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老戰士、空軍政治部宣傳部第一任部長朱鴻夫人鮑虹同志因嚴重肺炎於2018年4月16日凌晨搶救無效，不幸溘然長逝，享年98週歲。
人物介紹：
鮑虹（曾用名鮑家鸞），女，江蘇省寶應縣人，1920年農曆正月二十九日出生。曾在揚州中學求學。1940年12月參加新四軍，在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戰地服務團（即原新四軍軍部服務團，後改編為新四軍第一師服務團）繪畫組、民運組工作。1941年6月在蘇北鹽阜區阜寧碩集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該地進行群眾工作，任指導員、區委委員。1943年在江蘇省寶應縣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任支部副書記。1945年寶應解放後，於1945――1946年在華中銀行二分行寶應縣支行任代理營業課長。1947年調華中銀行總行工作，隨新四軍主力和華中黨政機關北撤山東，在華中銀行總行（華中大隊）任文書，華中財經大隊學習幹事，後隨隊渡海轉至遼寧大連。1949年南下華東，上海解放後，在上海華東財經學校任教導員，曾任銀行幹校副隊長等。建國後，1951年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訓練班任教員。後作為調幹生，在北京大學和中央財經學院學習四年。畢業後任中國銀行營業部任信貸科長、秘書科長、工會主席。1982――1983年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幹部二處副處長。1983年6月離休。
我們的老母親鮑虹生於1920年，今年已經97歲了。
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母親在上海半工半讀時接觸到一些進步書籍，開始瞭解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因與同學一起建立紅色讀書組，辦抗戰牆報，為前方將士募捐而不斷受到學校當局斥責、警告，被變相除名。抱著寧死不當亡國奴的決心，1940年，時年20歲的母親和同在上海上高中並參加了進步的讀書會的同伴孫海雲叔叔、李明阿姨三個人一起，從上海奔赴蘇北，參加了新四軍，在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工作。
攝於1940年參軍前。右為母親鮑虹，下為一起參軍的李明阿姨
母親說，入伍時，黃橋戰役剛剛勝利結束，還沒有打掃戰場，敵我雙方屍橫遍地，大多齜牙咧嘴，很是嚇人。母親是第一次見到這麼多屍體，受到極大震撼，切身感受到戰爭的殘酷。我們問：你怕不怕？有沒有打算回家不幹了？母親說，一個20歲的女學生平生頭一回見到這麼慘烈的場景，當然害怕，但是決沒有打退堂鼓的念頭。她還說，考驗不斷接踵而至。在抗日前線，新四軍不僅生活艱苦，而且隨時與危險相伴。母親是獨生女，而且還是遺腹子。寡居多年的姥姥對自己唯一的女兒自然愛如掌珠，母女二人相依為命。母親參加新四軍後，不斷有各種謊信傳到家中，有人說，聽說母親負傷了，還有人說，母親被打死了。我姥姥聽到這些噩耗，如雷轟頂，五內俱焚，幾近崩潰。她不顧一切地找到部隊上，當看到愛女還健康地活著，一把抓住母親的手。部隊首長說，你帶她回家吧。姥姥說，“要是平時，我就帶她回家了。現在抗日，你們也是人家的兒女，我的女兒得留在這裡”。當天晚上，部隊讓姥姥和母親一起睡，姥姥把母親的腳放在懷裡，徹夜未眠。母親堅決表示，自己鐵了心了，不打走鬼子決不離開隊伍。姥姥在部隊住了一些天后，只能獨自回家。臨走時，悄悄塞給母親一枚金戒指，叮囑她，如果隊伍打散了，就以此為盤纏，趕緊回家。母親難捨難分地送別姥姥，不待回到住處就直接把這枚金戒指作為黨費交給了組織。
前幾年，母親日漸衰老，精力甚差，終日閉目而坐，很少說話。
一天，兒媳為逗一逗老人，故意問道：“那時國民黨也抗日，你為什麼不投奔國軍呀？”出乎意料的是，久不講話的老母親睜開雙眼，非常清楚地說：“他們腐敗，不是真抗日。共產黨是為老百姓的，我跟定共產黨了。”得知此情此景，家人無不為那一代人終身不渝的信念深深震撼。
省揚中的四個好友楚青（站左）、詹永珊（站右）、陳邦堯（陳靜，坐右）、鮑家鸞（鮑虹，坐左），1937年攝於揚中樹人堂前。不久，因揚州淪陷，學校易地辦學。楚青、陳靜、鮑虹後來都先後參加了新四軍。
我們的父母和其他前輩一樣，平時很少談論自己的戰鬥戎馬生涯。我們也覺得，這些事不用急，和他們在一起還有的是時間。但自2015年年初，年高體衰的母親插上鼻飼管後，她己不再開口說話。為追尋前輩的足跡，經過努力，我們找到與她一起參軍以及當時同在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戰地服務團的孫海雲、李明等叔叔阿姨的回憶文章，對母親和戰友們參加新四軍後的戰鬥生活有了新的瞭解。
李明阿姨在《春風化雨憶當年》一文中寫到：
五十年前的往事，猶如永不凋謝的春花。春風春雨，重又滋潤心田，平凡而又不尋常的新兵和文藝生涯，至今歷歷在目……
我是和孫海雲、鮑虹兩位不同班級的同學，一起走進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戰地服務團的。在戲劇副主任司徒揚的帶領下，我們穿著上海學生的服飾，拎著小皮箱，來到鹽城的一座大廟裡，迎面送來的是一陣抒情有力的歌聲，只見穿著灰色軍裝的男、女團員們正在練唱《渡長江》：
“薄霧瀰漫著江面，浪濤衝擊著堤岸……
長江是我們的，我們於百次自由地來去……”
我被這動人的歌聲和氣勢吸引住了。記得我們在上海住讀時，時常為收音機喇叭裡傳來的靡靡之音感到煩擾，因而憤怒地關上窗戶，而現在聽到的竟然是如此振奮人心的歌聲，我聽得入神，以至於不知道同行者已走遠了……
服務團的前身即是皖南軍部服務團，團員大多是從皖南到江南，然後渡江北上的老同志，最近又吸收了一些從上海、南洋群島等地來的新同志，約百餘人，分戲劇，音樂、繪畫、民運等隊、組。老同志特別告訴我們，生活是很緊張、艱苦的，但大家都工作得很愉快，目前情況比較安定，但還要作好戰鬥準備……
我們這三個在上海因建立紅色讀書組，出抗戰牆報，為前方將士募捐而不斷受到學校當局斥責、警告，以至變相除名的人，當時真是受龐若驚，彷彿回到了自己母親的身邊。
開始時，生活上自然很不習慣，站隊唱完了歌，老同志們笑著對我說：“走，去吃八菜一湯!”我一看，原來是八搪瓷缸飯和一大盆青菜湯，老同志們還讓我吃快些，否則就吃不完了。果然，才10分鐘，停止的哨子就吹響了，幸好值勤同志原諒了我，只是告訴我：戰鬥生活必須養成動作迅速的習慣。
同在新四軍戰地服務團美術組的趙堅同志在回憶當年的文章中講：組裡還有一位叫洪毅（老母親參軍時的別名）的同志，大約也只有20歲。她十分清秀，白皙的臉上戴著一副銀絲眼鏡。雨天泥濘的路上行軍，不時滑倒跌跤，也不驚慌失措，仍然從容不迫，她畫如其人，秀秀麗麗，而內容還是有戰鬥性的。
新四軍在牆上寫標語、畫宣傳畫，宣傳抗日
孫海雲叔叔在《一封親筆書寫的介紹信》中寫到：
黃橋決戰勝利以後不久，成立了華中八路軍新四軍總指揮部，當時蘇北形勢的發展令人鼓舞。就在這個時候，我和鮑虹、李明三個高中的學生，偷偷地離開了被稱之為“孤島”的上海，提心吊膽地連夜乘上輪船，通過了日偽軍的盤查，順利地到達了蘇北。我們第一次踏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看到英姿煥發的年輕的新四軍哨兵，精神為之一振。在黃橋接待站受到作家吳強同志的歡迎和關照，又在東臺觀看了軍服務團的精采演出——《農村曲》。來到鹽城以後，張崇文部長親自到我們的住處來，暄寒問好，親切交談，還特意要炊事房添了幾個菜，熱情款待我們。所有這些，正如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所描述的那樣，我們好像到了嶄新的另一個世界，一切都感到新鮮。
在那段剛參軍的幸福日子裡，最令我終身難忘的還是鍾主任親自接見我們時的情景。當時，我們完全是一身城市學生的打扮，鮑虹戴著深度的近視眼鏡，我穿著烏光發亮的皮鞋，李明還燙著曲曲彎彎的頭髮，這些都是很顯眼的，同新四軍根據地人民的艱苦樸素生活是不大協調的。當聽說鍾主任——一位比張部長職務還高的新四軍領導人要接見我們時，大家歡欣鼓舞。一位“小鬼”，大概是通訊員或勤務員吧，前來帶路，領我們到一棟房前。剛一進門，便見一位年約30歲的新四軍軍人，身材比較高大，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和藹可親，行動敏捷，走過來和我們一一握手，並連聲說：“歡迎！歡迎！歡迎你們到新四軍來！”用不著介紹，他肯定就是鍾主任了。剎時間一股暖流湧上心頭。他在問了我們的姓名、學校以及上海人民的近況以後，勉勵我們向老同志學習，準備吃苦，經受戰爭生活的考驗。他講話的速度很快，聲音宏亮。當時他徵求我們願做什麼工作時，我們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想法，要求到戰地服務團去。他馬上說：“好咯！好咯！我現在就給你們寫介紹信。”於是，他攤開紙張，拿起毛筆。我們就站在一旁，靜靜地看著他寫。只見他筆走龍蛇，瀟灑自如，一揮而就。他的字，別具一格，自成一體，飄逸流暢，挺拔有力，令我讚歎豔羨不已。
介紹信是寫給組織部長劉文學同志的。當然，那時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和職務。他看了介紹信，同樣表示了對我們的熱情歡迎。到了服務團以後，夏時副團長又向我們介紹說：“我們服務團的團長是鍾主任兼的！”這使我對鍾主任又增添了一層親近的感覺。
母親的戰友們的回憶，記錄了一個波瀾壯闊的年代。在這風雲激盪的歲月裡，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我們的母親像無數熱血青年一樣，義無反顧地投入保衛祖國、抗擊外侮的烽火中，並在戰鬥中經受鍛鍊和考驗，成為鐵軍隊伍裡的一名光榮的女兵。
母親鮑虹與父親朱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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