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壁在介休城東南約二十五里處。說來也巧，就在城的“東南”方向，就在此“二十五里”處，有一段關於介休非同尋常而又鮮為人知的設縣建州史。揭示這一段歷史，對填補介休舊志書中的一段空缺，對解開張壁古堡種種謎團都至關重要。
張壁在北魏時期曾是介休縣城
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著名宰相李吉甫撰修成了被譽為一代地理總志的《元和郡縣誌》。志書中講介休縣的歷史沿革時說：“介休縣……後魏明帝時為賊所破，至孝靜帝更修築。遷朔州軍人鎮之。因立為南朔州。但領軍人，不領郡縣。”
這是一段相關介休縣城在後魏至東魏時期建置的記載。通常，人們都以為介休縣城一直沿襲自秦漢時的故城。然而歷史上介休城不在漢代舊城建置也是有的，上面講到的後魏至東魏時的介休城就是一例。
清代乾隆年間由一代大儒、方誌學家戴震修成的海內名著《汾州府志》中經考證指出：北魏時期重建介休城時，沒有建在漢代故城舊址，而是建在了舊城東南二十五里處。其原文為：“北魏介休，不復治漢故城，其所置者，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此後，省內各種版本的《通志》《府志》都持如是說（被梁啟超列為全國之首的光緒《山西通志》中有多處提到為“縣南二十五里”處。）除此而外，我們還可從生活在後魏時期著名地理學家酈道元的名著《水經注》中找出見證。酈道元當時由北往南考察汾河兩岸的風土時記載：“汾水又南，逕（過）介休縣故城西，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酈道元把城東有郭林宗碑的介休城寫成“故城”，可見東南二十五里處的介休城當時為“新城”。
東南二十五里壁堡處建城是為避“荒胡”
北魏時期何以要重建介休城，建城何以要選址在東南二十五里處？這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
公元304年的西晉時期，從匈奴族劉淵自離石起兵反晉開始，中國北方進入了史稱 “五胡亂華”的漫長戰亂年代。劉淵的兵將首先發難於介休縣城。國史 《晉書》及 《資治通鑑》都記載了介休縣令賈渾夫婦在城破後不屈遇難的悲壯事實。在以後的一百五十多年裡，北方先後有五個少數民族互相仇殺掠奪，致使黃河地區的經濟、文化、城邑、社會秩序全都被毀滅。當時遭劫難的倖存者們，或舉族舉家結伴流散入長江以南，成為僑居異地之民；或避地絕塵，木食山林，簡居穴洞，成為山區堡壁寨主的依附者。可以想象，綿山下至今尚存的壁寨名稱，如張壁、馬壁、遐壁、宋壁、史村寨、三清寨、軍寨……這些正是當年人們躲避戰亂，隱跡藏身，建壁守壘的時代見證。
北魏政權統一北方後，社會秩序相對好轉。太和八年 （484），癱瘓消失已久的介休縣恢復建置，但處於弱勢的縣政權在選何地建城時遇到了 “胡人寇亂”的現實問題。
據史籍記載，北魏時期，黃河以西的離石、吐京一帶，萬山簇擁，這裡匈奴五部餘眾常年不養不耕，所需人、畜、財物、衣食等悉數靠在汾、晉間抄掠。時人稱之謂 “稽胡”或“荒胡”。對此，北魏政權先後組織過數十次殲討，但最終皆無濟於事。為了避開胡人，介休縣建城選在了地靠綿山，視野開闊，三面臨溝，居高臨下，有壁堡人居相對集中的 “東南二十五里”處。儘管如此，恢復不久的介休縣政權最棘手的問題還是窮於對付胡人作亂。據在當時擔任過介休令的李文略墓誌文中記載：“……彼地帶險阻，山胡寇亂，前後縣官未能遮遏。及君蒞任窮加殲討，手自斬格，莫不震肅……”可惜這位 “有立功立事之志”的年輕縣官親自斬格，使盡了渾身解數應對胡人，最終的後果是積勞成疾，只活到27歲年齡。孝昌元年 （525），離石以西的山胡劉蠡升益發猖狂，其自稱 “天子”，對手下封置百官。孝昌二年，劉大舉肆掠汾州諸郡縣，將所有縣城全數攻破。選擇躲避胡人的介休縣城這次也未能僥倖。這一年，介休縣終因在當地無法立足，隨同汾州各縣僑遷入平陽郡寄生度日。
縣城被攻破得機遇升格為南朔州
東南二十五里的介休縣政權苦苦支撐了40年，最後被胡人攻破縣城僑居外地。然而這一時期的北朝歷史又出現了新的轉折。講這一轉折不能不提到駕馭歷史乾坤者高歡。公元534年，高歡擁立的魏孝武帝投奔了關中的宇文泰成為西魏的帝王。接著，高歡又重新使用後魏的元善見做自己的傀儡皇帝。從此，中國北方開始了東魏與西魏兩個國家對峙的時代。高歡為遠避西魏，先是將都城由洛陽遷至鄴地（安陽），讓長子高澄控制朝廷。接著，高歡在幷州這塊戰略寶地設大丞相府，置晉陽宮，將太原作為“陪都”。太原盆地有著名“四塞”，介休城西的高壁嶺（又名韓侯嶺 ，當時靈石縣區域屬介休地）歷史上稱作太原的南塞。高壁嶺系太原過往晉南的唯一通頸要衝。孝靜帝天平四年（537），西魏的大丞相宇文泰進軍蒲坂，克定汾（吉縣）、絳，從此，雙方大抵以汾、晉（臨汾域內）、絳為界，平陽以西以南都歸屬了西魏，而洪洞戍、玉壁戍等險要處則成為雙方極盡全力爭奪的地盤。洪洞與介休互為交界。介休當時成為捍護前方陣地的突出地位顯而易見。東魏天平年間（534－537），高歡迫於西魏咄咄逼人的攻勢壓力，出於前方戰爭需要和陪都安全考慮，將老家朔州的軍人調遣至殘破的介休縣城，同時為提高軍官的待遇和責任意識，還將介休原來的縣級建置改為州級，並取名為南朔州。
遷來朔州軍人用於“備禦外患”
除明代成化本《山西通志》中說遷朔州軍人置南朔州是為“御虜”外，其餘版本的《通志》與《府志》都同出一詞，都講遷往介休朔州軍人是為“備禦外患”。
“外患”一詞通常用於兩個國家間一方受到另一方的挑釁威脅而言。介休地域能作為一方的前沿陣地而負起“備禦外患”的使命，史冊上幾乎“僅此一例”。
“備禦外患”首先要以自身的安全作打算，比如舊城牆已被胡人攻破，這就需要 《元和郡縣誌》等一些史書中說的 “更修築” “築土為垣”，再建城池。再如為了保證前方打仗，還必須排除各種隱患。在高歡看來，當時胡寇劉蠡升就是最頭痛的隱患。為了端掉劉蠡升的老巢，公元535年，高歡設圈套答應將女嫁給劉蠡升之子，尋機出騎兵，攻入劉的行宮，俘獲其諸王、公卿等四百餘人及華夷雜隸等人員數萬。不僅消除了 “荒胡”隱患，還解決了戰爭對大量人財物的及時補給。
“備禦外患”更直接大量的任務是作好“戰備”服務，要求源源不斷隨時備足支援前方的軍需物資。在東魏與西魏相持的二十多年時間裡，雙方戰爭幾乎每年都要發生，有的戰爭如公元542年和546年的兩次爭奪玉壁城戰爭，高歡更是傾注十幾萬兵力，志圖西入。在此狀況下，朔州軍人擔負既長久，又規模大的備足各種軍需的繁重任務顯而易見。
高歡的軍隊以勇猛見長，作戰攻城習慣用挖地道法。早在公元531年，高歡用兵攻鄴城，相州刺史劉誕固守城池。高歡明裡在城外建土山攻城，實則在城下開挖地道，令士兵一邊往城下挖，一邊用木支撐。地道挖至城牆下，下面皆空，高歡令將支撐木點燃，柱毀而城陷，劉誕被擒獲。公元546年，高歡欲奪取西魏的玉壁城，故伎重演。先是在城外起土山，守將韋孝寬在城樓上架木抗禦。高歡曰： “爾縛樓至天，我穿地取爾。”於是鑿地道共十道齊進。韋孝寬將計就計，命西魏軍積柴火，掘長塹，往地道內投火，以皮排吹煙，搞得高歡士兵焦頭爛額。高歡又用攻鄴城辦法，在城下穿地二十道，而後使用支撐木點燃，不料韋孝寬早有防備，及時將塌陷處豎以木柵，高歡軍士還是不得入城。這一次高歡苦攻六旬，最終智力皆困，因疾而還。
高歡軍士善於用挖地道攻城，自然也能挖地道守城或在城下構築其它軍用防備設施。朔州軍鎮守南朔州大約二十餘年時間裡，他們長年累月地擔負調運、貯藏軍用物資，甚至有製造一些兵器的任務。可他們佔據的壁堡地處溝壑丘陵，地面可利用空間經常是人滿為患，為防備不測，調運的大批糧食物資時常需要存放在更隱蔽的地方。這一來就要向地下更深層發展。年積月累，南朔州城底下便形成有通行道，有通氣孔，有丁岔口，有儲藏穴，有養馬槽，有伏擊洞等多層次的網狀設施。當今人們參觀張壁古地道都對此“既不像平民百姓的家用設施，開挖又不為民間人力可以承受”的龐大複雜工程感到不可思議，其實這也不覺為怪。解開朔州軍人備禦外患這一謎，人們便會找出答案。張壁地下這些保存了近一千五百年的價值連城的古地道，正是當年擅長開挖地道的朔州軍人在戰火歲月中的備戰傑作，是他們“備禦外患”的歷史見證物。
朔州軍人系地道的鮮卑人
介休當年的朔州軍人系高歡從其老家懷朔鎮（今包頭東北）調來的鮮卑族軍人。公元524年，魏孝明帝將六鎮無罪配隸軍人皆免為民，接著下詔將六鎮之一的懷朔鎮改為朔州。高歡又名賀六渾，原系漢人，其祖因得罪朝廷被髮配至懷朔鎮。世居懷朔鎮的高歡從小受鮮卑民族的習染，一向炫稱自己為鮮卑人。他要求部下平時說鮮卑語，穿鮮卑服。一旦有機遇便讓鮮卑人做州郡長官。他常說，漢人是為鮮卑人種田的奴隸，打仗靠的就是鮮卑人。顯而易見，高歡從老家調來的這批陪都衛戍軍正是高歡最信賴的嫡系鮮卑人。
由於鎮守南朔州“但領軍人，不領郡縣”，職業固定單純，朔州軍人的生活在當時還是相對穩定的。在高歡對這些衛戍部隊的特別班賜與關照下，這些鮮卑軍人便有了條件在當地立家立業。張壁村“戶家園”可想而知是當年鮮卑軍人安家落戶的處所。這一批鮮卑人的定居彌補了二百年戰亂後當地人口流散的空缺，從此介休城（南朔州）內有了新的主人。有學者李濟曾從介休人獨具的方言中還有陰、陽入聲特點考察，便斷定現在介休人為鮮卑人的後裔。其中蹊蹺蓋源於此。
萬事開頭難。考察張壁古堡的歷史，我們只要順著朔州軍人的蹤跡揭示出其使命、其來歷，至今古堡中其它的種種迷霧似乎都可以迎刃而解。目前，張壁最神秘最有價值的文物莫過於可罕廟。可罕廟歷代碑文中又稱 “罕王廟” “可罕王朝廟”。據廟中梁題書，該廟在元代延元年重建，說明在宋代以前就有原廟。重建可罕廟碑文中記載何以要建可罕廟的理由是： “可罕，夷狄之君長也。生為夷狄君，歿為夷狄神。夷狄之人，宜因時樽俎焉……其精英至今在，德澤至今存……”這一段文字，清楚不過地道出了鮮卑遺民們對罕王高歡的懷念之情和建廟之因。然而後世人只知曾有過個 “定楊可汗”，於是把廟中之 “可罕”生搬硬套給了劉武周。劉武周既不是夷狄人，更不是夷狄之君王，最後走投無路投靠了突厥，又因其圖謀出逃被突厥殺害。對於劉武周這樣對唐、對突厥都不屑掛齒之人，不僅鮮卑後人不可能為其立廟，就是執掌了天下的大唐王朝也決不允許他的臣民們對這一 “賊寇”公開供奉。
考察張壁古堡的又一個蹊蹺是解不開泥鐵像之謎。有人說這尊泥鐵像衣帽穿著非佛非道，似官似兵，所塑者為何人實難以揣測。其實這是由於觀察者用的是漢人正統目光，若換了另一個角度，人們就會驚奇地發現，這尊不可思議 “獨具異族風情”的泥鐵像，不正是當年鮮卑人在南朔州作官時的形象見證物！
作家張春旬在十年前撰寫的 《張壁古地道之謎》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石砌路面的街道，原是介休縣城的一絕，解放後縣城修築了油路，原來的石砌路全被拆除……所幸，張壁300米長街道全用紅砂石砌成。路面兩邊高，中間低，可行車馬，可通流水，與當年介休城石頭街道並無異樣……”走遍介休上下四鄉250多個村莊，這裡有山區，有丘陵區，也有平川，然除張壁村街道石砌路面與原來縣城無異樣外，其餘村莊都無此“一絕”之特點。這其中僅是偶然嗎？（侯清柏 宋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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