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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古代的紀年方式，我們一定會想起“年號”，但其背後折射的政治制度變遷卻鮮有人知。古代帝王們用“年號”以紀年，起初源於西周時期的“共和執政”（共和為當時年號），但此後並未延續使用。漢武帝登基時定年號為“建元”，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年號，這一傳統從此延續兩千多年。除了中原政權外，日本、越南、新羅、吐蕃、大理等也都加以效仿。
▲漢武帝劉徹劇照
在這漫長的時光中，人們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有的皇帝終生只用一個年號，有的皇帝卻一兩年就改一個年號——比如南北朝與唐宋。不僅數量多，還具有濃厚的奇葩色彩。比如梁武帝蕭衍的年號，有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等，倘若在位時間再長一些，估計還能弄出個“方大同”。
其中武則天的年號之多令人咋舌——依次為光宅、垂拱、永昌、載初、天授、如意、長壽、延載、證聖、天冊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神功、聖歷、久視、大足、長安，多達17個，前面幾個還引經據典，後面則越起越俗，個人崇拜之風越來越濃。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明清兩朝皇帝在位期間基本只用一個年號（明英宗、皇太極除外），這種變化是如何產生的呢？
▲明太祖朱元璋劇照
這一切要歸功於明太祖朱元璋起了一個好頭——不封禪、不受尊號、不受祥瑞，這種做法大大消滅了皇帝想要改元的慾望。關於第一點不封禪。儒家認為新皇登基應當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因而漢武帝、唐高宗、武則天、宋真宗這類改元狂人深受其影響。在明太祖朱元璋之後，再沒有一個皇帝封禪，縱使皇帝出巡經過泰山也只是祭祀並不封禪。至於改正朔、易服色，在唐代以後由於兵荒馬亂，統治者也就沒心思去折騰了。
其次是不受尊號。唐朝之前早有皇帝受尊號的先例，而該制度在唐代真正形成、在宋朝達到頂峰，比如大名鼎鼎的“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尊號）。在明朝，朱元璋率先提出不受尊號，只保留死後的諡號。至於清朝，入關之前皇帝們接受尊號，入關之後也不再受，比如大臣曾四次為康熙上尊號但都遭到拒絕，就連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在這點上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當然，我們要明確一點，“十全老人”“古稀天子”之類的稱呼純屬他自娛自樂，並非是正式尊號。
▲古代常見祥瑞——仙鶴
最後是不受祥瑞。在過去，祥瑞多種多樣、真假混摻，比如形狀怪異的雲彩、渾身透白的兔子、美麗的靈芝、閃著紅色光芒的石頭、誰都看不懂的天書、樹上形狀不同的樹葉、水裡亂蹦的小魚，凡是能和“不尋常”扯上關係的東西，都能被附會成所謂的“祥瑞”。由於祥瑞是上天對皇帝的褒揚之物，所以皇帝在接受群臣進獻祥瑞之後會舉行隆重的改元儀式。比如宋真宗趙恆，曾接連改的三個年號（大中祥符、天禧、乾興），正是他在迷信祥瑞之後，極度熱衷封禪、改元的產物。
明太祖接受先帝前輩的教訓，堅決不接受祥瑞，後代君主即使有受祥瑞的，也只是屬於自娛自樂的範疇，再沒有昭告天下、改元封禪的大陣仗。當皇帝真正做到不封禪、不受尊號、不受祥瑞，便沒有改元的動機了，這是最直接的原因。往深層次裡剖析，我們不難發現，隨著儒家思想發展和皇帝制度的不斷演進，統治者們的合法性和權威不再需要通過封禪、上尊號、進獻祥瑞這些方式來實現了。
▲南北朝百官封禪場景塑像
封禪原本是儒家政治文化裡非常有存在感的一個一部分，隨著宋代理學的興起，儒家逐步傾向於道德哲學、修身養性，帝王的道德品質成為唯一的決定性因素，封禪的存在意義越來越弱。連封禪儀式都日趨衰亡，接受祥瑞自然也就隨之消失了。清朝入關前曾因得到蒙古的傳國璽而慶賀改元，入關之後發現漢人壓根不把這個當回事，從此也就不再因重大事件改元了。
對於“不受尊號”，其背後折射的歷史進程也很好理解。明、清兩朝都是高度成熟的中央集權體制，皇帝地位比以往更加至高無上，死後諡號多達二十餘字，因此在世時已經沒必要再受尊號。當然，這也與康熙皇帝本身的性格有關，要不是他謙虛沒受尊號，後世皇帝說不定也會有樣學樣。不過退一步來說，即使眾人受了尊號也不會再改元，因為尊號對皇帝而言已經不再那麼重要。
▲康熙皇帝讀書像
唐宋時期的皇帝們之所以頻繁改元，恰恰是因為皇帝制度在這一時期發生劇烈轉折——從君主專制轉向君主獨裁。二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在於，專制君主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獨裁君主則成為一個國家機關。專制君主的權力高度集中在個人手中，所以極其容易被推翻或喪失權威、淪為傀儡；獨裁君主的權力則是制度化、深入人心的，即使是個未滿月的孩子或有智力缺陷，皇權也不會旁落。因此當古代中國完成這一制度的轉型之後，自然也就不需要通過改元來強化統治的合法性了。
參考文獻：
《中國曆代年號考》《國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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