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庶華先生一生具有濃厚的傳奇色彩，既是中國的科舉秀才，又是德國的冶金博士，既是教育家，又是冶金學家，既是企業家，又是政府官員，他曾先後出任過國立同濟大學、省立湖南大學、省立重慶大學、國立西北大學等多所著名大學的校長，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傑出的教育家之一。
胡庶華一生職業轉換非常頻繁，這源於他自己恪守這樣一個原則：“每任一職，三年必辭”，胡庶華是一位極具鮮明個性的歷史人物，在中國學界素有“湖湘精英”之譽。
胡庶華
胡庶華（1886—1968）字春藻，湖南攸縣人，1886年出生於湖南攸縣一個教育世家，胡庶華的父親胡國瑞是晚清舉人，胡庶華自幼入私塾接受舊式啟蒙教育，其父胡國瑞在出任雲南省彌勒縣知縣時，曾以自己的科舉經歷，反覆叮囑胡庶華：“一定要參加科舉考試，以爭取進學，勿墮家聲。”
1903年，胡庶華考入由近代著名教育家胡元倓創辦的“明德學堂”，這所位於長沙的新式中學堂，是湖南歷史上第一所新式私立中學堂，校名“明德”取自《大學》中“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胡元倓的辦學宗旨是“儲才建國，復興民族”。
1904年，胡庶華參加了清末科舉考試並考中了秀才，1905年，才華橫溢的胡庶華又考取了湖南省留日公費生，但因侍奉病重的繼母而放棄了赴日留學的機會。
1907年，胡庶華又考取了“京師譯學館”，這是清政府第一所官辦的外語專門學校，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以學習西方語言與科學知識為主的高等學府，以培養國家急需的外語翻譯和洋務人才為目的，隸屬於總理事務衙門，胡庶華在德文班學習。
“武昌起義”之後，辛亥革命在全國風起雲湧，大清王朝岌岌可危，胡庶華尚未完成在“京師譯學館”的學業就回到了湖南，在明德學堂和湖南高等師範學堂執教。
而當時遠在雲南彌勒縣任職的胡國瑞，在得知清政府被推翻後，竟留下遺囑投井而死，為大清王朝殉葬，“胡國瑞之死”曾經在當年轟動一時，《清史稿》《胡國瑞傳》篇中對此有詳細記載。
1913年，胡庶華考取了湖南公費留德生，入德國柏林礦科大學攻讀礦科，以實現其科學救國的理想，這也是當時大多數去歐美留學生的共同夢想，因礦科大學併入工科大學，胡庶華改讀冶金工程專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北洋政府對德國宣戰之後，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大多數都不能堅持完成既定學業，但胡庶華卻堅持了下來。
由於不能到工廠實習，胡庶華也就不能按時畢業，直到一戰結束之後，胡庶華才有機會完成了在工廠的實習經歷，並於1920年夏取得鋼鐵冶金工程師學位（相當於博士），他也是獲得該學位的第一個中國人。
1920年夏，胡庶華開始在歐洲各國遊歷和考察，期間與在英國伯明翰大學攻讀礦冶碩士學位的石瑛相識，石瑛年長鬍庶華7歲，卻是同盟會的元老，他奉孫中山之命，與吳稚暉在英國組織成立了同盟會歐洲支部，在石瑛介紹之下，胡庶華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1922年冬，36歲的胡庶華回到祖國，從舊學、新學直至歐洲留學，胡庶華整整讀了30年的書，這樣的求學經歷實屬罕見，由此也成就了學識淵博、博古通今、閱歷豐富、才華出眾，而且熟練掌握多國語言文字的胡庶華，即便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留學精英輩出的時代，胡庶華也當屬精英中的精英。
胡庶華被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聘為教授兼事務主任，由於校長體弱多病，學校校務大多由胡庶華代理，他同時還在母校明德學校兼課。
1925年，經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舉薦，胡庶華被任命為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江蘇省當時的管轄範圍包括現在的上海區域，是全國教育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廳長作為全省教育行政主管，其地位十分顯赫和重要。
1926年春，胡庶華應邀出任上海鋼鐵廠廠長，上海鋼鐵廠是晚清洋務運動的產物，但是由於軍閥混戰，社會局勢動盪，造成原材料難以穩定供應，因此鋼鐵產量極不穩定，生產經營時常陷入困境。
胡庶華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生產計劃，聘用了一批學有專長的技術人才，改善生產工藝，提高產品質量，廣開產品銷路，企業生產經營開始逐漸好轉，而正當胡庶華大展宏圖之時，北伐軍攻佔了上海，上海鋼鐵廠被桂系軍閥控制，胡庶華不願與軍閥為伍，於1927年8月辭去了廠長職務。
胡庶華由滬返湘途徑漢口時，巧遇執掌兩湖軍政大權的唐生智，唐生智當時迫切需要發展兵工產業，遂以湖南同鄉之情，熱情挽留胡庶華出任漢陽兵工廠廠長，胡庶華任職還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唐生智就因南京政府出兵討伐而兵敗，漢陽兵工廠被桂系軍閥控制，胡庶華又離職而去。
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和北洋政府黃郛內閣教育總長的易培基，於1928年2月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農礦部部長，胡庶華從歐美考察回國後，即被易培基攬入門下，出任農礦部技監、農林司司長和淮北烈山煤礦局局長等職，胡庶華欣然地接受了這些工作，認為能夠實現其實業救國的理想，，但現實卻比較殘酷，一介書生在明爭暗鬥的派系爭奪中，最終還是被迫辭職了事。
1929年6月，時任教育部部長蔣夢麟推薦胡庶華出任國立同濟大學校長，接任前任校長張群的工作，同濟大學自1927年8月被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接管之後，即被命名為國立同濟大學，它也是上海第一所國立大學，其歷史地位不可小覷。
由於同濟大學是醫、工類學校，需要更多的經費投入，而政府辦學經費短缺，致使同濟大學債臺高築，辦學條件十分艱難，胡庶華要有所建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一年，胡庶華在上海當選為中國工程師學會會長。
1930年，胡庶華在立法院兼任立法委員，1931年2月底，時任立法院院長鬍漢民被蔣介石軟禁，引起政界一片譁然，寧粵開始兵戎相見，“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持不同政見者暫時冰釋前嫌，開始一致對外。
“一.二八事變”之後，胡庶華加入了教育界救國聯合會，並領銜發出了一系列通電和宣言，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並向國民政府倡議：“凡能武力抗日者，父事之，師事之，在所不惜；凡賣國投敵者，則仇視之，敵視之，亦不敢辭！”但胡庶華的愛國之情，並沒有得到政府的認同和肯定，反而招致部分當權者的不滿和嫉恨，胡庶華遂以“每任一職，三年必辭”為由，於當年9月辭去同濟大學校長之職。
1932年10月，胡庶華出任省立湖南大學校長，這是他時隔十年之後，再一次回到長沙執掌高等學府，而此時的胡庶華已經是一個歷經磨練且經驗豐富的大學校長了。
此時的湖南大學尚在初創階段，自1926年成立以來已經更換了6位校長，胡庶華上任後提出了“承朱（熹）張（栻）之緒，取歐美之長”的口號，以繼承嶽麓書院之優秀文化傳統與學習西方先進之科學技術並重為辦學指導思想，以“忠孝廉節、整齊嚴肅”作為校訓，並從國內外延攬名師，完善規章制度，加強教學管理，購置圖書及儀器設備，不斷改善辦學條件。
1933年，胡庶華向學生提出了著名的《十條告誡》：“一是刻苦耐勞以鍛鍊身體；二是博聞強記以充足智力；三是嚴守秩序以健全組織；四是誠實不欺以樹立信用；五是坦白率真以表示磊落；六是見義勇為以發揚正氣；七是遇事認真以矯除敷衍；八是愛眾親仁以團結群眾；九是自奉儉樸以砥礪廉隅；十是輕財色以高尚志趣。”
作為教育家的胡庶華，對大學生畢業生具有非常敏銳而深刻的洞察力，他曾在湖南大學畢業生典禮時尖銳地指出，大學畢業生自身存在的五個缺點：“一是自視太高；二是慾望過奢；三是經驗欠缺；四是責任心薄、五是學業荒廢。”
而胡庶華所開出的藥方則是：“1.不論位置與薪資。凡屬有益於國家社會之事，在本人學識經驗以內，努力赴之。2.不論鄉間或城市。城市物資生活較優，人皆趨之，致造成今日都市畸形發展，今欲救濟農村之衰落，非大學生到民間去不為功。3.繼續研究學問。學問原無止境，畢業僅為告一段落，尚須繼續研究，方能有深造之成功。4.努力改造環境。大學生乃領袖人才，當先作社會領袖，負改造社會之責任，具轉移風氣之力量，方不辜負大學畢業之資格。”
湖南大學校歌
1934年4月15日，中國工程師學會受南京國民政府委派，從全國抽調專業人士組成考察團，由胡庶華出任團長，徐善祥為副團長，顧毓琇為秘書，羅冕、朱其清、戴濟為幹事，分為油煤鋼鐵組、水利水力組、電力電信組、鐵道公路組、水泥組、鹽糖工業組、紡織組、油漆組、藥物組，對四川省的工業資源和生產建設進行了全面考察，並形成了《四川工業資源考察報告》，為南京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時期將全國大部分國力遷入西南大後方之決策奠定了基礎。
1935年8月1日，胡庶華接替劉湘出任重慶大學校長，他對學校的管理機構和院系進行了合理的調整，並設置了文學院，重新修訂了各種規章制度，延聘了一批著名的學者和教授，還籌措了一批辦學經費，使重慶大學的面貌煥然一新，受到學界和社會上的廣泛讚譽。
胡庶華也為重慶大學撰寫了校歌，歌詞內容如下：“江漢思禹功，教化溯文翁。學府宏開，濟濟隆隆。考四海而為俊，障百川而之東。研究人文，振興理工。啟茲天府，積健為雄。復興民族兮，試作前鋒。”
1936年12月，胡庶華頗有預見性地撰寫了《理想中的文化區》一文，文章分為六個部分，論述了重慶地區的文化現狀和建立新型文化區的必要性，指出中日之間爆發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不可避免，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候，全民族應做好全面抗戰的準備，以救亡圖存，四川是民族復興的根據地，而重慶則是全民抗戰的大後方，應為抗戰及今後的國家建設培養和儲備更多的人才，明確提出新型文化區應建在沙坪壩，待取得經驗之後，再向全國推廣。
胡庶華這篇文章發表後，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隨著政局的發展，胡庶華的預見性得到了證實，南京國民政府也遷都重慶，領導全民族進行艱苦的抗戰，全國許多文化機構也都落腳在沙坪壩周圍，胡庶華還倡議成立了“沙坪壩文化區自治委員會”並出任主任幹事。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為了讓中國高等教育的文脈得以延續， 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以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和國立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組成“西安臨時大學”，分別由北平、天津遷往西安辦學。
1938年3月，“西安臨時大學”又被更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由西安遷往城固辦學，胡庶華被空降至“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工作，由於是幾所學校聯合辦學，教育部設校務委員會管理學校，胡庶華與李書田、徐誦明、李蒸、張北海等人出任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
國立西北聯合大學
1938年5月2日，國立西北聯合大學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標誌著教學工作開始逐漸步入正軌，全校共設六院23個系，匯聚了一大批從淪陷區流亡的著名學者，其中不乏進步教授，而學生中也隱藏著一些共產黨員。
胡庶華曾在紀念週講話時說：“我們西北聯大設立在城固這個偏僻的地方，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一切物質享受均談不到，可我們師生依然要共同努力，發揚我們能吃苦、有朝氣的精神，來領導西北的教育。”胡庶華在西北聯大任職期間，曾多次發表講話或文章，指出抗戰不是問題，國際形勢有利於中國的抗戰，讓大家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堅持長期抗戰，必將取得最後的勝利。
西北聯合大學與西南聯合大學是同時存在的，只是西北聯合大學存在的時間太短暫了，僅一年四個月就被拆分了，由於存世的時間太短，西北聯大的歷史地位和歷史貢獻不能與西南聯大相比，但這一段歷史也不應該被刻意遺忘，這些播撒在祖國西北教育的火種，也曾在及其艱苦的戰時環境中砥礪前行，成為抗戰時期十分重要的教育方陣，在中華民族危難時期，支撐和延續了中國高等教育的薪火相傳，也推動了西北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在大學精神、人才培養、學術成果等方面同樣為國家為民族做出過卓越的歷史貢獻。
1939年7月，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電令，撤銷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另行改組為國立西北大學、國立西北工學院、國立西北師範學院、國立西北農學院和國立西北醫學院五所獨立的國立大學，胡庶華被任命為國立西北大學校長。
國立西北大學
1939年9月，由西北聯大文理學院和法商學院等構成的國立西北大學在陝西城固開學上課，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與胡庶華在辦學理念上產生矛盾並激化，遂將具有一定左傾思想傾向的胡庶華與時任湖南大學校長皮宗石對調，胡庶華由此第二次執掌湖南大學。
1940年10月，胡庶華從西北輾轉抵達湘西辰溪，出任國立湖南大學校長，由於長沙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中日兩國軍隊在長沙地區進行了三次會戰，長沙早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即便湖南大學遷址偏僻的湘西辰溪縣，也經常遭到日機的轟炸，致使湖南大學校舍損毀嚴重。
胡庶華提出了“於艱苦中謀恢復，於安定中求進步”的方針，以本省戰時建設之需培養人才，一切從實際出發，集中辦好本省迫切需要的礦冶、土木、經濟等系，並與辰溪煤礦、湘黔鐵路局、華中水泥廠、芷江飛機場等單位建立了廣泛而密切聯繫，不斷加強與工程技術人員的交往，提供專業技術支持，師生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實踐機會。
即便在艱苦的戰時環境下辦學，胡庶華也堅持高標準培養國家所需要的棟樑之才，他親自制定了《大學生人格標準》：“1.厚重端正的儀表；2.光明磊落的胸腔；3.勤敏萬能的身手；4.平穩踏實的腳膀；5.冷靜細密的頭腦；6.遠大深思的眼光；7.慷慨熱烈的情緒；8.健全純潔的思想；9.頂天立地的志氣；10.急工好義的心腸。”這個《大學生人格標準》，沒有半點空洞浮華之言，但要落到實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種教育理念，即便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具有極大的借鑑和啟示意義，胡庶華所制定的《大學生人格標準》，是所有青年學子應該達到的人格修養境界。
1943年4月，胡庶華出任三青團中央副書記長兼任青年工作管理處處長，三青團全稱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於1938年4月，系國民黨下屬的青年組織，由蔣介石出任團長，陳誠、張治中曾先後出任書記長，康澤擔任組織處長。由於蔣介石、陳誠、張治中國事繁忙，無暇顧及三青團的工作，因此三青團的具體工作主要由康澤掌控。
為了防止野心勃勃的康澤尾大不掉，便於扶持蔣經國上位，蔣介石和張治中遴選了年近花甲之年的胡庶華出任副書記長兼任青年工作管理處處長，胡庶華之所以被選中，完全是因為其在青年中的威望，而胡庶華則利用其合法身份，斡旋於國民黨政壇，積極宣傳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等正確主張。
胡庶華（左三）與中外學者合影
1945年春，胡庶華第三次執掌國立湖南大學，而且是被時任教育部長朱家驊請回來“救火”的，朱家驊與胡庶華都是留德出身，而且還是柏林礦大的同學，自然答應老朋友之請託。
當年接替胡庶華校長的是地質學家李毓蕘，曾任湖南大學工學院院長兼地質系主任，此人熱衷於政治，成為陳立夫“CC派”的骨幹分子，湖大師生對其為人非常瞭解，從李毓蕘抵校上任開始之時，湖南大學就爆發了“驅李護校”學潮，而且這場學潮竟然持續了一年半之久，這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當時受到李毓蕘處分的學生，幾乎佔了全校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真可謂是史無前例。
李毓蕘需要在刺刀的保護下執掌湖南大學，日子也確實難過，自感無法繼續戀棧，遂於1944年8月黯然辭職。胡庶華讓所有受到處分的學生復學上課，這也是胡庶華向朱家驊提出的條件之一，胡庶華對待學生的態度是既嚴厲又愛護，他始終堅持和恪守這樣一個原則：“師生之間，要有家長父子之風。”
1945年10月，國立湖南大學遷回長沙嶽麓山，為了恢復被戰火毀壞的嶽麓山校園，胡庶華做了大量的重建工作，擴大了辦學規模，使湖南大學成為擁有文、理、法、工、商五個學院的綜合性大學，在全國範圍內遴選和延聘一批湖南籍著名學者回湘服務，這其中就包括李達、羅章龍、楊榮國等教授。
1947年5月22日，湖南大學學生在中共地下組織的策劃下舉行了“反對內戰”的示威遊行，胡庶華多方勸阻無效，但為了保護學生們的安全，已經年逾花甲的胡庶華只好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以避免長沙軍警和特務對學生們進行鎮壓和傷害，胡庶華甚至電話警告省政府掌權者，“誰要殺害我一個學生，我就要在省政府門前自殺。”胡庶華有如此擔當和表現，這會讓中國多少大學校長汗顏吶。
1949年初，國內政局趨於明朗，胡庶華為湖南大學定下了絕不遷往臺灣的規定，而此時的湖南政局呈現出一種複雜局面，程潛、陳明仁暗地裡醞釀湖南和平起義，而白崇禧所屬華中剿總正兵敗長沙，長沙政局一時間非常微妙。
1949年10月，胡庶華應中國共產黨之邀，從香港乘郵輪繞道青島赴北京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並定居北京，後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重工業部專員，他多次到全國各地參觀和考察，為新中國鋼鐵工業建設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由相關學校採礦系和冶金系合併組建了北京鋼鐵工業學院，胡庶華被任命為教授兼圖書館館長，還被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二至第四屆委員。
胡庶華是中國人在西方學習鋼鐵冶金專業第一人，他在冶金方面造詣極深，早年曾撰寫了《鐵冶金學》、《冶金工程》、《中國戰時資源問題》、《鋼鐵工業》等學術專著。
胡庶華的晚年生活史料不祥，所有關於介紹胡庶華的文章，對其晚年的經歷皆語焉不詳，或是以春秋寫法代之而過，胡庶華以其歷經晚清、民國、新中國的複雜歷史，要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獨善其身，似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文革”中，在劫難逃也是在所難免的，諸如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國民政府舊官僚，反動學術權威等大帽子，可以任意扣在胡庶華的頭上，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1968年6月17日，胡庶華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直到十年之後的1978年，北京鋼鐵學院才為其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並落實政策。
胡庶華一生曾三次執掌湖南大學，對湖南大學的建設和發展可謂是居功至偉，其重要性不亞於清華大學的梅貽琦、北京大學的蔡元培和南開大學的張伯苓，但湖南大學校園內竟然沒有為胡庶華立一尊雕像，實在是有些不可思議。
胡庶華塑像
在重慶三峽廣場名人雕塑園中，有一座胡庶華的塑像，但他也僅是一個名人而已，他不屬於他所曾任職的任何一所大學，這位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做出過卓越貢獻的傑出教育家，還沒有得到他應有的尊重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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