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射父在論及古代宗教發展時，兩次使用了嘉生這個詞彙。第一個階段，民神不雜，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第二個階段，民神雜糅，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顯然，第三個階段，重、黎絕地天通，使復舊常，無相侵瀆，神會再次降之嘉生的。對於這個說明上古中國宗教發展三個階段狀況的核心詞彙嘉生，絕大多數研究者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在引文中只是一筆帶過。只有陳來先生在其古代宗教與倫理一書中對此表示了關注：
有一點很值得注意，即宗教改革是由經濟危機所引發，而經濟危機又導源於一種宗教信仰的行為狀態。就是說，原始祭祀的泛濫，導致了社會財富的匱乏，禮的制度和宗教的改革正由此而決定地產生或形成。
從社會經濟的角度探討早期宗教的發展，陳來先生可謂獨具慧眼。其實，在上古人論述早期宗教的言論中，經濟問題一直是他們關注的焦點之一。國語鄭語記周太史伯陽評論古之所謂成天地之大功者，論及到黎，也是這樣認為：
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祝融亦能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
可見，古代典籍在記錄重、黎的功績時，嘉生、嘉材是它們共用的最重要的說明材料之一。重視實際功效是所有早期宗教的重要特徵，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注重實用理性的民族，堯典中即記載了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的格言。因此，觀射父在楚語中兩次使用的用以說明早期宗教不同階段發展狀況的核心詞彙嘉生，應該是包含了相當可靠的實際內容的。
從《楚語》降之嘉生、嘉生不降以及《鄭語》生柔嘉材中所使用的諸如降、生等動詞詞彙的意義看，早期宗教的經濟問題主要還是發生在生產環節，而不是消費環節。陳來先生認為財富的匱乏是由祭祀的泛濫所引起，重、黎絕地天通就是為了節省不必要的祭祀消耗，這一觀點顯然有值得作進一步探討的地方。除了以上所述古代文獻在說明這個問題時所使用的動詞詞彙的實際意義都發生在生產領域而不是消費領域之外，對祭祀權力實行壟斷，杜絕民神任意溝通是否就可以節省祭祀消耗，也仍是個可以商榷的問題。事實上，由宗教壟斷而導致的政治專制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財富的高度集中，非但不會降低社會財富在精神、意識形態方面的消耗，而是正相反。因此，顓頊令重、黎絕地天通的經濟目的的真實內容顯然還有必要另作探討。
協助顓頊進行宗教改革的重、黎除了分屬神民，絕地天通外，在古代文獻中主要還是以觀象制歷的早期曆法專家的身份出現的。火正黎是觀測大火星運行、制定火歷的傳說人物。根據對大火星的觀測，可以粗略地推出冬至和夏至以及其它相關的節氣變化。如火正寒暑乃退、(左傳昭公三年)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國語周語)等等。南正重，龐樸先生認為他就是堯典中據四星的南中來定四季，以日之南至來定冬至和歲實的羲和。但羲和生於帝堯時期，實在重、黎之後，而且以觀測日之南至為基礎從而確定歲實的太陽曆的出現不可能早於帝堯時代，尤其不可能排在火歷之前，因此重即羲和說恐未得當。今案重除為南正外，文獻記載其還曾為木正句芒。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木正為句芒，又云：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木正即春神，句芒即玄鳥。玄鳥，左傳昭公十七年：玄鳥氏，司分者也。杜預注：玄鳥即燕。分謂春分、秋分。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名。因此，這個作木正的重當為觀測物候以制定物候歷的傳說人物。從曆法發展史看，物候歷要早於火歷，因此觀射父將重排在黎之前，顯然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至於木正重為什麼會演化成南正重，當是由於這一家族世序天地，後來的太陽曆即由其後人所發明而致。
既然重、黎都是上古時期著名的歷法專家，那麼所謂神降之嘉生和生柔嘉材等等，就很容易理解。這些故事和神話，不過就是對重、黎觀象(包括物候與天象)制歷，按時安排生產活動，從而使天下百姓財用不匱這一客觀事實的具體描述而已。所以韋昭注鄭語所謂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時即指出：大明天明，若曆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時也。也是對所謂嘉生、嘉材之神話背後的科技內容所做的明確的肯定。
因此，對於顓頊令重、黎絕地天通的內容，我們應該至少從兩個方面去理解。首先，從早期宗教的發展方面看，重、黎絕地天通之前的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可以視作民神任意溝通的混亂狀態，而絕地天通正是對這種混亂狀態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整合，從此以壟斷取代了氾濫，以規範取代了隨意。其次，如果從早期科技，尤其是從天文曆法的發展方面看，則重、黎絕地天通之前的混亂狀態也可以視作是一種曆法上的混亂和落後，而顓頊令重、黎絕地天通則可視作是由顓頊組織曆法專家所進行的一次對曆法的統一。顧炎武說：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日知錄第30卷)由於早期科技一般隱身於早期的宗教和巫術當中，而且主要由巫覡等神職人員掌握，因此，這種人人皆知天文、家家可定曆法的現象表現在當時也就是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的狀況。這種狀況顯然會導致曆法的混亂，從而無法按時組織生產活動，並進而導致社會經濟的匱乏，這也就是所謂的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了。而由重、黎絕地天通後所制定並頒佈的新曆法，以統一代替了混亂，而且相對也會比較先進和完善，自然也就能夠帶來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的局面。
綜上所述，顓頊令重、黎絕地天通，既是一場宗教範圍內的巨大變革，同時也是一次科技領域的重大進步。前者的意義主要表現在政治上，神權的壟斷標誌著一種脫離氏族成員直接利益的公共權力的逐漸產生。後者的意義則首先體現在經濟領域，曆法的統一必然會帶來原始社會末期社會經濟的巨大發展和進步。同時，對曆法技術的壟斷也有效地加強了正在形成或已經形成的各種公共權力。所有這一切，可以說都是在為中華民族下一步邁入文明社會而作準備。因此，對於顓頊令重、黎絕地天通這一事件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我們應給予充分、高度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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