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晉商、徽商名盛天下，而罕有人知“漢商”。實際上在近現代，漢商曾有過短暫的輝煌歷史，本文通過漢商在中國近代的貢獻和發展來分析漢商作為近現代中國商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求得民族和自身雙發展過程中取得的成就和與此同時暴露的缺點，以此得到一些經驗總結。
國內外研究綜述
目前，關於漢商的研究的文獻並不多，高金城在《漢商文化與漢商發展》一文中對漢商含義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對漢商文化的特點進行了詳細剖析，他認為漢商具有開放、創新、敢於嘗試的精神，但其在商業和經營理念方面還有所欠缺，市場意識也不夠強，從而制約了漢商的發展，針對這些問題其提出了相應對策。梁長明在《漢口開埠時期武漢商業發展研究》中對漢商在漢口開埠時期的發展進行了詳細研究，認為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里漢商起到了示範表率的作用。李勇軍在《近代漢口商業文化的變遷》中對漢商在漢口開埠後經歷的變遷進行闡述，他認為這種變遷既是物質的、制度的，也是精神的，但是漢商中的傳統文化並未因為外來文化而淡出，而是兩種文化的交融過程。
對於漢商對中國近代史的作用研究並不多，為了更全面準確地瞭解漢商在中國近代史上做出的貢獻，本文還查閱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如《申報》、《大漢報》等報刊，在一定程度上記載了當時社會的主要情況。《武漢市志•商業志》、《湖北近代經濟貿易史料選輯》、《武漢工商行政管理志》、《漢口小志•風俗志》、《近代中國商人與社會》、《湖北近代經濟貿易史料選輯》等各有側重記載了中國近代社會和漢商的發展歷程，這些都是本文重要的信息獲取方式。
1840-1911中國社會下的漢商
（一）漢商發展歷程簡介
武漢作為中國地理心臟地帶，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一個重要的中心城市。早在商代，武漢就是商王朝控制南方軍事的中心樞紐。戰國時期武漢連接南北交通，成為重要商業城市和經濟樞紐。秦朝時期武漢陷入了暫時的沉默，到東漢後期又開始喧囂起來，憑藉著有力的地理條件，大力發展航運事業，以此發展當地的商業。公元221年孫權放棄建業（今南京）的都城，而選擇在鄂縣建立新的都城，並將鄂縣重命名為“武昌”，其意思即為以武力治理國家從而得到昌盛。武漢也成為魏蜀吳三雄角逐的主要地點，足可見武漢在當時的戰略地位之重要。到唐宋時期“大江橫抱武昌斜，鸚鵡洲前萬戶家”，武漢在長年發展的基礎上，外來人口不斷湧入，商業相當發達，憑藉其水運條件發達，成為中部地區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而在元朝，武漢就成為了湖廣地區的行政中心。對於明朝的武漢，有這樣一句話，“北京有明十三陵，武漢有明九王墓”，可見，在明朝就有多位藩王駐地於此。
武漢在中國經濟版圖中的重要地位逐步得到顯現，而在武漢三鎮，即武昌、漢口和漢陽三者之中，還數漢口發展得最快。在明朝，漢口就與江西景德鎮、廣東佛山鎮和河南朱仙鎮一起被稱為“天下四大名鎮”，並且位列第一。可誰曾想到，在明朝初期，這個名鎮之首還只不過是一個雜草叢生、了無人煙的的小小河灘，而這個小河灘能以一個商埠的身份獨立發展全得益於成化十年的漢水改道計劃。也是因為這個改道計劃也就有了漢口，因此，也可以說漢口出現於公元1474年，距今也才五百多年。漢口出現後，恰巧的是當時的漢水下游地質發生變動，下游出現衝擊層，荒土由此變沃土，吸引大批人們來此進行開墾，從而加速了漢口港口的形成，推動貿易運輸業發展。
漢口的地理位置也極具優勢，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譽，劉獻廷在《廣陽雜記》中寫到：“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云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於此轉輸。雖欲不雄於天下，而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眾所周知，漢口位於長江和漢江交匯處，長江水深，大船可以通過，但是漢江的水比較淺，不能走大船。所以從漢江向長江走的船要在漢口從小船換成大船，而從長江向漢江走的船則要進行反向轉換，由大船換成小船，而漢口的“口內水度頗深”，優良的地理條件造就了漢口這一港口的繁忙景象。漢口由此得水而生，依水得興，後來居上，領跑武漢經濟。從此，武漢由雙城變三鎮。
而到了清朝，漢口已轉身成為中國內河中最大的港口。而其陸路交通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由於湖北地處華中腹地，而漢口也是內陸中心，漢口自然而然能相對容易地將交通線擴展到其它城市，成為陸路暢通之所，與其它各省市的商貿交流也十分便利。水運和陸路的發展使得漢口成為了商品買賣和運輸的集散地，鹽、油、茶、棉、紡織品、瓷器、水果等商品應有盡有，這些土特產來自於全國各地，再通過漢口運往全國各地。當時葉調元曾寫道：“漢口東帶大江，南襟漢水，西臨兩郡，旁達五省，商賈麇至，百貨山積，貿易之巨區也。”可以想像在當時的漢口一定曾出現過這樣一批商人，他們或者有名或者無名，創造的財富或者巨大或者微小，但是他們共同在漢口進行各種各樣的活動，創造了一個商業繁榮的大漢口時期。其在《漢口竹枝詞》還寫道：“（漢口）四坊為界市廛稠，生意都為獲利謀，只為共商幫口異，強分上下八行頭。”這裡的八行頭是指銀錢、典當、銅鉛、油臘、綢緞布匹、雜貨、藥材、紙張。吳琪寫詩道“十里帆檣依市立，萬家燈火徹宵明”正是當時的寫照。“居民填溢商賈輻樓，為楚中第一繁盛處”足見當時的繁榮。
漢商的漢指的是“漢口”中的漢字，是指在武漢進行經營活動的商人。事實上，漢口並沒有當地人，也就是說曾經或現在住在漢口的人都是由全國各地的人移居而來，也許是湖北人，也許是來自於四面八方的逐利者。但他們有個共同特點，那就是都看好漢口的良好地理環境，並且將全部身家都壓在了這初為蘆洲現為富甲全國的移民城市之上。漢商們一直活躍在中國近代史上，為中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二）1840-1911時期的漢口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的第一聲炮聲響起，中國東南角的大門被迫打開，清王朝的自以為堅固的國牆被證明只是張殘破不堪的紙片。西方列強紛紛進入中國的土地，將這張薄薄的紙片被撕得粉碎，中國也從此進入了一段被侵略被掠奪的歷史。不平等的條約接二連三的簽定，從1842年《南京條約》到1901年的《辛丑條約》，中國社會一步一步走入併成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南京條約》中寫明中國的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定為通商口岸。
漢口開埠提供契機
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在1840年，這次戰爭以屈辱的條約結束，但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並未就此結束，而這只是一個開始。在漢口以前已開放了五個通商口岸，但是這些地區遠遠不能滿足他們滿心的貪婪，作為中國內陸的心臟地區，漢口自然不能擺脫被開放被侵佔的命運。1856年亞羅號事件的蓄意製造導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隨著清政府在1858年喪權辱國的《中英天津條約》上再一次刻下出賣領土的印章，當時增加的通商口岸有11個，漢口就是其中之一。當時由於戰局形勢不穩，戰和難定，漢口一直並未真正開埠。1860年《北京條約》中再次提到漢口開埠事件，但也未得到實行。漢口真正開埠實際上是在1861年3月，英國官員威利司等來到漢口，與當時的湖廣總督官文見面並稱要立行通商，同年漢口成為了英國的租界地，1895年德國在漢口也伸出了罪惡的雙手，在漢口也劃下了自己的租界，隨後的第二年，俄國和法國也相繼在漢口劃定租界，1898年日本也不甘示弱，同樣將罪惡延伸到漢口。隨著列強以炮火開路以條約為據，漢口就這樣一步一步的將自身開放，由一個美麗的名鎮變成了四分五裂的殘破風景。
如果還有值得慶幸的事情，那就是漢口的商業在這一時期並未由此中斷，而是在痛苦的掙扎中求得了一定的發展。客觀來講，漢口的開埠是一個很好的發展契機，漢口的封閉城門從此打開，西方的先進文化、技術得以到達於此。眾所周知，當時的清王朝已經是腐朽不堪，發展的腳步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卻仍不自知，而當時的漢口雖已是四大名鎮之首，但其經濟形式仍是內向型的，沒有形成一個大都市的規模。城門的打開雖是痛苦的，卻也能讓國人清醒並向西方學習，從落後中走出，走向現代化，求得自富自強。
這裡有一部分原因來自於列強自身利益原因，為了將本國商品向中國傾銷，並將中國生產的茶葉、棉、蛋、油等產品運出來，洋船開始出現在漢口碼頭。他們強佔了漢口與上海之間的航運，並著力開闢新的航線，將大批商品從這一航線從漢口運往世界各地。有金錢交易的地方就會有銀行，為了管理輪船和對外貿易事項，1868年 英國匯豐銀行在漢口設立分行，隨後各式洋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漢口大街。這些洋船和洋行在漢口的出現縮短了漢口與上海甚至國外的距離，同時也使漢口與他省他國之間的交流更加頻繁和緊密。
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當然也是列強不會放過的掠奪對象，為了對勞動力進行就地利用，俄國的機器軋製磚茶廠在漢口成立，隨後，與棉花、蛋、捲菸等有關的工廠相繼建成，先後多達60多家，這些工廠的開辦推動了漢口對外貿易的發展，俄國創辦的三家磚茶廠除了銷往本國以外還與蒙古有磚茶生意往來。1874年漢口就磚茶這一項的出口額就達到了8萬多擔，三年後漲到14萬多擔，1898年又增加了一萬多擔，可見漢口的對外貿易取得了一定的發展。在外商的進入下，漢口也因此萌發了近代工業。
可見，西方列強帶給武漢血與火的罪惡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武漢在淪在半殖民地的同時，也開始有了近代工業。就這樣，武漢人民在血淚中求生存，武漢商業在屈辱中求發展。其中，湧現出一批批積極主動探求自強求富的漢商，在他們的努力掙扎中，1889年蘆漢鐵路、1890年湖北織布局（建於武昌）、1894年湖北紡紗局和繅絲局（建於武昌）、1897年湖北制麻局（建於武昌）、漢口燮昌火柴廠、1906年漢鎮既濟水電股份有限公司、1907年揚子江機器製造公司（建於漢口）、1908年漢冶萍公司等一批商業主體得到建設和創立。
洋務運動提供商機
兩次鴉片戰爭的炮聲震醒了中國的有識之士，沉重的民族危機感湧上心頭。他們看到了中國與西方之間存在的差距，這種差距不管是軍事上還是經濟上都是極為巨大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引進並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是解決內憂外患困境的良藥，在這樣的思想下，洋務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的展開，建軍事工業，求“自強”，但自強目標無財力支撐終不能成。洋務派轉而“求富”，試圖通過“求富”圖“自強”，由此商務得到了重視，“求富”之路因此展開。
1899年起，張之洞治鄂18年，力推“湖北新政”，大舉興辦國有實業，這又為武漢三鎮商業史及漢商發展史，掀開新的一頁。
（一）漢商官方代表——張之洞
時任湖廣總督、南洋大臣的張之洞，出生於一個封建官僚家庭，經過山西由法國人督建的漢陽鐵廠已經冶鐵，共耗資官銀280萬兩，張之洞上摺子說，以後我大清軍工生產、鐵路鋪設甚至北洋新造招商輪船皆可由漢陽鐵廠供應生鐵，保證數十年供應不輟。
漢口在開埠近三十年的時間裡，武漢當局只是在西力東漸的衝擊下消極防範而沒有積極應戰。歷任湖北督撫李鴻章、李翰章、胡林翼、曾國荃等在湖北早期現代化方面基本沒有什麼作為。他們沒有給湖北社會帶來絲毫現代性之變革，這一狀況直至延續到1889 年張之洞督鄂時才改變。因此學者往往把張之洞督鄂作為湖北從傳統走向現代化的起點。
張之洞督鄂期間（1889—1907）湖北尤其是武漢地區的近代化事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一時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帶頭羊。具體表現如下：
1、近代工礦業如前所述在張之洞主鄂前外商已率先在漢口建立了一批近代機器工業。然而這些工業主要是為商品出口需要而設的打包原料加工等輕工業。張之洞主鄂後首先即從重工業入手改變了以往工業結構不合理的格局，為武漢地區的現代化奠定了一塊沉重的基石。張之洞主鄂時期興辦的重工業企業最有代表性的是漢陽鐵廠。
早在任兩廣總督時，張之洞就擬建鐵廠以減外耗。調任湖廣總督後張之洞奏准將在廣州時購置的鐵廠機器移設湖北，設立漢陽鐵廠。漢陽鐵廠建在漢陽龜山北麓於1891 年正式動工，1893 年大致完工。該廠共有鑄鐵廠、機器廠、打鐵廠、造鋼軌廠、煉熟鐵廠等6 個大，4 個小廠，鍊鋼爐兩座。鐵廠僱傭外國技師約40 人，中國工人約3000人。1894 年正式開爐鍊鐵，日出鐵五十餘噸，有時多至六七十噸。產品有熟鐵、貝色麻鋼鐵、條鋼軌等。為解決漢陽鐵廠的礦砂和燃料問題張之洞又著手興辦了大冶鐵礦、王三石煤礦、江夏馬鞍山煤礦的相關礦業。漢陽鐵廠之所以有代表性主要在於：鐵廠規模宏大是當時亞洲第一家大型近代化鋼鐵聯合企業。1894 年當漢陽鐵廠正式出鐵時消息轟動世界，外國人甚至視此為中國崛起的象徵。
（二）漢商民間代表——劉歆生
中國的近代史是一部國家的苦難史，但在這堆苦難的烈火中也燃燒出一批批的鳳凰，而劉歆生就是其中閃耀的一隻。劉歆生，一個地地道道的湖北人，1857年出生於武漢漢陽，從爺爺到他三代都是天主教徒，而就是這樣一種信仰為劉歆生的第一桶金打下了基礎。當時劉歆生所在的地方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裡的金神父發現了他們祖孫三代對天主教的忠誠，又感於劉家的貧苦，借給劉家200串錢，劉歆生的父親拿著這200串錢和歆生母親賣雞蛋所得的全部錢兩來到漢口。漢口的天主教堂在金神父的申請下免費為劉家父子提供場地創辦牛奶廠，從此這位農村的放鴨娃成為了漢口的送奶童，為教堂裡的教友們送奶。當時，為了保證牛奶的新鮮，劉歆生每天要送兩趟，早上七點之前一趟，下午五點之前一趟。為了早上七點之間準時送到客戶的門前，劉歆生每天四點左右就得起床，無論春夏秋冬，打雷下雪他都不曾偷懶。
當然，的雄心並不在此，39歲時他也曾與人合夥創辦了煤廠開採煤礦，但此次合作並未成功，反而虧損了兩萬多元。隨後，劉歆生又獨自創辦了鐵廠和木工廠，但都相繼關門大吉。但這些失敗並未打消他創辦屬於自己的實業的決心。1899年，年過四十的劉歆生在一家洋行負責寫字和跑街，仍舊只是漢口這片大商海中小小的一員，微不足道。然而就在這一年，劉歆生終於等到了一個機會，當時法國一家名叫立興的洋行正在物色買辦，依靠法國神父的推薦以及憑藉多年來在教會里學到的流利的法語基礎，劉歆生很順利成為了法國立興洋行的買辦。雖然當時劉歆生還一無所有，但多年來在商場上的摸爬滾打造就了劉歆生機靈果敢的特質，正是這份特質使他將買辦這一角色扮演得遊刃有餘。三年後，他又成為了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在漢口分行的買辦。劉歆生通過三年的豐厚的買辦收入積累，設立了屬於自己的錢莊，取名為阜昌。並且利用職務之便，左手從匯理銀行以較低的貸款利率借出資金，右手就將這些錢以較高的利率從自己的錢莊轉貸給他人，以此獲得高額的利潤。當然劉歆生所做的並不只是這些，銀行和錢莊巨大的資金便利在其眼中還大有用武之地，他將資金投向了皮行、油廠和一些礦產行業，同樣謀取了大量的利潤。
這些都是投機行為，要想真正創下一番事業，靠這些小聰明是不夠的。劉歆生人生中真正的第一桶金當屬芝麻買賣，而這筆買賣的最開端還得感謝劉歆生的父親。當年劉家父子來漢口打拼時，劉父認了一位養子，名叫劉長陸，當時劉長陸十分落魄，而劉家父子對其確是以誠相待，毫無嫌棄之心。沒想多年後劉長陸在上海扎穩了腳跟，成為了立興銀行的買辦。而作為兄長的劉長陸給劉歆生帶來了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上海的各大洋行都準備收購白芝麻，小時候是一個放鴨娃，誰也沒料到這個放鴨的毛頭小子在歷史的激盪中蛻變成一位商業巨賈。
漢商民間代表——宋煒臣
宋煒臣並非湖北人，1866年出生的他與當時的商業風雲人物葉澄衷是同鄉，都來自於浙江寧波的鎮海。而他的成就也與這位同鄉有很大的關聯。宋煒臣一共只讀了4年的私塾，而後由於家庭貧困無法繼續學業，15歲他便開始在鎮海一家南貨店做學徒。就在他16歲時遇到了“貴人”葉澄衷。當時葉澄衷從上海回到鎮海，在宋煒臣所在的南貨店買了些掃墓的祭品。當他付錢走遠後，宋煒臣發現錢數不對，葉澄衷多給了錢，於是趕忙追出去將多給的那部分錢還給了葉澄衷。葉澄衷被眼前小小的宋煒臣身上的誠實所打動，當他從老家回到上海時也把宋煒臣帶在了身邊。從此宋煒臣待在葉澄衷的順記洋貨行學習。由於宋煒臣表現良好，深得葉澄衷的喜歡和信任，對他也是栽培有加，8年後宋煒臣當任葉澄衷新辦的燮昌火柴廠的協理。當時的他24歲，經過多年的歷練，為人做事已十分成熟幹練，名為協理，實質上已包攬了火柴廠的各項事務。3年後，宋煒臣成為了經理，在他的管理下，火柴廠規模不斷擴大，獲利頗豐。
事實上，火柴在當時的中國還屬於極為稀有的商品，一直以來都是從國外進口，燮昌火柴廠就是當時最早的火柴廠之一，也是規模最大的火柴廠。由於燮昌生產的火柴質量高，價格與國外的火柴相比要低一些，因此大受市場歡迎，雖然收益可觀，但葉澄衷和葉煒臣都認為擴大市場才是長久生存之道。當時的漢口雖已通商，但火柴業還可以說是一塊空白，因此，作為重要交通樞紐而火柴市場前景廣闊的漢口成為了他們的發展對象。
1896年左右，宋煒臣來到漢口，但其並沒有馬上著手火柴廠創辦事項，而是先成立了一家名叫華勝呢絨軍服皮件號的門店，專門為湖北的新軍生產軍用的衣服和鞋帽，並且在二樓特設了貴賓室，專門為軍界和政界的達官顯貴們量體裁衣，通過這種途徑與軍隊和政界建立聯繫，以此在漢口站穩地盤。第二年，也就是1897年宋煒臣的漢口燮昌火柴廠和正式成立，宋出任經理。這家火柴廠是一家股份制企業，20萬兩股本金平均分為三部分，葉澄衷和宋煒臣各出一份，剩下的那一部分則到市場上吸取散股籌集。宋煒臣創辦的火柴廠在當時來講設備已相當先進，生產的火柴質量上層且穩定，因此在市場上十分暢銷。由於宋煒臣的火柴廠產銷良好，而且宋煒臣本人也深得張之洞的賞識，因此此火柴廠獲得了政府特批的專利，即十年內所有的火柴均只能由燮昌火柴廠一家生產，將市場完全壟斷，宋煒臣也因此獲得了鉅額的收益。
在火柴廠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宋煒臣將視線投向了關係國計民生的事業——水電行業。當時，只有各租界地才擁有電燈的優越生活，絕大部分的居民仍然使用煤油、植物油照明。宋煒臣看到了水電事業發展的必然性和急迫性，1906年，在得到了張之洞的批准之後，宋煒臣與其他18位鉅商作為發起人，創辦了“商辦漢鎮既濟水電股份有限公司”，宋煒臣任總經理。同時，也實現了張之洞一直堅持的水電事業不讓洋人染指的願望。張之洞為此還為此公司親筆書寫了“既濟”二字，並撥款30萬元。水電公司的股本共300萬元，其中1/5用於建設發電廠，4/5投於水廠。發電廠房經歷了兩年的建設於1908年8月開始送電，大漢口隨著最初那一刻的兩萬多顆電光聚焦成的燈火通明正式進入電氣時代。第二年，宗關水廠正式建成，由此漢口居民祖祖輩輩用肩挑水的日子一去不返，自來水流淌在千家萬戶的手心，漢口成為了全國第四個擁有自來水的城市。
宋煒臣從最初的南貨店學徒，為了生計來到上海，經過幾年的歷練和積累後，來到漢口開闢事業，從軍服皮件號到火柴廠，宋煒臣實現了自我的超越。隨後將自我事業與國家事業相結合，用盡全力經營既濟水電，將漢口人民帶入了近現代生活，極大的推動了漢口工商業的發展。
當然，人生之路總是不平坦的， 1911年辛亥首義，清軍與民軍在漢口激戰，宋煒臣多方奔走，將水電兩廠劃出炮線百丈之外，但仍受到戰爭破壞。為使漢口迅速恢復水電供應，宋煒臣不惜以價值50萬元私有地產向日本正金銀行抵押貸款。1913年日債到期，又多次上北京求得財政部擔保延期償付，使公司倖免落於日商之手。1916年，因添購機器擴大生產，又向日商東亞興業株式會社借款100萬元，定10年還清。不久該公司曾一度落入日本駐漢口總領事館控制之下。幸好，宋煒臣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外匯暴跌之機（日元對銀元貶值50%左右），積極籌措華資，購買日幣，提前償還了全部日債，並辭退了公司內日籍人員。到1920年，公司固定資產增至1000萬元，水廠日供水量增至8.6萬噸。成為當時華人創辦的最大水電公司。
宋煒臣在漢期間，還曾會同漢口顧潤章、顧溶等十餘名富商，集資創辦“楊子機器廠”。清廷農工商部核准暫免稅釐五年的優惠。該廠設在下游湛家磯地方，有工人1000餘名。生產鐵路橋樑、車輛、叉軌，還生產小火輪鐵木躉船、駁船、水塔水櫃，煤氣發動機、鑄鋼爐等產品。該廠還與漢口鋼鐵廠聯股，運用鋼鐵廠設備，聯合進行生產。當時楊子機器廠聞名全國、帶動了全國各地製造業的發展。1905年，宋煒臣還在廈門設立了“信用銀行”，在常德、德興設立地產、地皮公司。1910年在湖北富池口開採銅礦。1913年在竹山開辦五豐銅業公司和漢口熾昌硝鹼製造公司。1907－1913年間，宋連任漢口商務總會第一、三、四、五、六屆議董。1914年出任中華民國政府參政院參議。1916年任漢口總商會會董。遂成為漢口頭號商人，名馳武漢三鎮。1922年（一說1926年）因病去世。
漢口在近代歷史進程中，由於漢口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又在商業發展上遇到了中國傳統社會前所未有的契機。所以漢口的商業在近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也由此湧現出了一批漢商英才，他們是時代的產物，也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為武漢乃至湖北的近代化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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