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儀見過新文化領袖胡適。
這兩個人物一個代表舊，一個代表新，一個代表封建，一個代表民主，極具差異性的身份象徵使他們在1922的會面引起輿論譁然。
1921年，溥儀在養心殿給自己裝了一部電話，大大拉近了他跟外面世界的距離。在今天的北京電信博物館 ，有溥儀用過的電話的複製品，許多小孩子去模擬體驗。但當時十五六歲的溥儀也不過是個孩子，所以玩心大起的溥儀還打過很多騷擾電話。
那時候，裝得起電話是一件值得讓人知道的體面事兒，所以公開出版的電話薄上有京城各路名流的電話號碼。溥儀給京劇演員楊小樓、雜技演員徐狗子打過“騷擾”電話，甚至還冒充別人的住宅打電話定外賣。
更出人意料的是，溥儀作為末代皇帝，還給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打過電話，並跟他會面談過二十分鐘。
溥儀的回憶錄記載：
這樣玩了一陣，我忽然想起莊士敦剛提到的胡適博士，想聽聽這位“匹克尼克來江邊”的作者用什麼調兒說話，又叫了他的號碼。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電話。我說：“你是胡博士呵？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您是誰呵？怎麼我聽不出來呢？……”
“哈哈，甭猜啦，我說吧，我是宣統阿！”
“宣統？……是皇上？”
“對啦，我是皇上。你說話我聽見了，我還不知道你是什麼樣兒。你有空到宮裡來，叫我瞅瞅吧。”
我這無心的玩笑，真把他給引來了。
這次由於心血來潮決定的會見，只不過用了二十分鐘左右時間。我問了他白話文有什麼用，他在國外到過什麼地方，等等。
——溥儀：《我的前半生》
胡適接到宣統的電話非常驚詫，不敢相信，又覺得被溥儀“召見”是件鄭重的事，特意去找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商量。莊士敦回憶，胡適非常擔心見面“禮儀”的問題，商議過後，知道不用跪拜，這才放心。
根據胡適和莊士敦的回憶，胡適和溥儀這次的會面在禮儀上沒有跪拜，行的是鞠躬禮。實際情形是：胡適進門後，溥儀起立，胡適向溥儀鞠躬，溥儀請胡適坐下，二人互稱對方為“皇上”和“先生”。很多文章裡說胡適見面情不自禁下跪，是無稽之談。
在胡適的日記裡，是這樣回憶1922年他們的初次見面的：
1922年5月17日
拜見廢帝，引來譁然一片。今天清室宣統帝打電話來，邀我明天去談談。我因為明天不得閒，改約陰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
1922年5月24日
我因為宣統要見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莊士敦，問他宮中情形。
1922年5月30日
今日因與宣統帝約了去見他，故未上課。
十二時前，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接我。我們到了神武門前下車，先在門外一所護兵督察處小坐，他們通電話給裡面，說某人到了。
他們電話完了，我們進宮門，經春華門，進養心殿。清帝在殿的東廂，外面裝大玻璃，門口掛厚簾子；太監們掀起簾子，我進去。清帝已起立，我對他行鞠躬禮，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張藍緞墊子的大方凳子，請我坐，我就坐了。我稱他“皇上”，他稱我“先生”。他的樣子很清秀，但單薄的很；他雖只十七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利害；穿藍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陳設，靠窗擺著許多書，炕几上擺著今天的報十餘種，大部分都是不好的報，中有《晨報》、英文《快報》。几上又擺著白情的《草兒》，亞東的《西遊記》。他問起白情，平伯；還問及《詩》雜誌。他曾作舊詩，近來也試作新詩。他說他也贊成白話。他談及他出洋留學的事，他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糜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裡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要辦皇室財產清理處。但許多老輩的人反對我，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依靠了。”
他說有許多新書找不著。我請他以後如有找不著的書，可以告訴我。我談了二十分鐘，就出來了。
溥儀的形象無疑給胡適留下了不錯的印象，新潮、獨立、通情達理——閱讀報刊，尤其留心閱讀新詩和白話小說，炕幾擺著康白情的《草兒》詩集、胡適作序的亞東版《西遊記》，談話時問及康白情、俞平伯和《詩》雜誌；說自己近來試作新詩，贊成白話，並打算出洋；反思清室錯誤，對於花費民國錢財感到不安，又說自己想獨立生活，清理皇室財產……溥儀給自己營造了一個極好的印象。
胡適在會見一週後作長詩紀念，後來刪成一首短詩（《有感》）：
咬不開，捶不碎的核兒，
關不住核兒裡的一點生意；
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
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他們的見面，引起不少“新人”對胡適的攻擊。胡適特意發表了《宣統與胡適》一文，在辯白自己的同時，也向大眾展示了一個正面的思想獨立開通的溥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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