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圖鑑》剛剛落下帷幕，《上海女子圖鑑》馬上接力開播。可以想見，或許還有批量排列組合的《深圳女子圖鑑》《廣州女子圖鑑》在排隊，國產劇正在開啟一個複製粘貼的“連連看時代”。一如網友腦洞的衍生劇從《淑女的品格》《淑女的格調》到《淑女本色》的扎堆立項，但內容卻距原本的創意差距極遠。逐熱點、追流量，唯獨敘事的質量被放在了一邊。當潮水退去後，又能留下什麼呢？當同一個故事不斷增殖、被不斷重複講述，除去口水和話題，還能剩下什麼呢？
網友腦洞：《淑女的品格》
勵志的悖論：圖鑑不是生活啟示錄
作為日劇《東京女子圖鑑》的翻拍劇，《北京女子圖鑑》和《上海女子圖鑑》都面臨諸如價值觀和女性勵志導向的質疑——北漂/滬漂女只能靠男人？女性掙扎打拼的故事都只能從一個包開始？從故事的縫隙裡舔出了自己生活苦味的觀眾被劇情激起了極大的共情，還有另外一部分不願這樣被代表的觀眾，認為這是對自己的一次冒犯。觀點之間的撕裂根源其實並不在於展示了怎樣的生活，而是怎樣去展示北漂、滬漂？換言之，是本土化改編的立場問題，“圖鑑”本身是不含價值判斷和情感立場的，它只是展示存在的合理性，但本土化的作品編劇總是試圖做成北漂女子生活啟示錄或是滬漂女子職場升級指南，強行勵志的說教意味與原作之間的隔離才是爭議的核心所在。
《東京女子圖鑑》
原作《東京女子圖鑑》講述自小嚮往大城市的秋田縣女孩兒綾從地方大學畢業後來到東京所經歷的二十年人生。她在東京從最底層的工作做起，憑著勤奮、努力以及好運，一步步踏入了光鮮亮麗的時尚行業。她的衣櫃裡有了越來越多的名牌，搬到了越來越繁華的地段，開始出入越來越昂貴的餐廳，甚至連男友也一個接一個地穩步“升級”。她的夢想就是過被人羨慕的生活，而她的慾望只是慾望著別人的慾望，靈魂的慾望正是她命運的先知。因為沒有自己，她的人生就是在過別人嚮往的人生，但永遠會有比她更好的，因嚮往而追求、追求後得到、得到後馬上祛魅、厭棄，在一個永不滿足的閉環中，她能夠上岸嗎？
《東京女子圖鑑》的可貴之處也正在於並不負責對綾的生活方式作出審判，也不試圖提供答案。20世紀以來的一大特點就是平民階層在社會結構中上升，現代性催生的資產階級心靈文化是“包法利主義”——體驗生活的願望，是體驗夢想、夢想人生，是平庸卑汙的現實和渴望理想愛情、超越實際可能的幻想相沖突的產物。綾只是現代性生存困境的表徵之一，光鮮背後是否空無一物？只以別人的羨慕為尺度生活是否快樂？永不饜足是否代表著更大的失去？看完《東京女子圖鑑》的觀眾各有判斷，這正是編劇的高明之處，愛如探湯，生活更是如人飲水，人生沒有範本與標準答案。或許只有當每個人走到蓋棺定論之時，才能給出自己的回答。
《北京女子圖鑑》與《上海女子圖鑑》卻從開始就給出了一條劃定好的路線，北漂的陳可依改名為陳可，滬漂的羅海燕開始叫自己Harriet，她們經過一番“洗髓”和“修煉”、閱人無數，終於明白鏡花水月，只有依靠“自己”。以此為標準答案，對於原文本中幾不存在的職場勵志部分進行擴容，又只能把女主角上升的每一步都與男性貴人捆綁，前後矛盾的設置自然會引起觀眾的不適：這本就不是一個討論踏實打拼的職場女性的故事。
以女主角陳可或羅海燕為標準，她們遇到的男性角色只得不斷減分去凸顯她們的成長——選擇離開都是被逼迫的。這也正是《北京女子圖鑑》《上海女子圖鑑》與《東京女子圖鑑》的另一處不同：綾的每一個選擇都是自主選擇，故事裡無所謂真正“無辜”的人，她抱著炫耀目的交往的男友也會選擇拋下她與富家女完婚。但國產劇中為保持女主角的絕對正義性，其中的男性角色都功能性地被預設為辜負女友的渣男，《北京女子圖鑑》裡的經濟適用男張超變成了給女友買假貨、吃自助毫無形象的小市民，何志則是婚後“突變”成為沉迷打牌的“媽寶男”。《上海女子圖鑑》中李現出演的海燕初戀給她買了一隻假包。如此種種當然是省力推動劇情的做法，但同時又把《東京女子圖鑑》裡那個為自己所有選擇承擔後果和責任的成熟現代女性拖回了“白蓮花”的變種。尤其這還暴露了編劇的筆力不足，不能真正靠紮實的故事去推動情節發展、情感變化，只能靠不斷矮化配角去成就主角。
所以說，試圖把女子圖鑑拍成生活啟示錄的嘗試，只能最終陷入表達自我矛盾的窠臼。
及格的翻拍：不接地氣的本土化嘗試
相較於此前生搬硬套的海外劇翻拍，如《深夜食堂》、《求婚大作戰》等尷尬的演出，國產版的《女子圖鑑》起碼已經撞到了及格線，無論是從話題度還是從本土化改造的方面來考量，其引發的一波波關於北漂/滬漂的討論可見一斑，但是我們能稱之為真正的“接地氣”嗎？
國產《女子圖鑑》以北漂/滬漂的情境入場，戚薇扮演的北漂川妹子、王真兒出演的安徽人在上海，二者之間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或者說去爭論何為真正的北漂/滬漂本就無太大意義——都只是中國城市化繼續推進的文化症候。堆砌“回不去的是家鄉”、“買房要限購”、“前任都是渣”都只是情緒性的設定，劇集本身更像是一個容器，沒有人在就事論事——在這樣一個時代，大眾的共情和認同也已經被摺疊和區隔，而情感的最大公約數只有一個個被稱為痛點的“偽命題”。
其失敗之處在於，在這樣情緒的驅動下，故事本身如何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只要能夠引發觀眾的討論就是“成功”。正如我們所見，大量的評論只是在借北漂/滬漂痛陳自己奮鬥史或經驗總結，在這裡沒有對話更沒有傾聽，只有自戀式的表達。包括同樣聚焦於北漂題材的電影《後來的我們》亦是如此。
無論北京還是上海，故事總是圍繞著一個包展開，品牌包成為一個重要的符號。反觀《東京女子圖鑑》以女主角綾租房選址的變遷象徵她人生的不同階段：剛到東京住在俗氣與快時尚“恰到好處”的三茶、再到惠比壽、銀座、豐州、代代木上原，城區的升級正是她身份上升的具象化體現，電梯中高層與低層住戶之間還是巨大的階層差異，而有些青年終其一生都無法走出三茶，這是許許多多“東京打拼者”真實的生存困境，是房區之間階級區隔的表徵。
當我們視角再次轉回國產劇，為什麼總是從“包”去切入呢？只能說國產劇中只有消費主義的陷阱——消費主義製造的焦慮和被消費的焦慮，止於符號化的拜物。一個包來代表女主角自立和生活狀態的轉化？編劇恐怕熟讀“女人的進階是奶茶自由，櫻桃自由，口紅自由，酒店自由，包包自由還有房子自由”、“愛她就給她買包”式的微商話語。他們尋找的甚至都不是時代情緒的出口，而只是對時代痛點的淺層消費，這裡只有話題與口水。
如果要用社會話題的方式打開《上海女子圖鑑》，大概就是“畢業那天一起失戀還是一起就業”、“面試成功的十條法則”、“室友嘲我買了假包是撕呢還是忍呢”、“我的上海親戚是奇葩”……另一方面，劇集對於北漂/滬漂式翻轉的想象，是現實“想當然”的臆測。其實並不太可能描述出北漂女和滬漂女的真實狀態，他們把老家的意象拍攝成殘破、老舊，而在北京上海租住的房間卻寬敞、舒適、明亮，然而許多現實卻恰恰相反，不然經典選題“大城市的一張床還是小城市的一間房”又從何而來？
無論是《北京女子圖鑑》還是《上海女子圖鑑》都在本土化實踐上達到了及格線，但他們真的做到“接地氣”了嗎？答案是：沒有。下一次的《XX女子圖鑑》我們希望能夠看到不至於淺表消費情緒的作品，而是有生活的紋路與質感。
文| 韓思琪
本文刊載於20180518《北京青年報》B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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