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是在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的一個地域概念。地處黃河腹地，漠南草原，它始終是北方遊牧民族活躍的舞臺，是中原文化和遊牧文化的交匯、交融點。
水草豐美，大家都愛它
鄂爾多斯，現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西部，處於乾旱—半乾旱過渡地帶。
東、北、西三面被黃河環繞，地處黃河“幾”字灣腹地。北部地區是綿延的陰山山脈，成為了一道天然屏障。往南是受黃河沖積和泥沙沉澱形成的河套平原，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利於耕作生產。與之相接的是鄂爾多斯高原，作為內蒙古高原的南向延伸，平緩開闊，水草豐美，向來是遊牧的天堂。庫布其沙漠和毛烏素沙漠，以及灘地“纏繞”其間，佔據了總面積的一大半兒。山地、高原、盆地、河谷、平原、草原、沙丘……鄂爾多斯擁有的地貌環境可謂“應有盡有”。也正基於此，鄂爾多斯地區也成為了歷史上中原漢族和北方遊牧各民族之間的必爭之地。
鄂爾多斯地區地形圖與行政區劃
首先，優越的自然環境是吸引各族群不斷遷入、爭奪地盤的主要原因之一。雖然現在我們提及鄂爾多斯的自然環境時，沙化嚴重往往是其突出問題，但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環境狀況要遠好於現今，用水草豐美來形容也毫不為過。
如趙武靈王時期，鄂爾多斯高原東部和南部的樹木就相當繁茂；魏晉南北朝時，南匈奴赫連勃勃對此地連連稱讚，認為這裡廣澤清流廣佈，是少有的“美地”。因此他建立的大夏政權，國都——統萬城（俗稱白城子，因為城牆泛白色），就在此域（現陝西榆林靖邊縣）。是時，在統萬城的西北和東北或存有多個湖泊，雖然湖泊面積並不大，周邊的沙漠化程度也屬於輕度，流動沙丘、固定沙丘、溼地草甸、湖澤等不同類型的自然條件並存。
對於北方遊牧民族而言，畜牧生產特別強調對水、草資源的依賴，所以逐水草而居，是其基本生活方式。相較於高緯度、高寒的漠北地區，鄂爾多斯的氣候更加溫暖，降雨量和河流水量也更加豐沛，豐富的水草資源可供遊牧民族在此可繼續保持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
黃河水系流域範圍
對於中原漢族而言，該地區地形相對平坦開闊，特別是黃河南岸的河套平原，土地肥沃，灌溉水源充足，為農耕提供了基礎。宜牧宜農的自然條件，外加可供人畜食用的天然鹽池，優越的自然環境使鄂爾多斯成為了眾多族群理想的棲息所和爭奪地。
戰國秦漢時期周邊民族遷入鄂爾多斯地區簡圖，圖片源自《秦漢魏晉時期鄂爾多斯高原民族地理研究》
戰國時期，義渠作為先秦時期西部戎族的一支，勢力範圍長期與秦相接。雙方積蓄力量，在鄂爾多斯地區交鋒不斷。公元前327年，秦國趁義渠內亂，派兵平定，義渠俯首成為秦縣，還時不時給秦王進獻些特產和奇珍。前318年，義渠又趁中原諸國混戰，謀劃聯合東方五國伐秦，收復了部分失地；前314年，秦國調集重兵，收拾背後偷襲的義渠，一舉奪下25城池……反反覆覆的拉鋸戰，雙方對此地的爭奪可謂“樂此不疲”。
戎族義渠的勢力範圍長期與秦相接
直至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即位，因年幼由母親秦宣太后攝政。秦宣太后以“拉攏、腐蝕”的懷柔政策，墮戎王之志，書請義渠王長期居住在甘泉宮，並以優厚的生活款待他，甚至還與其育有二子，義渠王竟就如此墮落了。公元前272年，宣太后殺義渠王於甘泉宮，秦國發兵攻打義渠，義渠亡國。當然，史書中對這段軼事的記載十分簡略，《史記·匈奴列傳》僅載“秦昭王時，義渠戎與宣太后有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
《羋月傳》中的秦宣太后
但後人對此事的演繹可謂“浪漫”，電視劇《羋月傳》開播後，義渠君是徹底火了一把，他與秦宣太后的“曠世絕戀”更是吸引了大眾的興趣。我們暫且不論他們二人之間的情感歷程，僅看秦國的政治謀略便可知當時對此地的爭奪是多麼殘酷。滅義渠後，秦昭襄王又採取了修築長城的措施，以防患於未然。
地理戰略位置與邊貿“大市場”的繁榮
北方民族不斷地靠近和進入中原內地，是內蒙古高原兩千年來的規律性歷史現象，追溯其根本原因在於，北方單一的遊牧經濟，需要與中原的農業、手工業經濟進行分工交換。或是通過貿易，或是直接掠奪，以獲得糧食、鐵器、布匹，以及後來的茶葉（吃茶促進腸道蠕動，解膩助消化）等物質基礎。中原的綜合經濟始終像吸鐵石一樣，吸引著遊牧經濟。
鄂爾多斯，勝在山河形勢，不僅有黃河為天塹，還有陰山、賀蘭山為阻險。黃河—陰山一線，對於中原來說是北部要塞，更是一道天然的軍事屏障。佔據此地，關山阻隔，便可緩解或是遏制北方部族南下。對於遊牧民族來說，這裡除了水草豐美、適宜放牧之外，更是向中原挺進的前沿跳板，一旦南越陰山、黃河，進入了河套地區，長驅直入中原就不再是“登天”般的難題，所以鄂爾多斯地理戰略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雙方誰喪失對此地的控制，誰就會處於被動局勢。
黃河—陰山為北部軍事防線
歷史上，如果中原王朝勢力強盛，便會以黃河—陰山為北部軍事防線，如漢、唐，但唐以後的中原政權，幾乎很少能對此地進行長期掌控。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党項、蒙古等北方遊牧民族常以席捲之勢，佔據、統領鄂爾多斯。
明朝初年，國勢強盛，洪武、永樂年間先後出擊漠北，將北部防線推進到陰山、賀蘭山一帶。為保衛京師安全，鞏固北邊防務，又先後在沿邊地區建立了九個屯兵重鎮，史稱“九邊”。但很快便無力維持，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在與蒙古瓦剌部的軍事戰爭中被俘，史稱“土木堡之變”。而後韃靼、瓦剌不斷犯邊，建造長城墩臺，被動地進行軍事防禦成為明朝統治者的當務之急。
明朝九邊重鎮
出於對中原農業、手工業經濟的需要，鄂爾多斯地區不僅是遊牧民族進入中原內地的地理踏板，也是北方邊貿的重要交易場所。
史書中有北方各族與內地進行官市、民市貿易的大量記載，北方遊牧民族以武力要求開市的情況也數見不鮮。明朝嘉靖年間，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後裔阿勒坦汗崛起於蒙古草原，統治今鄂爾多斯—呼和浩特一帶。阿勒坦汗多次遣使要求明廷開放朝貢互市貿易，但遭拒絕，還被殺了使者。
阿勒坦汗一不做二不休，於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一路南下，兵臨北京，入古北口，殺掠懷柔、順義，明軍兵敗如山倒，毫無招架之力。明世宗朱厚熜忙派群臣磋商對策，最終採取禮部尚書徐階的建議，許諾通貢互市要求，還委屈地覺得“丟了面子”，而後蒙古撤兵回師，史稱“庚戌之變”。在此後二十年間，雙方就西北地區的馬市貿易多次發生摩擦碰撞與和談，最終達成開放十餘處邊境“貿易口岸”的協議。在今榆林城北，還存有一處鎮北臺遺址，當地俗稱“易馬城”，就是當時草原牧民同內地商人進行商貿交易的場所。鄂爾多斯地區在明朝時成為了西北邊貿的“大市場”，這對於遊牧民族而言自然非常重要。
易馬城遺址，是明代時期明蒙互市貿易的見證
莊嚴而隆重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
鄂爾多斯，對於蒙古族來說具有特殊意義。市名鄂爾多斯，就源於蒙古鄂爾多斯部名，明時，亦作“襖兒都司”。從語言詞彙的角度上講，鄂爾多斯是“斡耳朵”的複數形式，斡耳朵源於突厥語，意為大汗及宗王的宮廷、牙帳。所以，鄂爾多斯意為“有很多宮帳的地方”。
關於“斡耳朵”，可以追溯至成吉思汗時期。1227年，成吉思汗率兵征伐西夏前夕，在六盤山（今寧夏境內）病逝，根據他“不發喪，勿令敵知”的遺囑，他的遺體被運回漠北，並按照蒙古傳統習俗秘葬。後人在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內供奉他的英靈，後來又將其四位皇后的斡耳朵合併奉祀。《蒙古源流》中記載，“因不能請出其金身，遂造永安之陵寢，並建天下奉戴的八白室焉。”“八白室”，即最初的八座白色氈帳。
成吉思汗像。《史集》記載，當蒙古大汗或者貴族死後，會被秘密安葬，以群馬奔行，踏平浮土，然後殺駱駝子於此地。派人留守，直到來年春天草木新生，看不出任何痕跡後才會移帳離去。等到祭拜之時，便牽著母駱駝為嚮導，母駱駝悲鳴之處，就是當時的葬地所在。所以成吉思汗的葬地至今未有明確發現
元初，世祖忽必烈曾在大都建立八個宮室，供奉先主，元末八白室又隨著元順帝退回到漠北草原。蒙古統治者也為此挑選了一支精銳且忠心的隊伍，專門負責守衛八白室。這些部眾，就是蒙古鄂爾多斯部的前身，當然，這是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到16世紀初，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孫達延汗統一了蒙古草原，鄂爾多斯部遷徙至河套地區，八白室也一同遷到這裡，延續著對成吉思汗的奉祀，重要典禮也在八白室前進行。20世紀30年代，一些外國傳教士和蒙藏委員會成員經過實地調查提到，成吉思汗陵園內有兩座相連的蒙古包，其中一個蒙古包內安放著“銀棺，以及成吉思汗的”遺物“弓箭、馬鞍等。
成吉思汗陵，今在鄂爾多斯伊金霍洛旗境內
成吉思汗生前創造的帝國神話堪稱舉世無雙，身後的祭祀文化同樣無人匹敵。成吉思汗祭祀文化貫穿了蒙古民族的歷史、宗教、信仰、觀念、風俗、語言、法律等多種元素，反映了蒙古族的歷史傳承，莊嚴而隆重。
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困境
到清朝初年，鄂爾多斯部貴族首領率部內附清朝。順治年間，為了加強對蒙古地區的控制，實行盟旗制度，對歸附的蒙古部逐一編制，劃定疆界，選派蒙古王公貴族作為“札薩克”管理各旗政務。將鄂爾多斯地區分為六個旗（後乾隆元年增設一旗，共七旗），置伊克昭盟。伊克昭為蒙語，意為大廟，因為鄂爾多斯部各旗第一次會盟在當時的佛教大廟——王愛召行，故名伊克昭盟。（現已不存。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對王愛召進行了瘋狂掠奪，盜劫一空後又放火燒燬。）
至此，國家大一統格局下，鄂爾多斯地區的爭奪戰終於落下帷幕，這也基本奠定了現今鄂爾多斯市的行政區化。伊克昭盟的名稱被沿用，到2011年伊克昭盟經國務院批准正式改名為鄂爾多斯市，為內蒙古自治區下轄地級市。
現鄂爾多斯市行政區劃
1949年後，隨著工業發展的大潮以及國家能源戰略西移的機遇，鄂爾多斯地區豐富的能源礦產資源、羊絨資源和旅遊資源，為當地帶來了新一輪的發展契機。擁有烏金之海的鄂爾多斯，在煤炭產業的黃金十年裡快速發展，創造了一系列經濟神話，GDP趕超香港，房價也直逼一線城市，財富呈爆發式增長。
但到2012年，隨著煤炭價格的暴跌，煤炭行業發展處於困境中，樓市也出現持續低迷。單一的產業結構、粗放的生產模式以及房地產的過度開發，使得鄂爾多斯環境進一步惡化、發展遭遇危機。
煤炭資源一度為鄂爾多斯創造了經濟財富神話
歷史上的地理戰略作用下降，自然環境荒漠化，作為資源型城市的代表，今天的鄂爾多斯面臨著產業升級轉型難題，這也是許多資源型地區面臨的共同問題。但“轉型升級”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理論，更是一個巨大的現實考驗，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徑，如何發揮自己的積澱和優勢，將是鄂爾多斯未來之路上等待攻克的另一道“屏障”。
參考文獻
伊克昭盟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鄂爾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第一冊），1983年。
亦鄰真：《內蒙古古代史中的若干問題》，《蒙古史研究》，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王興鋒：《秦漢魏晉時期鄂爾多斯高原民族地理研究》，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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