故事。個人視角和情感表述，似乎取代了理性的論證說教。對於那些宏大的敘事熱情退散了，如今恐怕還存在著風貌的只剩下商界和科技界：他們仍然相信自己所處上進的時代。
常人不再把個人經歷置放在一個“大故事”下。
“共產主義”，“民族自強”，“現代化”，“市場經濟”的敘事，曾經潛移默化地滲透到個人生活裡。即便去反思這些敘事的人，也是靠著這些“大故事”的力量存在。現在呢？不是沒有信仰，而是沒了敘事。尋找宏觀敘事，成了一股老舊的時尚。政治家耗盡吐沫，理論家窮盡筆墨，大眾百姓終歸是不信了。你要說這是積極反思的結果嗎？我看有些過於樂觀。
前一陣子重翻《傅雷家書》，和小時候讀的感受相去甚遠。傅雷對身處海外傅聰的寄語，彷彿是自己父母掛在嘴邊的話，無非是你要如何管理時間、交際、勤於事業此類，真是像長輩的嘮叨。書的結尾，有楊絳的文（她寫人比錢老溫存多了）。還有傅聰的附言，講到他的顧慮，因為書信中父親對於一系列的社會主義運動好像不是批判和懷疑，而是充分地接受和改造。和含著“赤子之心”赴死的堅硬人格有“不太相符”的地方。但那是一個時代的烙印，即便再堅硬的知識分子，也會把個人和宏大的敘事聯繫起來。
傅雷（ 1908 年 4 月 7 日 - 1966 年 9 月 3 日），中國翻譯家、作家、教育家
要說如今的每一個人都比當年的傅雷更有反思精神嗎？我不信這樣的假設。只能說對於“大故事”的懷疑已經成了主流。人們切身體會到了時代的不確定，對於不可置否的語氣，心裡打起鼓來。我上次同你說過，這一代人，尤其是年輕人，是自帶解構的。他們不需要去學校裡取經，拆解身上宏大敘事的痕跡，因為解構是他們生活的基本狀況。對於社會或消極或積極的抵抗，不是強力的推翻，是一種深刻的懷疑。
我們看到各種“亞語系”的繁榮，無論是處於幾次元，這些故事語言的核心，是不再和傳統敘事爭奪一個空間。我自行於另一個空間。這是文化上的平行宇宙，事實上就是我們當下的世界狀況。當權的精英越來越無力，似乎觸不到“受眾”；傳統的反抗同等地無力，因為找不到“同志”。這真是後現代版的“杯酒釋兵權”。現在對新興的政治力量通用“民粹”，因為在他們身上找不到熟悉的宏大故事，但說到底，他們的民眾是誰，也抓不到切實的身影，是一股情緒，一陣懷疑的目光。我挺喜歡的法國哲學家 Rancière 說，政治不是尋找共識，而是打破常規，是非共識，未完成的狀態。他算是捕捉到了當代的政治特色。
在解構成為主流的時代，諷刺是普遍的修辭，焦慮成了時代的精神。我們看到現在對於事件的反應，不是那麼熱烈的支持或批評，取而代之是諷刺。諷刺當然是懷疑的體現，但懷疑背後呢，沒有取代它的東西，所以只好去嘲弄現實。英國人是喜歡諷刺的，避免直截了當的對抗和追根到底的糾纏，諷刺給人洞穿世事的錯覺，搶得心理上的安慰。可要大家都成為英國人，世上可是要無趣多了。
不依靠大故事，懷疑佔據的內心是複雜的，好像沒什麼目標，沒什麼可做。儒家的入世完蛋了，還沒超脫到出世的道佛，佔了上風的是持久的焦慮。大家認為年輕人在焦慮車房和階級流動，其實真正渴求這些的人在埋頭幹事。焦慮是先知性的懷疑，是潛在的感覺，是感覺到了這些渴求實現之後，也沒法填充的東西：缺股子勁。我們當今最怕的問題，“有意思嗎”和“然後呢”；最普遍的回答呢，“沒意思”和“不知道”。要是循著克爾凱郭爾的意思，焦慮不失為一件壞事，是因為選擇多起來了，才有“自由的暈眩”，故成焦慮。可他背後好歹頂著宗教，能迴歸到終極價值去。我們焦慮起來，惶恐地選擇一個故事，可不是有什麼終極彼岸能給得救的。
雅克索倫·奧貝·克爾凱郭爾（ 1813 年 5 月 5 日－ 1855 年 11 月 11 日），丹麥神學家、哲學家、作家
回到我們自己。失去了宏大敘事的支撐，我們的個人故事怎樣。還能怎樣，只好繼續下去。不用硬著頭皮，不好垂頭喪氣。尋找新敘事，包含不確定性的語言。但肯定有人要繼續懷疑。我們的對談結束後，歷史學的朋友走來，說你們學科才渴求新的意識形態，我們歷史中早就司空見慣，都是徒勞無功。可見，做一個入世的歷史學家，和做出世的政治學家，同等稀罕。
雪歇下來了，正是出去走走的時候。見信祝好。
曉宇
回信人：吳琦
單讀主編
曉宇，
好久不見。
收到來信已經有些日子，雖然網絡上一直聯繫，但真要提筆寫信，還是覺得困難。
你曾經嘲笑我的，我也嘲笑過別人。過去我很受不了那些在公共空間大放厥詞、在個人生活裡損人利己的人——到今天也是如此，道理很簡單，這種人不可信。而當我發現自己也不可避免地進入內容行業，身在漫長的言說傳統之中，就發現沒那麼容易和我所反對的人劃清界限。那感覺就像是參加一場接力，前面的人跌倒了，你不太可能直接跨過他，你只能從他跌倒的地方繼續往前跑，他的尷尬也是你的背影。因此困難的問題便不再是我們怎麼說，而是怎麼做，“公知”倒掉了，你我如何選擇？
聽說你們在牛津討論“下一代人的政治和歷史”，想起我們在北京也討論過“改變世界如何可能”，但過去的世界到底是怎樣的、此前的政治和歷史實踐為什麼失敗，對我而言，這些問題始終沒有釐清。看近來許多年輕作家、導演試圖觸碰歷史的新作，都有強烈的失焦感，一種模糊的、無法深入的有心無力。是繼續憂鬱地償還 20 世紀的債務，還是在它提供的進步基礎上進行釋放和改造，決定了我們對“新人”的想象力，我們對此似乎也存在分歧。
我想我們都同意的是，你說人們對於“大故事”的興趣已經破碎殆盡，不管是左翼關於“共同體”的共識，還是新自由主義在高歌猛進之中已然顯露的危機，在修辭和實踐的意義上，都不再具有未來性。人們失望過了，好像也反抗過了，社會在一種顯著的沸騰中又保持著驚人的鎮靜。
但我一向不太認同福山那種“終結”的語氣，更廣地來看，這只是精英的危機，更具體地說，是對主流精英所提供的那些社會方案的懷疑。這樣的判斷在多大程度、多大範圍上有效，始終顯得可疑。歷史的主體是什麼？民眾是誰？這些曾經撕扯知識界的問題，如今徹底變得不可回答。那麼，瀰漫在我們周圍的那些解構、焦慮、諷刺和虛無，背後到底是什麼東西？恐怕只是些高級的沉默和精緻的迴避，是他們無力解釋現實、無法觸及未來的藉口。
尋找新的講故事的人，更重要的是尋找直擊要害的故事，以及故事的要害。最近的閱讀體驗，的確是那些不以寫作為生的人更容易打動我，有時甚至能夠如巡航導彈一般擊沉那些陳詞濫調。但這話一說就錯了，大量已經處在“結構”中的作者，也能提供這種速率——他們在這一波變化以及新的閱讀界面中被忽視和壓抑了。這裡並不必然要舉出皮村文學小組這樣多少有些特殊的例子，作者的來源其實是相當廣泛的，教授、學生、白領、工人、農民、網紅、段子手……在他們的敘述尤其是自我敘述中，我隱隱感到了變化，那種不再回避也不能迴避的直接，有力的摩擦，誠實的感染力。《單讀》如飢似渴地想匯聚這些聲音。
我不知道是不是互聯網傳說中的巨大影響，直到今天才真正下沉到更廣闊的階層，讓這些聲音浮現。那麼在互聯網之外呢？某種社會轉型是否也在準備之中？周圍似乎沒有人可以給出確鑿的答案。這不是一件壞事，或者說我希望不是。車到山前，無中生有，寫作和過日子一樣，最後都得靠自己想辦法，才能走到終點。當別人無法替他們做答，他們自己會開始回答。而我們——還在奢談“改變世界如何可能”、“下一代人的政治與歷史”的這些人，也應該提供自己的版本。
在這個意義上，人與人是真正平等的，我們都在時代所設下的陷阱裡。
最近我感染了一種“流氓”式的樂觀，可能也是來自中國文化的教益，萬事萬物都是起點。與其說啟蒙敗了，不如說啟蒙正在開始，我們有幸見證這樣一段泥沙俱下的時期，沒有清晰的（總體性的）目標，只有混亂而盲目的激情。變化往往就是在這種時候鑽到歷史中來。無限的悲觀，倒過來，就是等量的可能性。這固然不是“積極反思”，但也許是阿倫特所說的“積極生活”。
漢娜·阿倫特（ 1906 年 10 月 14 日 － 1975 年 12 月 4 日），20世紀思想家、政治理論家
這其實也是被包括你在內的朋友們所說服的（包括身處投資界的任寧，希望他也可以加入到我們的討論中來），你們展現出一種更加積極地面對科技與商業的姿態，比如，向他們學習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那股勁兒。試問我們的同行、那些潛在的“戰友”，誰有這樣的決心？多數人剛剛看到夕陽、剛剛聽到號角就已經四散不見了。
當然這很可能是我的自我催眠，為了面對日常工作找來的心理依據。不過，以個人為單位的敘事，正是今天這個世界最基本的敘事單元。它是唯一確鑿的事，從傳播效果上看，也的確方便大家批判和理解。在福柯的意義上，這也許可以叫做“作為方法的自我”。那些號稱關心世界、關心人類的人，是不是真的把世界的危機當作自我的危機，將其視為一個互相內化的過程，一場共同的困難，而不把彼此當作輔助的框架、解釋，或者外部的場所。從而真正走在世界中，成為其中的一個故事，一個接受考驗的樣本——哪怕最後成為野值。那感覺應該就像你所引用的那個詞，“自由的眩暈”，可能只有在這種眩暈中，才能獲得“本體論的安全”。
伊凡·雅布隆卡
最後，的確有幾位入世的歷史學家可供我們學習（不知道你能不能提供幾個出世的政治學家的樣本？在今天的政治光譜中，後者似乎更稀缺一些？）北大的李零老師、羅新老師，都能寫漂亮的文章，而且一點也沒有徒勞之氣。前陣子在書店碰到的法國曆史學家伊凡·雅布隆卡（ Ivan Jablonka ），從 2012 年開始也主動停止了令他厭煩的學術寫作，轉向了更通俗的非虛構、隨筆式的寫法。我想還有更多這樣的人。他們還在想辦法講故事，其實方法和故事，都未必是新的，但對於理解甚至改造世界來說，依然具有效力。
希望我們所談種種，也能儘快付諸實踐。
期待今年在牛津見面，那時應該已是夏天。
（我還一直記著你勸我別往發達國家跑了，那裡只有困局沒有解藥。最近，也有另一種聲音愈發強烈地在心中泛起，算是對我們共同的提醒：此時此地，目力可及的生活，才是自己的陣地。）
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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