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從貿易爭端中學到什麼？壓艙石、絆腳石與打火石 大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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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嚴肅的學習，就永遠不能真正進步。而學習的動力往往來自現實的挑戰。如同恩格斯所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

2018年的中美貿易爭端就像一個超級課堂，議題重大，影響廣泛，隨時更新，視角各異。在我快30年的媒體經歷中，這種感受似乎只有在中國加入WTO時才有。“入世”影響了方方面面，也促生了市場化財經報紙的興起。2001年1月1日創辦的《21世紀經濟報道》最初的口號就是“與加入WTO後的中國一起成長”，當年4月創辦的《經濟觀察報》將2002年作為“中國的國際化元年”。它們的成功掀起了財經報紙熱，2004年在上海，《第一財經日報》和《每日經濟新聞》先後創刊。今天中國從事財經報道的媒體人，有相當部分都曾在這些地方工作或受其影響。

從個人體會看，我覺得面對中美貿易爭端所要學習的東西，可能比入世時更復雜。入世時，“融入全球體系，順應國際規則，以開放倒逼改革”是共識，分歧是局部的、行業性的。而今天，WTO多邊貿易體系本身受到“美國優先”和單邊思維的挑戰，在中國經濟總量接近美國的2/3時（2001年時不到15%），美國看中國的眼光也在改變。一個新局面正在形成，即美國對中國從戰略接納轉向戰略競爭。

在這樣複雜而深刻變化的關頭，任何簡單化的判斷都顯得輕薄，如果不是輕浮的話。如何讓這一足夠重大的題材來提升自己的認知水平？以下是一些學習筆記，和朋友們分享。

關於對等

有一個看法最近廣為流傳，就是中方更強調互惠，美方更強調對等，雖然英文是同一個單詞reciprocal。區別何在？“互惠”聚焦於可計量的商品貿易（較少涉及投資），是“邊境措施”，主要抓手是關稅互惠、減少進出口貿易的政策限制；“對等”更強調雙方的市場競爭機制、國內法治環境和營商環境，是“邊境後措施”，主要抓手是知識產權、競爭政策等制度性安排。

這一說法的言外之意，是中方的競爭手段有問題，比如政府對企業的不正當補貼或人為設定本國企業應占的市場份額。

而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博士生導師崔凡教授看來，reciprocal在18世紀的貿易法中就已出現，1947年簽訂的關稅和貿易總協定（WTO前身）也有，那時並沒有哪個談判者關注“邊境後措施”。他說：“大家希望推動改革的意願是好的，但不能隨意界定法律概念。近年來，美國與歐盟出現了針對中國的要求投資對等開放的聲音，2015年中國發布的‘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中也提到‘堅持自主開放與對等開放’，說明中國在國際經貿關係中並不排斥對等。問題在於，在實踐中，對等原則的具體含義存在一定模糊性。一方面，當事各方在開放幅度或者所獲利益的量上如何對等，很難精確界定；另一方面，對等原則既可能成為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助推器，也可能被當作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

為什麼“對等”可能成為保護主義工具呢？在WTO中，對等原則和非歧視原則（包括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最惠國待遇的基本目標，是使所有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成員都能分享到該體制帶來的好處。因此，WTO框架下的“對等”指的是多邊對等、全面對等，並且考慮到了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性與差別化待遇。

和崔凡教授的交流讓我意識到，對等原則的確是WTO承認的指導原則，但其含義主要是多邊全面的擴散對等，不應僅從雙邊和產品層面理解，關鍵要看如何具體定義，是否與最惠國待遇原則相容。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以對等為由實施單邊貿易與投資限制，不僅損害雙邊經貿關係，而且不利於多邊貿易體制與國際投資體制發展。

關於合規

美國商務部4月16日宣佈激活對中興通訊的拒絕令。5月9日晚中興通訊發佈公告，受拒絕令影響，公司主要經營活動已無法進行。公司及相關方積極與美國政府相關部門溝通，推動美國政府調整或取消拒絕令。

關於中興通訊的討論已經很多。總體上，這是一個合規問題。

5月4日，中國貿促會全國企業合規委員會在北京成立。中國貿促會會長姜增偉說，強化合規經營已成為全球企業發展的普遍共識，是企業防範經營風險，提升自身信用，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去年5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規範企業海外經營行為的若干意見》，提出加強企業海外經營行為合規制度建設。去年12月29日，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和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聯合發佈了《合規管理體系指南》（GB/T 35770-2017/ISO19600:2014），這項國家標準將從今年7月1日起實施。

《指南》指出，“建立有效的合規管理體系並不能杜絕不合規的發生，但是能夠降低不合規發生的風險”，“若不合規，組織可能遭受法律制裁、監管處罰、重大財產損失和聲譽損失，由此造成的風險，即為合規風險”。近年來，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合規風險不斷上升，如某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紐約分行2016年11月因違反《反洗錢法》和掩蓋可疑交易被紐約金融服務局（NYDFS）處以2.15億美元罰款。

但美國監管機構在執法司法時是不是都那麼公正呢？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餘永定最近在財新網發表的《美鉅額罰款公正還是勒索？》一文，提出了質疑。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政府對企業定罪數量和罰款金額都大幅上升，僅2009至2015年7月對在美經營的銀行就處以罰款1610億美元。有誤導投資者投資有毒債券的問題（如美國銀行、摩根大通分別被處以166.5億美元、130億美元罰款），有反洗錢問題（如法國巴黎銀行被罰90億美元），有幫客戶逃稅問題（如瑞士信貸被罰28.8億美元），等等。英國《經濟學人》在《美國的公司庭外和解：構陷企業違法犯罪之路》一文中認為，美國監管體系貪得無厭，“在運營世界上獲利最多的敲詐勒索生意”，“其套路非常簡單：找到一家可能有（或者可能沒有）不當行為的企業；威脅其管理層讓其公司無法經營，最好輔以刑事指控；強迫這家公司用股東的錢交付鉅額罰款，以達成旨在最終撤銷這些指控的秘密庭外和解（沒人能知道和解的細節）。然後，再尋找下一個目標”。

餘教授的文章，有兩點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為什麼被處罰企業不通過公開法庭訴訟主張自己的權利？這也是中興案中不少人提出的問題。因為監管者既是法官又是陪審團，金融機構忌憚能不能保住經營執照、會不會失去美國市場、如何留住客戶和員工、如何面對股價大幅下挫、如何應對後續可能出現的惡意監管等問題，一旦被執法者咬上就別指望它鬆口，所以只能退縮；二是當執法機構被允許保留所有或部分罰款時，很難指望其執法的公正性。法國巴黎銀行2014年被罰89.7億美元，其中22億被紐約金融服務局（NYDFS）拿走，美聯儲拿走5.08億美元。NYDFS獲取的罰款甚至成為紐約州政府的一項重要財源，州長說是“天上掉下的餡餅”。

餘教授說，“中國的輿論往往只指責自己工作人員的失誤（失誤肯定是有的，有些可能還很大），而不知道美國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有時也可能非常蠻不講理”。他讓我們看到了美國不講理的這一面。不過，以我多年的觀察，中國公司的大部分合規問題應該不是偶然失誤，而是明知故犯，因為過去在國內很多問題都可以通融、搞定，養成了壞習慣。證券市場長期“重圈錢”、輕視投資人利益，劣跡斑斑卻無法扭轉，就是典型的例子。直到最近兩三年證監會、銀監會加大對不合規行為的處罰力度，才校正了輕描淡寫式的處罰。沒有強監管，違法成本太低，中國公司的機會主義就很難根除。國內不立好規矩，走出去出現各種跑冒滴漏，概率就會很高。所以中國公司的當務之急還是要補上合規管理的短板。

關於制度

中美貿易爭端，很多人視為兩種不同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的一次“攤牌”，特別是當中國通過創新向價值鏈上游躍升的時候。

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說：“美國學者給中國扣了一個帽子，叫國家資本主義。在美國企業看來，中國企業背後站著政府，政府通過產業政策、財政補貼、准入限制、廉價信貸、乃至直接訂單等手段支持中國企業，這使美國企業在中國和全球市場都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比如太陽能板和鋼鐵，大量補貼，很容易形成產能過剩，廉價出口到全球，歐美廠商被迫退出市場。

最近有一篇文章《世貿組織總理事會中美辯論實錄》在朋友圈熱刷。5月8日在日內瓦舉行的世貿組織總理事會年內第二次會議上，美國新任駐WTO大使謝伊就是用“國家資本主義”形容中國的經濟模式，並將其和市場準入壁壘、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問題、自主創新、技術標準、政府補貼、對外資的限制性政策等聯繫在一起。

中國常駐WTO代表張向晨對謝伊進行了回擊。他說，中國的發展根本上源於兩條：一是實行市場化改革，釋放經濟主體的活力；二是融入了全球化，開放國內市場，遵守國際規則。中國憲法第十五條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十六條規定，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有權自主經營。這是改革開放的法律成果，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制度保障。

張向晨說，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需要進一步改革，國內市場需要進一步對外開放，知識產權的保護需要進一步加強。這些不足正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而不是中國獲得發展的“秘密武器”。他舉了自己親歷的例子：

“5年前，我作為商務部主管知識產權的部長助理，率國務院督查組去甘肅、陝西等省檢查軟件正版工作。甘肅是中國西北一個偏遠落後的省份，我在那裡抽查了一個部門的六臺計算機，結果五臺都是合格的，剩下一臺也使用了正版軟件，只是標籤貼的位置不夠規範而已。這個部門的負責人對我說，甘肅剛經歷了一場大地震，財政預算極為緊張。他們單位為購買正版軟件花費了30萬元，短期內看不出有什麼好處，但大家知道，為了長遠的發展這是必須要做的。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客觀地說，世貿組織《TRIPS協定》（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是非常嚴苛的，但既然我們承諾了，就要努力去做。

“我認為任何外力包括政府都不可能強迫技術擁有者以他們不能接受的條件轉讓他們自己認為最為珍貴的東西。我和我夫人閒暇時會玩同款電腦遊戲，她水平比我高，掌握了通關秘笈，她不會給我她的秘笈，但可以幫我通關，條件是我給她一定的好處，比如送她一件禮物或多做一些家務，有時我認為這是一項公平交易，有時我也會拒絕，轉而依靠自己的努力過關。與此類似的事在中國和其他市場上每天都在發生。”

中國的經濟制度和市場環境，在本質上與國際社會對市場經濟的普遍認知並不相悖，且在不斷改進中。中國入世後，和美國、歐盟、日本一樣每兩年一次接受評估，2016年評估中中國收到1800多個質詢問題，都要一一回答，評審會議記錄也在WTO網站公佈。2011年中國入世10週年時，WTO時任總幹事拉米表示，中國入世後的表現是A+，中國履行了規則，雖然並沒有做到100%。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崔凡教授比較了中美兩國在WTO的表現。中國入世以來一共被告了40次，同期美國被告了80次，中國敗訴的一概執行，美國敗訴的經常拖著不執行，不僅不認賬，還杯葛WTO大法官的任命，搞得大法官7個只剩4個。

崔凡同時指出，經過16年，中國成長了，而全球多邊談判停滯，所有經濟體都沒有大幅度多邊減讓，中國發展太快，當時的承諾顯得水平較低了。但無論如何，中國在白紙黑字上的承諾都兌現了。

中國的經濟制度還有缺陷，要進一步加強市場化改革，但以此否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就又失之片面了。

中國領導人2013年就指出，中美經濟關係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本質是互利共贏，雙方應該把對方的機遇和挑戰視為自己的機遇和挑戰，尋找更多利益契合點。

貿易爭端會不會讓“壓艙石”變成兩國關係的“絆腳石”？關鍵也在於，雙方能不能把對方的機遇和挑戰視為自己的機遇和挑戰。

今年2月日內瓦對話會上，拉米再次表態中國遵守了WTO承諾，同時他說，以中國今天在世界經濟中的體量，沒有開放政府採購市場，很不公平。（注：中國已經表態加快加入WTO《政府採購協定》進程）

今年3月北京的一次座談會上，美國前貿易談判代表蘇珊·施瓦布說，我相信中國沒有刻意要使得產能過剩，但是，只要中國政府一說什麼是重點發展的，社會上每個人都說這是要重點發展的，這樣不出現產能過剩是不可能的。

這些說法是中肯的，其背後的含義是中國要加快完善市場經濟體制。19大報告中也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等等。如果能切實落實，“壓艙石”就會更有分量，更讓人放心。

由於貿易爭端的常態化，經濟制度的爭議也會經常化。這涉及很多問題，比如產業政策，具體就包括稅收減免優惠、直接財政補貼、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激勵、研究開發補貼、特殊收費、產業組織政策、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補貼、定價轉移類補貼等等。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林

徐林的建議是，中國要實施更加聰明有效的產業政策。比如減少無用的產業規劃和政策制定；減少歧視性（選擇性）產業政策的制定，在市場主體不願意配置資源或難以形成合力解決的情況下，才由政府發揮組織協調作用並投入資源進行扶持；改進金融機構的產業扶持政策，讓金融機構堅持按商業標準為企業提供融資服務而不是按政策重點提供融資服務；改進產業組織政策實施機制，儘可能少用“拉郎配”等非市場化手段，更多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資本市場兼併重組、併購基金參與推動等市場化手段來實現；改進海外人才引進政策，更多讓企業和用人機構根據其自身需要，自主招錄海外人才，讓用人單位站在人才市場的前臺。等等。

類似徐林這樣的建議，

其實中國從2013年上海自貿區開始的自貿嘗試，客觀上也是為了優化營商環境，應對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挑戰。TPP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建立自由貿易區，協議涵蓋所有產品和服務，規則更加透明。上海自貿區從成立一開始就明確不是“政策窪地”而是“制度高地”，其基本任務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擴大投資領域開放，推進貿易發展方式轉變，深化金融領域開放創新，完善法治保障。

國際貿易爭端往往是國內結構性問題的延續。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國內低儲蓄、產業過度外包、限制高科技出口、美元本位等結構性問題的結果。中國很多地方對微觀經濟活動的過多幹預，也導致產能過剩、殭屍企業無法出清，並令國際貿易伙伴感到不公。所以，靠政策傾斜驅動的增長模式越來越行不通，建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才是未來。

如果中國能夠更多地把爭端當成“打火石”，就能透過爭端照亮自身存在的問題，進而改進和進步，這方面的讓步不是退縮，而是利人的同時更加利已。

由此出發，則2018年的中美貿易爭端，可能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化法治化的經濟強國崛起的“打火石”。這將是中國2001年入世之後的又一個新起點。

• 參考文獻：

  談談對等開放問題，國際經貿在線，崔凡、洪朝偉

  國際貿易規則下中國產業政策如何優化，財新網，徐林

• 假如貿易爭端常態化，中國的新機遇在哪裡？|| 大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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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 | 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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