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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孫玉濤（大連理工大學教授）
曹聰（寧波諾丁漢大學教授）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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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中興事件成為各界關注的重要議題，諸多評論各抒己見。無外乎“中國‘芯’片自主是否必要”、“如何實現自主”兩個問題。對於前者，劉遠舉《中興事件背後的芯片迷思》強調國際分工的重要性，認為很多國家都沒有自己的手機芯片，通過國際貿易就可以為我所用，“意識形態對抗導致了技術封鎖，從而使得完整獲取技術成為必要”。
對於後者，周程《從落後到超越，日本如何自主創“芯”》和《自主創“芯”？且看首鋼的“芯”酸往事》分別介紹了日本成功和首鋼失敗的案例；梁寧《一段關於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的往事》詳細回憶了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篳路藍縷的過程。吳敬璉先生認為 “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是危險的……，芯片問題其實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並不在於給沒給錢”。然而，對於上述兩個問題的回答並不全面，甚至沒有觸及問題的本質。筆者以最近的研究為基礎，結合中興事件談談自己的觀點。
全球價值鏈中的國際分工
中美貿易摩擦的主要原因是雙方的貿易不平衡，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已經成為全球貿易的主要參與者。但是，在全球價值鏈中中國更多地扮演了製造的角色，而美國更多地扮演了研發、設計的角色。中國相對美國貿易順差的背後是利益的逆差，這是全球價值分工的結果。
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全球分工的時代，很難有一個國家的技術可以覆蓋全產業鏈，更不用說中興一個企業。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每一個國家或者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都一樣。根據筆者最新出版的專著《China and Global Value Chains》，中國已經嵌入到了全球ICT產業價值鏈中，但是仍然處於價值鏈低端環節。中興事件又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具體到芯片，不僅僅是一個產品，更是一個產業、一個平臺和一個生態。作為一個產業，芯片大致可以分為電路設計、芯片製造、封裝及測試三個主要環節，製造還可以細分為材料、設備和工業等更細的環節。作為一個平臺，芯片是很多其他電子元器件工作的基礎，芯片企業就是平臺企業（Intel最典型）而不僅僅是產品企業，標準化、兼容性和開放性是平臺的基礎。作為一個生態，芯片與其他零部件供應商、操作系統及各類應用等軟件供應商是互補性產品，彼此之間是共生關係。顯然，芯片不是一個普通的電子元器件，而是整個電子工業的核心和基礎。
顯然，沒有一個國家（包括美國）擁有完完整整自主可控的芯片產業/價值鏈。美國有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制造設備產業聯盟Sematech和世界上最健全的半導體研發生態，但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光刻機設備及服務提供商是荷蘭的阿斯麥公司（ASML Holding M.V）。產業鏈條上掌握某些關鍵環節和核心技術的國家，擁有一定話語權和不可替代性，可以避免受制於人。
我們還需要自主嗎？
2006年，國家意識到很多產業的核心/關鍵技術受制於人，需要自主研發，提出自主創新戰略。自主創新並不是封閉創新，而是掌握更多產業價值鏈的話語權。
實際上，部分學者並不支持自主創新的觀點，認為應該採用比較優勢理論，發揮我們的要素稟賦優勢；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貿易可以解決技術供給問題，技術封鎖的原因是意識形態對抗。事實真的如此嗎？里昂剔夫悖論已經否定了全球分工條件下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理論的有效性。技術封鎖也不都是意識形態問題，更多地是國家利益和國家秩序主導權。
那麼，中國芯片需要自主或者自主可控的理由是什麼？“瑞士、丹麥、冰島、新西蘭、加拿大，當下的國際分工中，都沒有自己的手機芯片。”由此推論，中國也不需要自己的手機芯片。這個觀點值得商榷。第一，中國是一個大國，所謂的“大”，不僅是超大規模，更是超大市場，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而言，我們沒有理由將自己的市場拱手讓出。是不是全世界只有美國和歐洲有大型客機，我們也不需要研製自己的大飛機呢？那麼為什麼有了美國波音歐洲人還自己打造空客呢？顯然這不是意識形態問題。
第二，中國是政治和經濟大國，科技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維持國際秩序主導權的基礎。落後就要捱打不是意識形態，是血淋淋的事實。對於國家戰略和國家安全而言，芯片和大飛機一樣，對於大國而言不是可有可無。
舉國體制能實現自主嗎？
是不是對於國家戰略和國家安全重要的事情就應該舉全國之力去做呢？是不是舉全國之力去做就能成功呢？答案是否定的。雖然，政府主導的美國 “阿波羅”計劃、日本“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計劃和歐洲A300大飛機計劃都成功了，但是我們也別忘了美國“星球大戰”計劃、日本“第五代計算機”計劃的失敗。
根據筆者的研究，舉國體制或者重大研發工程專項適用的條件是：項目具有非常明確的技術/產品目標；政府能夠主導或者控制技術/產品的研發網絡以及用戶生態。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阿波羅”計劃就是為了登月，歐洲A300大飛機計劃就是為了研製大飛機，目標非常明確，並且政府主導研發網絡和用戶生態。
日本“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計劃就是為了生產高性能芯片，目標明確，但是組織模式是由政府牽頭，將多個具有競爭關係的民營企業以及科研院所結合在一起組建“研究組合（Research Consortium）”，即技術創新聯盟，共同進行關鍵共性技術的開發。而“星球大戰”計劃和“第五代計算機”計劃，雖然美國政府和日本政府沿用了先前的組織模式和成功經驗，但是由於技術和產品目標不清晰，最終難免失敗。
舉國體制作為一種研發活動組織模式，只有滿足上述前提條件才有可能成功，但這些是必要條件，滿足了也並不一定會成功，因為國家主導的重大項目需要協調諸多政府部門、企業和大學研究機構，也存在政府失靈和系統失靈的問題。以“運十”項目為例，雖然滿足所有前提條件，但是由於當時財政部斷糧（研發資助）、民航總局拒絕購買（用戶）而不得不下馬。
實際上，在梁寧的回憶中，就是一個公司在挑戰一個平臺和一個生態，而且這個公司還不是政府主導的公司，無異於唐吉坷德大戰風車。政府投錢是必要的，但是政府投錢不一定充分。芯片產業最大的問題是用戶的應用生態，梁寧說，“我們搞定了總理，沒有搞定用戶體驗”。總理也沒有辦法幫你搞定用戶體驗。
我們怎麼辦？
中興事件之後，企業、政府和學界都在反思，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缺“芯”的問題。眾多企業家紛紛表態要加大芯片研發。這對於產業而言是好事，但是如何合力推進是關鍵。實際上，我們並不僅僅是缺“芯”，我們還缺很多核心和關鍵技術。然而，正如吳敬璉先生所說，“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是危險的……”。政府投入更多的錢和資源，不一定就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政府導向還會帶來浪費、產能過剩、尋租等弊端，這在發展光伏發電、風電、新能源汽車等事情上已有前車之鑑。在芯片領域，2003年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陳進教授的漢芯造假事件似乎並沒有遠去，規避“漢芯事件”的機制尚不完善。
簡單地說，我們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建立一個獨立的芯片產業、平臺和生態，產業鏈嵌入仍然是後發國家進入全球價值鏈的主要方式。無論是汽車產業還是ICT產業，中國廠商都是通過產業鏈嵌入進入全球價值鏈，並且逐步進入高價值環節。我們要想清楚我們是想要一個終端產品是中國製造的“名”，還是掌控核心零部件製造技術的“實”。目前，全球前10大智能手機廠商，我們佔據7席，這是我們整合全球價值鏈和重視用戶體驗的結果，但是我們所有廠商的利潤加起來還不到5%，在核心零部件上實現突破，是大勢所趨。
芯片產業我們要實現進口替代，關鍵是要突破專利壁壘和設備封鎖，要善於利用全球資源進行集成創新。技術創新聯盟是美國和日本芯片產業發展的成功經驗，中國臺灣包括臺積電在內的芯片企業的突起，也與具有官方色彩的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這樣一個機構密不可分。政府應該充分發揮技術創新聯盟在組織和協調技術攻關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政府牽頭企業主導的研發網絡和用戶應用生態。
應該看到，芯片的摩爾定律不可能無限延展，未來摩爾定律逼近物理極限，產業從技術驅動轉向應用驅動，這是中國非常重要的機會窗口。早在2015年，教育部等六部門就提出在高校建設示範性微電子學院，支持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9所高校建設示範性微電子學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17所高校籌備建設示範性微電子學院，為芯片產業發展提供人才支撐。
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芯片技術乃至整個ICT技術是基於科學的技術（類似的還有生物技術、納米技術等）。我國在這些領域缺乏競爭力的關鍵在於缺乏原始創新。中國的市場優勢似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幫助企業參與國際分工並享受其利益，但另一方面又使得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去追求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角色提升。於是，產業鏈上游的任何變化，都有可能給處於產業鏈低端的中國企業帶來挑戰，甚至影響它們的生存。
有鑑於此，技術追趕和技術學習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時間進行知識和經驗的積累，關鍵在於持之以恆的投入和努力。政府應重視基礎研究，從政策層面鼓勵、推動產學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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