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北京、“魔都”上海……在當今的中文互聯網上，這已是司空見慣的稱呼。比起北京那名副其實的“帝都”稱謂，上海被稱為“魔都”倒是帶上了幾分語焉不詳的奇幻色彩，以至於“魔都”的本義卻與這個名詞的發明人——日本作家村松梢風——一起湮沒在歷史中。
二流作家
村松梢風
村松梢風的代表作當屬《殘菊物語》，這是一部1938年出版的短篇小說，講述的是明治時代歌舞伎役人尾上菊之助的故事。在小說裡，女僕阿德陪伴菊之助四處漂泊，她半生含辛茹苦，看著他走向藝術的巔峰，為了讓他迴歸演藝世家、追求更高的成就，又黯然離開。1939年，著名導演溝口健二將其搬上銀幕，大獲成功。《殘菊物語》此後又兩次被改編成電影，這無疑是對小說原著的一大肯定。
1956年版《殘菊物語》海報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在同時期群星璀璨的日本文壇上，村松梢風的光芒自然無法與川端康成或是芥川龍之介這樣的名家相垺，大約只能稱得上是一位二流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只是止於通俗小說的層面。
在這方面，“一二八事變”之後，在時任日軍駐上海參謀本部少佐的田中隆吉攛掇下，村松梢風寫出了一本風行一時的暢銷小說，《男裝麗人》。這部小說以一個沒落王朝出身的名為“滿裡子”這樣一個女性為中心展開：她受過特務訓練，16歲時返回中國，時而以舞女的姿態出現吸引了人們的注目；時而又接受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命令，參與了破壞淞滬抗戰的地下活動等等。在日本侵華戰爭的大小“事變”中，彷彿都有“滿裡子”的身影。
身著偽滿軍服的川島芳子
明眼人一看即知，所謂“滿裡子”的原型就是當時臭名昭著的日本女特務川島芳子（金璧輝）。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村松梢風后來直言不諱，為了寫作這本小說他曾用兩個月時間專門採訪了川島芳子。據說在此期間兩人住在一個房間，“按照日本的生活方式來說，每天晚上兩個人的被褥都是並排鋪著就寢的”……這話是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就不得而知了。儘管村松梢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一再蒼白無力地辯解，“（《男裝麗人》）情節完全是空想的、內容是虛構的”，但他的這部小說還是在國民政府對漢奸的審判中成為坐實川島芳子罪行的鐵證——“日人村松所編《男裝麗人》小說，為其具體說明”，“該書前部，詳細敘述了被告在滬活動情形；後部，則為其在‘滿洲國’建國前之功績。”結果，罪有應得的川島芳子“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自己的小說反成了故事原型人物的“催命符”，對此，作為小說家的村松梢風恐怕是不曾想到的。
滬上見聞
從創作《男裝麗人》這點來看，村松梢風似乎完全不瞭解中國人民堅定的抗日意志，竟自甘墮落而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吹鼓手。事實的詭異之處在於，在當時的日本，村松梢風偏偏是以“支那（中國）通”聞名的！按照他自己的說法，“說句老實話，我有點幾近瘋狂地喜歡支那（中國）。喜歡也有好幾種，我是戀愛的那一種。支那（中國）是我的戀人”。
這是因為他來過中國。
說起來，少年時並不熱衷漢學的村松梢風之所以會想到來華，是受到了另一位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影響。1921年3月22日，芥川龍之介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的特派員，踏上了訪華的旅程，於30日下午4點抵達上海，在中國開始歷時三個多月的訪問，這也是芥川人生中惟一的一次海外行。
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自幼愛讀《唐詩選》等中國古典文學，漢學素養很深。但這次上海之行卻令他產生了一種幻滅感。他所看到的上海並不是一個充滿中國文化意味的地方，也不像外人所說的是一個近代化的都市；相反，是一個“粗鄙的西洋”。芥川回國後在報上陸續發表了《上海遊記》等多種遊記，許多人因而認識了作為“野蠻都市”的上海。
村松梢風就是其中之一。在日本文壇，村松梢風是被稱為“用腳寫”的一類作家，他經常需要各處走動去收集直接用於創作的素材。他不是那種具有豐富想象力的作家，自謂“我的想象力還是僅限於身邊幾尺範圍之內”。他需要“用腳”來擴展自己的想象力。因而，在讀到《上海遊記》之後，當時正陷於有種“走投無路”的創作窘困感的村松梢風，決定一訪中國，去看看那“不是古典的現實”的古老國度，從中尋找寫作的生活素材。他在1923年4月1日到達上海。
這次上海之行的一大收穫是使得村松梢風成為首位與中國“新文學”的年輕作家們（郭沫若、田漢、郁達夫等人）有過交往的日本訪華作家。其中，郭沫若的妻子（佐藤富子）來自日本這一點令村松梢風影響尤為深刻，“聽說夫人是仙台人。來到我所敬重的外國人家裡，而他的夫人卻是自己的同胞，這使人有種奇蹟般的感覺。總之，我沉浸在一種感動的氣氛中，異常興奮”。
佐藤富子
滬上餐館、妓院、茶館、戲園，都是他喜歡涉足的地方。當時的福州路上有一家著名茶館“青蓮閣”，在村松梢風筆下，它足可以容納幾千人。這或許有所誇張，不過“青蓮閣”的確堪稱近代上海的一個象徵，不僅因為它的規模，而是因為它的“雜揉”：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在此交匯，是參與，也是旁觀，是觀眾，更是舞臺。有人就專門在青蓮閣茶樓上泡上一壺清茶，臨窗而坐，觀賞妓女出局、馬車飛駛。其實馬車沒有什麼好看的，好看的是馬車上的俊男靚女，“飛車擁麗”成為一景。至於聞名上海灘的“大世界”，在村松梢風看來，
則是“將什麼都包容在一個地方，極其通俗，極富大眾氣味且又是大規模的，這裡反映了全中國的傳統，又體現了中國的眾相世態，有美麗，有醜惡，有矛盾，這樣的娛樂場便是大世界和新世界。說得準確一點，就是這兒是上海人（中國人）的生活體現，中國這一國家的縮影”。
大世界
“魔都”誕生
就這樣，村松梢風被上海的紛雜、喧鬧和異樣所迷惑，“暈眩於它的華美，腐爛於它的淫蕩，在放縱中失魂落魄，我徹底沉溺在所有這些惡魔般的生活中。於是，歡樂、驚奇、悲傷，我感到一種無可名狀的激動”。上世紀20年代的上海，既閃耀著遠東第一國際都會的奪目光彩，但處於帝國主義壓制下，畸形的半殖民地悲慘景象也隨處可見。這種對比鮮明、魔幻般的景象，讓他感受到巨大的魅力。
此次上海之行，村松梢風在滬逗留了兩個多月。返回日本後，村松梢風立即撰寫了一篇近5萬字的長文《不可思議的都市“上海”》，刊載在1923年8月號的《中央公論》上，其中寫道，“對我最有吸引力的是人們自由的生活。（上海）這裡沒有傳統的束縛，也沒有任何約束。人們做什麼都很自由，只有任性的慾望在生動而又露骨地蠕動。”
第二年，村松梢風又將其餘幾篇記述上海的文字與《不可思議的都市“上海”》合集出版。他將自己在上海感受到的複雜的意象，用自創的“魔都”一詞來加以濃縮，用於新作的書名。在《魔都》的自序裡，村松梢風寫道，“上海……是從某個角度來看實在不可思議的城市……是一個龐大的國際世界主義俱樂部。在這兒文明的光明閃爍輝煌同時，各種各樣的秘密和罪惡如魔鬼樣出現。極端自由、眩惑的華美生活，胸口堵得慌的淫蕩的氣氛，像地獄樣的悽慘的底層生活……既是個天國，又是個地獄。我高高興興地跳進其中去了……”簡而言之，在其看來，“魔都”的“魔”實際同時表示“摩登”的“摩”與“魔鬼”的“魔”。
“遠東第一高樓”國際飯店
在日本文壇當時的“上海物（以上海城市為主題的書的總稱）”中，《魔都》一書最為出名。由於作者非常生動地描寫了上海的魅力，所以從大正末年到昭和初期，日本作家中興起裡一股上海旅遊熱。也是伴隨著《魔都》的出版，在許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上海就此成為了一座繁榮與罪惡並存的“魔都”。
大概村松梢風自己也不會想到，十幾年後，自己創制的“魔都”一詞竟會成為侵華戰爭中日本軍國主義者大肆撻伐的對象——“上海究竟屬於東洋，還是屬於西洋”、“上海到底還是給人以‘魔都’的印象”……日本人在上海創刊的報紙《大陸新報》從1943年7月11日起開始舉辦以“歸還租界與今後的上海”為題的系列研討。最後一次討論的題目就是“再建上海的覺悟——一掃‘魔都’的惡名”。這些座談會和討論會的目的自然是妄圖通過日本的佔領政策，一舉消滅“英美化”了的“魔都上海”。當然，恐怕更令作者始料未及的是，在近一百年後的當今中國網絡社會，由日本作家創始的“魔都”一詞竟然成了“上海”的代名詞，其使用頻率早已遠在日本之上……
“魔都”在網絡的搜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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