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電影市場蓬勃發展，耀眼的票房成績背後，一些鉅變也在悄然發生。
比如，較之前好萊塢大片一家獨大後，印度、泰國、西班牙等小語種影片開始搶戲；比如，經過動作片、喜劇片多年制霸市場後，院線電影類型開始逐漸豐富；比如，一批批熱愛電影的新生代電影人開始湧現，他們的成長也為國產電影注入了新鮮血液……
“現在中國電影的當務之急是要把年輕導演扶植好。”馮小剛曾在兩會上這樣呼籲。而李安卻說，“成長是很自然的事情”，“晚熟沒有什麼不好，不要太急。”
對於新人導演而言，前路漫漫，有機遇更有挑戰，尤其在面對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導演扶持計劃”時，他們又該何去何從呢？
青年導演有人歡喜有人愁
回望中國電影的發展，每一次轉折躍進幾乎都離不開具有嶄新觀念的電影人的出現和成長。近年來，青年導演的崛起，以及他們所取得的成績，又一次次讓人們看到了國產影片發展的潛力。
出生於1984年的忻鈺坤，在繼處女作《心迷宮》驚豔眾人後，今年清明節檔期又為觀眾帶來了一部高水準之作《暴裂無聲》；
憑藉處女作《路邊野餐》在國內外斬獲多個獎項與殊榮以及在影評界引發現象級口碑的畢贛，第二部作品《地球最後的夜晚》入圍法國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
路陽的《繡春刀2》，打破“續集必死”魔咒，在口碑和票房上雙雙超越前作；
《滾蛋吧，腫瘤君！》口碑票房齊飛，還曾代表中國角逐第88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其導演韓延的全新類型新作《動物世界》也將上映……
▲從左到右依次是忻鈺坤、畢贛、韓延、路陽
除了他們，還有一些青年導演則屬於“牆外開花，牆內不香”，雖被業內認可，卻並未被大眾熟知。
比如2016年金馬獎最佳影片《八月》的導演張大磊，他的第二部電影作品《藍色列車》目前已經在俄羅斯低調開機；憑藉處女作《黑處有什麼》入圍第66屆柏林電影節新生代單元的導演王一淳，第二部作品目前也正在籌備中；被業內評價“未來可期”的《清水裡的刀子》的導演王學博，2016年曾獲釜山國際電影節斬獲最高獎“新浪潮”大獎……
▲從左到右依次是張大磊、王一淳、王學博
越來越多的青年導演，“走”了出來，甚至“飛”了起來。面對稍縱即逝的機遇，有人不負眾望，有人按部就班籌備著自己的新作，而有人處女作卻成了絕唱。
比如去年10月自殺的青年導演胡波（筆名胡遷），甚至都來不及看到自己的處女作《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電影節展映（胡波的死，在圈中引起軒然大波，恕麻辣魚無法用三言兩語講述這其中一二，欲知詳情可問度娘）。
▲胡波與他的《大象席地而坐》
事實上，這些青年導演大多是“新導演扶持計劃”的受益者，相較於胡波來說，其他青年導演應該多是歡喜的。
但相對於市場和資本來說，他們中的多數應該也是憂愁的，除了極少數收穫了不錯的票房，在藝術和商業間做到了平衡之外，很多都面臨著叫好不叫座的困境。
名目繁雜的“新導演扶持計劃”
儘管青年電影人開始不斷在國內外各種電影節閃亮登場，但市場對於導演人才缺失問題的焦慮，好像從未間斷。馮小剛就曾公開表示：現在中國電影的當務之急是要把年輕導演扶植好。
在此背景下，各種“新導演扶持計劃”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顧名思義，“新導演扶持計劃”是一項對優秀青年電影導演進行挖掘、孵化、培養的計劃。麻辣魚經過梳理，這些名目繁多的“扶持計劃”大致可分為6類：
一是以政府名義發起的資助項目，屬於公益類扶持政策，無條件給與計劃名單內的導演贊助資金，一般為50萬到100萬。比如2010年政府推出的“青年導演資助計劃”。
二是行業巨頭為建立自己的人才庫，給予青年導演投資拍攝發行一條龍幫助。比如華誼“H計劃”中的新導演板塊，光線的“新導演培養計劃”等。
三是在傳統企業的基礎上，加入互聯網基因，或強強聯合推新。比如阿里影業的“A計劃”，騰訊影業聯合愛奇藝等7家公司推出“比翼新電影計劃”等。
四是電影節、電影展逐步穩健不斷完善新導演成長孵化體系。比如北影節、上影節等都有創投單元，金馬獎和FIRST影展等也都有訓練營、創投會。
五是知名人士利用個人影響力，幫助青年電影人，同時也為壯大自己隊伍。比如賈樟柯的“添翼計劃”，崔永元的“新銳導演計劃”，黃渤的“HB+U新導演助力計劃”，甯浩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等。
此外，一些新媒體也紛紛追趕起了發掘新導演的浪潮。
但是項目再多，核心幾乎無二，就是提供資金資源、配備光環，令青年導演完成作品。聽起來十分誘人，但更多時候卻也是“一入豪門深似海”。
新人導演被扶持還是被裹挾？
導演人才的缺乏，成為行業痛點。對於無數新人導演而言，這是最好的時候，也是最壞的時候。有人說，他們在被扶持的同時，也被“綁架”了。
《追兇者也》最初的“擁有者”張天輝，最終成為自己處女作的旁觀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張天輝在簽了聯合導演、編劇、攝影三份合同之後的3年裡，先後改掉26版劇本，付出心血不可謂不多。但當資方請來劉燁、張譯做男主演，也意味著他在逐漸失去對自己電影的控制權。隨著資方押下更多籌碼，張天輝更是逐漸被邊緣化，最後其名字只出現在了聯合編劇一欄裡。
張天輝說他很失敗，也曾在採訪中建議青年導演先簽約一個公司，拍些小成本、小製作的作品。他認為這種情況下，青年導演們至少對電影有掌控權。
有人總結，對於懷揣美好理想的青年導演來說，最重要的法則就是聽話，否則就只有出局。
不可否認，青年導演會因缺乏清晰的市場定位，有些盲目堅持自己的藝術性而忽略其他，但被資本裹挾和綁架，失去原本創作風格以及話語權的也不在少數。這時，“志同道合”四個字的重要性，便顯得尤為重要了。
受益於劉德華“新星導計劃”而成長起來的甯浩，2016年發起“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並簽約數位新導演。截至目前，《繡春刀2》成績不俗，文牧野的《中國藥神》、牛涵的《甜美生活》、曾贈的《雲水》也將陸續走進影院。
甯浩說，他和簽約的新導演們是一群臭味相投的人，一路走來他深知作為一名導演的所有心路歷程，所以他不會干涉新導演的創作，自稱只是陪練和鏡子。“客觀來講投資新導演確實有風險，但我不會把壓力施加到他們身上。”
拋開市場、票房這所有的一切，對於青年導演來說，能發自內心的說一句“我拍了我想拍的電影”，無疑是幸運的。
我們雖然不“唯票房論”，但市場的鞭打卻終究是不得不要去面對的現實。數據顯示，國內青年導演電影作品的排片量和票房不足成熟導演的30%。
如何在藝術性和商業性之間獲得平衡，是新導演們不得不思考的命題。金馬電影學院學務長廖慶松曾意味深長地對新導演們說：要堅持，但也不要太過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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