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4年，曠日持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終於結束，戰敗的雅典一方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此同時，雅典城內的精英階層中，哲人蘇格拉底聲譽日隆，他的學說在那些蕭瑟惶恐的日子似一股激流，衝擊著幾個世紀以來被視為正統的權威和信仰，他的精神探索構成了今後西方哲學的基礎。
民主政府的失敗在希臘民眾心中散播下懷疑的種子，他們開始思考這種政治意識形態是否對國家有利。雖然戰爭失敗的苦果要由整個國家來分擔，但雅典的災難尤其深重，被斯巴達人征服之後，這座歷史名城彷彿再也不能恢復其自豪與繁榮。
蘇格拉底不幸淪為伯羅奔尼撒戰爭餘波的犧牲品
民心變幻之時製造點事件轉移注意力，這是千年不易的政治手腕，雅典城中的政治寡頭不願讓民眾過度關注即將到來的經濟混亂，用蘇格拉底當替罪羊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一方面蘇格拉底的人氣夠高，對他的審判將會萬眾矚目，另一方面他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大膽直言的性格也是一種潛在的危機。
蘇格拉底是勇敢的，他不顧親友的勸阻，決心挺身對抗腐朽的政治和社會陋俗，他覺得自己作為一名忠誠的雅典公民，有責任指出這些流毒幾個世紀的癥結。蘇格拉底一生跟孔子有相似的一點，那就是“述而不作”，後世對他哲學思想的瞭解，都是經由其學生柏拉圖的著作得來。也正是柏拉圖把蘇格拉底比作“雅典的牛虻”，他對不完美現實的不斷叮咬儘管是出於高尚的意圖，卻激怒了一些貴族，並最終導致了他的犧牲。
柏拉圖使恩師的思想和言行得以流傳
據柏拉圖《申辯篇》記載，蘇格拉底的“牛虻”生涯始於他的朋友凱勒豐去德爾斐附近的阿波羅神廟詢問，整個雅典有沒有人比蘇格拉底更聰明，神廟的女祭司斷然回答“沒有”。對這個回答，蘇格拉底本人的感覺是荒謬的，於是他動身上路，去尋找比自己更聰明的人，他拜訪了一些有名的政治家、詩人和工匠，卻無奈地發現這些人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由此蘇格拉底得出了一個很裝逼的結論：鑑於他本人是全雅典唯一一個認識到自己缺乏智慧的人，而其他人都沉浸在自己擁有智慧的虛妄幻覺中，所以女祭司說得對，他蘇格拉底才是全雅典最聰明的人。
正是這番長途旅行裝逼的舉動，讓蘇格拉底拜訪過的那些名人都覺得很丟臉，他們的群起而攻給了執政者一個藉口。對蘇格拉底的審判開始了，儘管他竭力為自己辯護，但是在這場以一敵萬的鬥爭中他註定了無勝算。雅典當局判決蘇格拉底有罪，罪名是對青年的思想毒害以及不敬神。
法國畫家雅克-路易·大衛創作的《蘇格拉底之死》
按照雅典的律法，蘇格拉底有權提出對自己的懲罰手段，這時他又不合時宜地裝了一次逼，提出“在該犯有生之年由政府提供薪水和免費的晚餐，以報答他對雅典的大恩大德”。這種狂妄的建議自然會被視為又一種不敬，於是執政官宣判，蘇格拉底必須服毒自盡。
一直到死，蘇格拉底從未有絲毫妥協，他一直堅信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在死刑執行前，蘇格拉底至少有兩次逃生的機會：一次是朋友為他制定了越獄計劃，而他拒絕逃走；另一次是法官給他交罰金就可以免死的機會，他拒絕了，因為他覺得自己並沒有做錯什麼。
據蘇格拉底的另一位弟子色諾芬回憶，他的恩師覺得死刑正是自己所要的結果，可謂“死得其所”。支持蘇格拉底這麼想的原因包括：首先，他不想給人留下自己貪生怕死的印象；其次，以他的性格，逃到任何國家也難逃同樣的命運；最後，他覺得逃走的話，就違背了自己與雅典的“社會契約”，換句話說，他寧願一死來捍衛雅典的律法。
另一幅《蘇格拉底之死》，由意大利畫家西格納諾利繪製
為國獻身並不一定要在戰場上，勇敢無畏的蘇格拉底接過那杯毒芹汁的時候，臉上沒有半分恐懼，而是一口飲盡。柏拉圖在《斐多篇》裡記下了蘇格拉底最後的時刻：
“飲下毒藥後，他按照指令四下走動，直到雙腿麻木。他躺下後，行刑人將雙手放在他身上，片刻後檢查了他的腿腳，用力按壓他的一隻腳並問他有沒有感覺。他回答說：‘沒有。’接下來又檢查他的大腿，就這樣一直向上，他的身體一點點變得冰冷僵硬。行刑人告訴他，這種麻木感到達心臟時，他就沒命了。當麻木感延伸到腹股溝部位的時候，他揭開臉上蓋著的布，說出了最後的遺言：‘克里託，我們還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隻公雞，請不要忘記還債。’蘇格拉底的朋友克里託則回答道：‘我會替你還債，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蘇格拉底沒有回答，過了一會兒他的身體顫抖起來，行刑人再次揭開他的蒙面布，他的眼神已經僵直，隨後克里託幫他合上了口和眼。”
對於蘇格拉底的遺言，後世眾說紛紜，一種說法是他願意把自己奉獻給醫藥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以祈求他治癒雅典的厄運。這段遺言後來被訛傳為蘇格拉底死前念念不忘自己還欠鄰居一隻雞，連翻譯柏拉圖著作的朱光潛先生也是這麼認為，那就錯得有點離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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