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木馬
採訪、文 | 黃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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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湖南株洲是樞紐城市。80年代，城市又老又新鮮，雙職工帶孩子住蘇聯人蓋的單元樓和筒子樓，冰箱彩電很新，老人和家裡沒結婚的小青年在老瓦平房，木製板凳包漿。記得有個特別的鐘，由切割下來的一小節鐵軌制成，掛在小路口交匯的樟樹上，有事要居民聚集時，會從居委會出來一個紅袖章老太用一小鐵錘敲鐵軌發出“噹噹噹”的聲音，又或傍晚時敲響，伴隨著小心火災的吆喝聲，在平房區的屋頂上空擴散開很遠。那是我最早接觸的音色，這聲音代表著聚集和警示，有種特別的力量感和儀式感讓我著迷。
我家裡是鐵路上的，父親是火車司機，母親是車站職員，雙職工的孩子逃不掉幼兒園全託。鐵路大幼兒園很豪華，院子裡涼亭長廊假山水池草地鞦韆滑梯攀爬架俱全，房間都很大，水磨石地板光滑冰涼，遊戲室有一整套大提琴、小提琴、笛子手鼓等等給孩子玩的兒童樂器，所有孩子都全心向往著午睡後的遊戲時光，老師拿出樂器一樣樣分給大家，小夥伴吹拉彈唱亂成一片。有次我分到三角鐵，一開始挺鬱悶，覺得這麼小一東西實在太不起範兒，後來發現它雖然單調，但聲音是最尖銳的。所有東西唧唧歪歪的時候，三角鐵一敲，一是一，二是二，很清晰，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這裡。這跟後來我做音樂的感受一樣，不在於你這東西多貴，關鍵要言之有物，讓大家注意到你在說什麼，這是音樂的本質。
後來上小學，我在姨家寄讀。家裡有一個表哥，有齊秦、Beyond、崔健的磁帶，家裡也有半導體錄音機，能聽到鄧麗君、張帝、龍飄飄、鳳飛飛的歌。但最早給我帶來感覺的音樂，是六點鐘播放的動畫片片尾片頭曲。片頭曲響起來我就很歡樂，馬上就要度過愉快的半個小時，續上昨天那一集，熟悉的小人都會出現。一到片尾曲，我就很傷感，特別害怕它結束。它意味著馬上就要去做作業了。夜晚是沒有娛樂的，動畫片之後就是一片虛無。所以每次放到片尾曲，我就覺得世界毀滅了。
有時候，我傍晚走在回家路上，沒有路燈，也沒有廣告招牌，路是多年不變的土路。夕陽已經下去了，天空發黃。當我走到那兒，聽到別人家的小孩正在看動畫片，音樂傳出來。傍晚暮色的場景和聽到那些音樂的憂傷，一直留在我記憶裡。
我最早演奏的樂器當然是聲帶了。我那時候可以把所有動畫片的歌都唱出來，而且音準很好，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被選到了合唱隊當領唱。在合唱隊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就是不上課，去排練。除了唱歌，我體育也挺不錯，只要能讓我逃開課堂的事，我都喜歡。我也很愛讀書，但很討厭課堂的學習方式，太死板了。那會兒在我姨家，《紅樓夢》、《水滸》、簡單的《史記》都看過了。
我一直寄讀到初二才回家，那時我父母離婚了，父親的工資每個月劈一半給我，平時沒人管我。
我第一天去上學，早自習，隔壁班有個人是學校裡的小混混，跑到我們班上來，要給新來的一個下馬威。他走過來，“啪”，給我一耳光。我一下認出他，這個人是我幼兒園的時候，另外一個鐵路幼兒園轉到我們班的。當時他是個怯生生髒兮兮的小孩，皮膚黝黑，流著鼻涕，在角落裡不吱聲。我那時還過去跟他說，沒事兒，咱們一塊兒玩。他也記得我，但當時他在那個角色裡，要做二流子本分工作，就給了我這麼一耳光。
那一巴掌巨響，但不痛。我當時就有點懵了，這給我氣得！不行，我不能讓自己在這學校這麼被欺負，於是我也開始混，跟那些混子稱兄道弟。入場券是很好拿的，可進去了以後需要什麼？需要一場戰役，讓你一戰揚名立萬。放在我們音樂行業裡說，就是金曲。但絕對不能去那種特別兇險的戰役，要去危險性沒那麼高，但有威懾力，能最大傳播的戰役。戰役要等待。
有一回運動會，一幫鐵路子弟聚一哥們兒家吃午飯，偷了他爸挺多白酒喝，大家醉著就去了學校，我跑200米時，別的選手都跑完半天，我還在跑道上跌跌撞撞，裁判老師直衝我喊“別跑了，換下一組”，非常丟人。年輕的體育老師氣壞了，跑上來照我臉就是一下，仗著酒勁兒我也跳起來，給他回過去…….那是我第一次喝多當眾失態。這事兒鬧挺大，知名度馬上上去了。隔壁班的兩個班花還跑過來照顧我。
初三有一回打完架，學校要處分我們幾個，我們決定跑。計劃都定好了，先到城市外圍呆一段時間，然後去長沙，湖南人都有這個基因。說是逃課，其實只是不去學校上課。都是鐵路上的孩子，晚上回家，老爺子也不在，他走的時候，“啪”一百塊錢壓這兒了，你自己該幹嘛幹嘛。家裡沒人，打開冰箱，把老爺子留的吃的一熱，吃完，又出門了。
後來我爸說讓我報個班學開火車，以後可以頂他的職。我就去學了，天天住在鐵路上的朋友家裡。他們白天上班，晚上出去打遊戲、跳舞，我也跟著去混。晚上交一塊錢去錄像廳看電影，到了深夜，錄像廳的人就過來收錢，說，大家再交兩塊錢啊，然後他就開始放三級片。我那時才十五六歲，心不在這兒，也不願意花錢，就自己去走鐵路，一邊走，一邊聽音樂。那時我已經會彈吉他了，聽Beatles、唐朝、崔健，還有Nirvana。都是盜版磁帶，那時Nirvana的磁帶上寫著：“迪廳專用”。我身邊有一些彈琴、畫畫、寫歌的朋友。我那時就開始寫歌了。
過了一段時間，我想到今後的人生，在鐵路上當工人，年紀大了結婚抱孩子，天天打麻將，抽空去洗頭房找個小姐。這種生活我過不了，我過不了自身夢想煎熬這關，我得有更高的追求，遠方的城市不是城市，遠方的流氓都放金光，我知道想往前走，就得立即走。
當時我對美術感興趣，就找了個山裡的高中學畫畫，住在親戚家。每天上學要騎自行車走兩個小時山路，一路顛簸。在山裡學了不到一年，我就厭煩了。我和朋友約好了一起上北京，我想往前走，要進步，得跟真正的藝術家在一起。
木馬樂隊在河酒吧的專場。
木馬樂隊《果凍帝國》宣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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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火車站找了個臨時的工作，三百一個月，幹了三個月，掙了些錢，加上我爸給的七百塊，揹著借來的紅棉電吉他和七八盒常聽的磁帶，和另外兩個哥們兒一起乘特快硬座去北京迷笛學校。我想認識一下全國各地的音樂人。
走出北京站的那個夜晚，春節剛過，我第一次坐上黃色面的，來到空曠的北三環路，我站在人民大學和雙安商場中間的過街天橋上，一切新鮮極了，17歲的我覺得世界已經對我開了一條縫。
那時候迷笛建立不久，課程還沒有現在那麼系統化，只有類似培訓中心的三個月的短期班，那是我第一次集中見到那麼大批量的大長頭髮，特拽！一個眼神可以殺死敵人，一個甩頭叫你全軍覆沒。他們有些是歌舞廳樂隊的樂手來提升技術的，也有地方吉他教室的老師來貼金的，更多的是受當時中國搖滾浪潮的影響來尋夢的人。很多人天天抱著琴低著頭跟宿舍裡“噔噔噔噔”爬格子，聽得我頭都暈了。當時我就是一小屁孩，留個短髮跟個發育不良的大白菜似的，喜歡聊存在主義和當代藝術，成天躺著發白日夢，沒事彈唱自己寫的破歌，挺不受其他人待見的，我心裡也不以為然。
當時也不知道誰傳播出來的：搞音樂要苦。他們就背一箱方便麵過來，天天方便麵、饅頭蘸醬，咽不下去來口茶，過苦日子。但我覺得這個狀態是不對的，過得苦，這跟審美沒關係啊。我是富人，帶了一兩千塊錢去的，我天天得吃雞腿，去外面唱片店買唱片，聽歌，下館子。這種小資情調跟其他人格格不入，所以也沒交到太多真正興趣相投的朋友，但那段時間我認識了曹操和吳維。
在迷笛呆了兩個月，我把錢花完，就回去了。一部分原因是受不了北京的吃的，那時三環尚屬於郊區，也沒什麼像樣的飯館，普通飯館裡只有魚香肉絲、木樨肉這些玩意兒，對於一個湖南孩子，北京當時絕對是一個食物的地獄。我買好票，在火車上就用十塊錢一分鐘的大哥大給家裡打電話，說我要吃這個菜、那個菜。
回去之後我和幾個哥們兒搞了個樂隊，叫無產階級文化協會，自己玩。但看過外面的世界，心已經飛了，我還是想出去，做音樂，做藝術。我又回了北京。
木馬樂隊《果凍帝國》宣傳照。
左起吳維、小裴、木馬、曹操，在迷笛玩樂隊的時候。
《果凍帝國》巡演武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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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北京的圓明園村之類的地方，有一幫搞藝術的聚集，是些搞音樂、詩歌繪畫和電影的人。
當時我們已經感受到一些變化，改革開放之後，整個國家奔商業社會去了。馬路開始修建，我們可以讀到《午夜文叢》、美術出版社的一些藝術雜誌和很多引進的國外小說，能看到以前根本不可能看到的外國電影。一些外國品牌也進來了，你就覺得人家的商標、視覺設計怎麼那麼好看。西方搖滾樂五六十年的東西，通過打口帶、一些香港雜誌之類的渠道，一下子湧過來。
北京是一個集中開放的地方，大家都要到北京來，可以接收最新的資訊，哪怕只是資訊的碎片。你突然就覺得，世界真是太暴躁了，跟火山噴發似的。我們有很多幻想，也有很多懷疑。我們想獲得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得前衛，得比別人離世界更近。
我和吳維、曹操組了一個樂隊。曹操彈吉他，吳維彈貝斯，我是主唱。組樂隊，很多時候就是圖一個眼緣，你聞著氣味就能知道誰是有能力，在藝術表達上有野心的人。
曹操是一個標準的吉他獸，在茫茫的流行金屬吉他群獸中別具一格，每天瘋彈jimi hendrix和blues，僅這一點就很酷了。吳維一看就是老好人，他是能讓你感受到市井間的真實，自己卻又單純得沒有任何算計的那種人。雖然他那時候聽Beyond一直被我打趣兒。我覺得未來世界裡朋克非常重要，表達就該簡單到極致，藝術上就要杜絕一切無效的贅肉，為此我要玩朋克！我清楚地記得，吳維那時候對我說“朋克是魔鬼的音樂……”。小裴在迷笛學校工作，我們經常利用他工作之便，蹭迷笛的教室排練。
我們並沒玩出什麼像樣的東西，但是練習了合奏，也練習了酒量，那時候大家經常傍晚去髒攤兒喝到凌晨三四點。那時候常開玩笑放狂言，27歲！必須在變老之前死去，離開這個我至今都不太熟悉的世界。後來在一次旅途中，棉棉跟我說：“親愛的，咱們都過了27歲啦，你就好好地活著吧啊”。
我們喝了一夏天酒，就分頭滾蛋了。吳維去了四川，再見到他，他變成一朋克了。現在他是知名朋克樂隊生命之餅主唱。
我到了長沙，跟原來樂隊的朋友一起希望做點兒東西出來，但大家水平都不怎麼樣，每天混日子，來回竄，泡妞，喝酒，聊藝術。有個酒吧叫黃色潛水艇，我每天去那兒報道，摟一眼，看有沒有姑娘。有一天在酒吧，我突然覺得玩夠了，呆不了了，拿著琴就走了。
我又回到北京，然後全國各地跑，找朋友，到處玩兒，接觸了好多人。
在北京，我住在各種藝術青年的集散地。先是在工藝美院呆了兩年，後來自己獨自住回圓明園村，每天閱讀睡覺彈琴喝酒，在小紙片上寫一些莫名其妙的的東西。我混各種能混進去的烏合之眾，覺得特有意思，什麼樣的人都有，有不願意上班異想天開的傢伙，有輟學流浪的年輕人，也有街道小混子、下崗實誠老爺們兒和同性取向的畫家，記得偶爾看見一個滿臉青春痘的少年在村邊的小樹林裡彈吉他，後來知道這人叫朴樹。
1996年，我認識了胡湖。他從高中退學，來了迷笛。小胡喜歡詩歌，喜歡海子，他寫詩，也做音樂。他給自己起名“湖”，我覺得有一個叫這個名字的鼓手簡直給樂隊加了無數分。那時候我跟個王八蛋似的寄住在曹操的房間裡。當時我們幾個歲數差不多，大多數人覺得金屬才是搖滾，但我們不是非特定風格不可的。從傳統根源直到特藝術特前衛的，老布魯斯、流行、朋克、後朋克、噪音、藝術搖滾、古典，我們都來者不拒，聽得不亦樂乎。
後來我跟曹操說，走吧，別幹了，我們去長沙搞樂隊，長沙生活很簡單，湘女也多情。我很認真地跟他說：“即使做不出來什麼像樣的音樂，但在我們的人生中有這樣一次共同的旅程，即使我們老了，也依然會覺得，有這樣一段時光和青春供我們回憶，這就是搖滾最美妙的部分。”他就被我蠱惑了。我又去找小胡。在上地迷笛學校的樓梯，我說，走吧小胡，跟我們玩樂隊去。小胡回答，我早就想跟你玩樂隊了。
木馬在13Club演出。
木馬樂隊在陶然亭山鷹工作室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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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們一起去了長沙。
我們住在一起。至今我依然認為，玩樂隊在最初創作時期必須要住一起，分開住沒戲，一出排練室思維散出去，出東西就零散緩慢，必須在一塊兒磕出獨有之風格，最好跟姑娘睡覺都在一塊兒。
小胡的鼓很靈，他不是一個節奏機器，他是音樂家，是有審美的。但他節奏不穩。晚上睡覺，曹操就把節拍器放在他耳朵邊上，聽著睡。我們從早到晚就是排練，特別愉快。喝酒只能喝得起最便宜的，沒錢啊，便宜酒才能買得多，不然喝不醉。
租的房子在長沙鄉下的山上。那是一棟沒人住的房子，我們租了上層的三間房，一個月才幾十塊錢，底下都沒人住，就跟租了一棟樓似的。山的另一面就是湘江，我們常常翻過山頭，走過山坡去看湘江，很美。
我們先是扒歌，扒了The Doors，RadioHead，Red Hot Chili Peppers等等，這給我們帶來技術上的提升。然後我寫了很多歌，原先的歌都沒有用，那時已經是後朋克時代，我非常愛那個類型的音樂，想要創造出那種噴發狀的情緒。我們花了四五個月排了一批作品，覺得還是得來北京，長沙沒有演出機會。長沙的貝斯手不願意來北京，曹操就改了貝斯。我們三人的陣容在迷笛的地下室排不到一年，出了第一張唱片《木馬》。
寫那張唱片是在過年時。我回到家裡，大年三十晚上，我跟我爸吃完飯，他還在麻將桌上打麻將。二手菸繚繞，罵娘聲不斷，我心中突然一陣膩煩，覺得不能待著，得去工作，於是立即收拾好幾樣東西直奔車站，上了一趟大年三十晚上開往北京的火車，我記得補票的時候車上一個人沒有。下火車打車直奔上地迷笛學校。我到了迷笛學校階梯教室後面廢棄的小房間裡，那房子也沒鎖，我在那兒待著，跟坐牢一樣，呆了一個月，把第一張唱片的歌詞全部寫完了，寫完覺得細胞全部更新過，我一身彩虹，解放出來。
2000年初，摩登天空發行了這張專輯。木馬在那個時候冒出來是很特別的，歌詞旋律編排上都很獨特，唱片的設計感也很強，顯得很藝術。我非常注意視覺和服飾，加上我們幾個都很愛穿從舊貨市場精挑出來的名牌古著，看上去很是意氣風發。
但我們不像其他同時期地下樂隊那樣得到樂評人的喜愛，因為我們哥兒幾個外表狂妄，不太會跟別人處片兒湯交情。反正我自己能寫能編，很多推廣文案、通稿，視覺呈現都是我一手策劃的，那句“醫生、詩人和火車司機的兒子”其實是早在我日記裡就寫了，後來說將出去給撰稿人。
第一張專輯出來，木馬的名聲有了，但演出還是太少了，掙不到錢。有一段時間大家都很沮喪，樂隊都要解散了。我們各自待著，虛度時光。
後來我實在沒錢了，就打電話給摩登老闆沈黎輝，說你給我出一張唱片，給我們兩萬塊錢。那時摩登天空也沒錢，連給我們租錄音棚的錢都出不起。我們就在摩登公司的地下室，找來錄音師郭勁剛，把鼓架在沒有做吸音隔音的辦公室裡，用組裝PC電腦和最早期的聲卡，同期錄完了第二張EP。之後我窩在南三環垂楊柳小區，胡湖當時女友家閒置的單位小房間裡，用一週寫完這些歌詞。那時候新加入的鍵盤手馮雷已經跟樂隊一起排練了很長時間，他的加入給樂隊帶來了更多音樂性，豐富了音色的同時，也讓樂隊有了更多層次的和聲。從開始錄到錄完用了十來天，非常快就把第二張《Yellow Star》給搗鼓出來了，這種進度真是讓我驚訝，現在看來為了一點兒錢去搞創作也不是什麼需要愧疚的事，藝術的世界裡，從來就沒有道德和必須這麼一回事兒。
真正的創作必須快。這個過程需要你極度專注，廢寢忘食，你不能回過頭還跟家裡人說句話，沒這樣的機會。你專心致志地通過這些年的積累，把這東西一下子弄出來。一趟旅行下來，哇，你感到筋疲力盡，感到震撼。就像牌桌上的賭徒，要特別專注地一蹴而就，飛快地做決定。
做第二張唱片的同時，我就決定要去巡演。那時國內搖滾樂隊都沒有巡演這個概念，但我已從一些國外音樂人那裡知道外國樂隊怎麼弄的，我非常堅定地認為，音樂必須活在現場，樂隊必須巡演，帶著音箱都得去，樂隊得有個新的開端。
在《Yellow Star》甚至還沒做唱片封面的時候，我們就上路巡演了，巡演路上唱片才發行。我對封面的想法是拍攝我的手背，但因為已經出發，龐寬只好找來了一個朋友樂隊的女主唱，在她手指寫上muma幾個字母，用數碼相機拍下來做成了唱片封面。
前些年我常常全國各地跑，加上我家又是鐵路上的，我對路上的情況很熟。我買了一個諾基亞5210手機，給全國所有能想到的場地，一個一個打電話聯繫演出，跟推銷員似的，總共聯繫了35場。吵架，不給錢，要錢，走的時候打電話罵“傻逼”……什麼情況都遇到過。我有個賬本，樂隊全程所有的票、住宿，我自己訂。到了當地，我帶大家吃飯，調音，演出。演完我們還要跟當地朋友喝酒。以前，地方上的朋友好不容易見有個搖滾樂隊來，一定要招待一頓大酒的。
我們繼續苦逼地巡演，突然有點兒好消息傳來，木馬樂隊得了一個最佳樂隊獎，pk14樂隊吉他手許波和他女朋友後來特別激動地告訴我，說看電視宣佈這個的時候他們都快熱淚盈眶了，這也意味著那個時候大家是多麼需要搖滾樂被認可，走上大眾視野的舞臺是我們所有人的夢想。
搖滾樂票價也是一個頗有點兒意思的發展史，我們是第一個賣40塊錢一張票的地下搖滾樂隊，這種演出過去基本免費。在成都，小酒館的老闆唐姐笑著對我說，你們怎麼賣這麼貴啊，成都平時都賣5塊錢，要不孩子們看不起的。但不賣這個錢我們就無法完成巡演。結果場子爆滿，我們的票房記錄甚至一度連續保持了好幾年，每到一個地方，現場都能來個三五百人，上海Ark是當時最專業的場地，我們在水晶蝶樂隊的參與號召下，史無前例賣了700多張票。
35場演下來，到了最後一站北京，我們樂隊的演出水準今非昔比，也形成了獨特的表演風格。巡演結束以後，我把去過的所有地方，酒吧名字、經理是誰什麼德行、電話號碼多少、路線怎麼走最合適，列了個表，給過很多樂隊的朋友。但沒有成熟的企宣和公司的平臺依靠，很多傳統宣傳媒體根本就不敢碰搖滾樂。更殘酷的是，當時的很多樂隊是沒有巡演這個想法和實力的，因為這個行業里根本就沒有經紀人，樂隊沒有虧錢的能力和處理這些瑣碎雜事的方法。我相信，當時我們樂隊其實讓大家看到，搖滾樂隊的巡演是可操作並且值得的。
第一次巡演積攢了很多歌迷，等到再巡演的時候，歌迷的數量翻倍，一路開銷相抵，巡演掙不到什麼錢，但採訪和關注明顯多了起來。第二年樂隊又提名了“百事風雲榜最佳搖滾樂隊”。後來，某業內朋友告訴我，我們的單張唱片銷量均超過十幾萬張，相當驚人，不過我其實並沒什麼感覺，可能因為從沒有拿過什麼錢吧。我記得收到過的唯一一筆正式的版稅是《Yellow Star》臺灣發行公司分過來的二十元人民幣，這張結算單子現在還在我抽屜裡，我得保留著這個紀念品。
《果凍帝國》迷笛音樂節演出。
《Yellow Star》專輯宣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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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們在陶然亭公園排第三張唱片。有一天，小風吹著，我彈著The Police的《Every breath you take》，那個時候我已經接受不了原先那些黑暗的東西了，我想寫一批這樣的，輕鬆一點的歌。胡湖在邊上聽著，感覺跟我融會貫通，突然說“我們就做這樣的歌吧，開始吧”。結果第三天排練，胡湖就打電話說他不來了。
胡湖決定離隊。這可能跟2000年去拉薩演出的緣分有關，我跟胡湖對佛教很有興趣，巡演到上海的時候，胡湖就說過不想玩音樂想去修行，我睡在棉棉家的浴缸裡跟他談論佛教，還喝得暈乎乎的，胡編亂造說了一些屁話，其實心裡不以為然。我覺得這麼一枚擁妞無數的鮮肉，怎麼可能！
那時候我們每天排練八九個小時，每次進去排練室從下午一直排到晚上精疲力盡出來，我也覺得這種排練實在是太折磨人，已經感覺不到做音樂的愉悅。這就是中國搖滾音樂當時的狀態，沒有錢，沒資源，對外沒有專業上的交流發展，對內沒有演出跟聽眾溝通，很多時候你甚至不知道國外唱片裡那些聲音是怎麼發出來的，一切只能靠想象在黑暗中摸索。
我並沒有特別努力挽回胡湖，只例行公事地表示了幾句，人各有志，各自決定相互尊重。雖然失落，但我還是要求胡湖把之前我們已經排出來的那些片段的鼓錄好，這最後的工作時光讓大家有點兒尷尬，那感覺就像是情人分手過渡期間那最後幾次禮貌性的做愛。之後我和曹操馮雷郭勁剛一起在棚裡用拼貼的方式整編這些歌。我們租了兩個月的錄音棚，天天悶頭弄，最後完成了專輯《果凍帝國》，等龐寬把封面做完，整張專輯呈現出來的時候，哇，絕妙無比啊，相當漂亮精緻的一張專輯，可誰又知道這背後的坎坷。
小胡走了以後，新陣容做了第三張專輯巡演，效果也非常好。我們去荷蘭的一個文化活動演出。到了阿姆斯特丹我都驚了，大樓上掛著巨大幅的我的照片，是我們為《時尚健康》雜誌拍的封面，我半裸著拿一把吉他，海報上寫著“Chinese Rock”。我走進一家巧克力店，店裡在放Red Hot Chili Peppers的歌，裡面的老太太看見我，直接巧克力都送給我們了。
看起來樂隊當時的發展勢頭是很好，但優質的表象下有具體的裂紋。新鼓手很努力，但是跟我們幾個卻很難有什麼碰撞，創作上一直沒有新的突破，一年多都沒有得到任何一個像樣的動機。曹操似乎想把鼓手李元硬生生掰成胡湖，樂隊還是每次排練6個小時以上，李元經常打得滿手水泡，血濺鼓皮，但依然不得其門而入，他很痛苦，樂隊也處在一個很尷尬的局面，每個人都在積極嘗試，但內心很沮喪。
我和曹操在音樂上已經產生了很多分歧。曹操跟我認識最久，他是個腦子特別直的人，很真很江湖義氣，我們兩個前世因緣，但其實不太同類。我那段時間確實經常好為人師地表示“你不能這麼彈下去，貝斯上的技術你需要練習，要往前走就得進步”，他也不甘示弱，“我把這三板斧掄好就足夠”。當時我認為他是因為缺乏前進的動力，才力圖想去做回第一張專輯那樣的作品。我的態度也很明確，絕對不復制是我對自己的要求，我每張唱片都要有改變，哪怕不成功也得這樣去做。對此他是很抗拒的，說：“我不想去舔流行的屁股。”我說：“靠，哪有一個流行的屁股？如果有一個流行的屁股，那也一定有一個地下的屁股。舔地下的屁股很好嗎？”“流行是狗屎！”——“好的流行樂也很絕妙，壞的搖滾也是狗屎”。我們都很著急，但是我們沒有耐心去找到更好的溝通方式，所以在這些問題上有很多次爭執，也耗光了我們對彼此最後的忍耐。
我喜歡David Bowie那個年代的作品，想要那種同時有黑人根源和搖滾樂的東西。我已經開始寫輕鬆的歌了，這件事對我很重要，要不然我27歲就真得跳下去了。做了那麼多年看起來灰暗的歌，陷在裡面非常折磨人，我想寫舒服的歌，解救我自己。
時代過去了，人也不一樣了。身邊那些搖滾樂隊的人天天喝大酒，湊一塊兒發牢騷，說這個音樂怎麼不好，這個環境怎麼差。每天大家就湊在桌子上，從六點多吃到凌晨三四點，喝大，散德行。那張桌子上誰什麼時候開口，說什麼，我都能背下來，很無聊。說實話，就是大家都掙不著錢。搞音樂創作的人也不積極積累知識，練習技術，困住了。其實如果有更多的文化，更多的追求，往前走，會看到更多的色彩和畫面，世界還是挺大的。我當時很討厭地下搖滾樂，討厭的不是那種獨特的精神，而是這個精神裡面帶的垃圾：無聊透頂，自以為是，沒有匠心，這都是中國搖滾樂文化裡的糟粕。
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不能這樣，我得往前走。後來木馬樂隊就停了，我帶著自己新的東西，做了木瑪& Third Party，出了《絲絨公路》。
木馬樂隊第一張同名專輯《木馬》宣傳照。
木馬樂隊在河酒吧演出。
《果凍帝國》廈門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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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就不是一個單一的、願意封閉在地下的人，我應該是中國地下搖滾樂隊主唱裡面最早用自身行動去迎接商業的人。
2005年，我找朋友幫我剪輯了一些木馬的演出視頻，做了PPT，帶著所有整理好的資料，在臺灣口琴手小彭的介紹下，去找漢亞文化的sonja。他們坐在長條桌後看著我，我在前面說，我要做什麼，怎麼做，我能給你什麼，搖滾樂要怎麼推，可以主打哪條線，分條縷析講清楚。我覺得自己跟喬布斯似的，像一個產品經理那樣介紹自己。
我說完，公司很快就跟我簽約了，答應給我投入一百萬做唱片，配給我最大的資源支持，但是商業運作的部分全部由公司來把控。
但是所有檯面上的搖滾樂評人和自發的樂迷樂評人顯然都被我激怒了，所有消息都是負面的，有的甚至從人格上猜測我，語言激烈。我感覺中國搖滾樂終於出了一個能讓他們用上這些詞彙的倒黴蛋了。我其實有點兒笑看，我是被罵過來的，第一張唱片出來，沒人評；第二張出來，被人罵“背叛搖滾”，說我把樂隊毀了；第三張出來，還說“背叛搖滾”，變流行了。這張又是“背叛搖滾”，我也不知道搖滾有啥好背叛的，難道搖滾不就是背叛起家的嗎？
發完唱片，我在北京做了一場叫做“愛從未離開”的演出，請Joyside和王嘯坤一起演。我做了整個策劃，專門搭了個舞臺，那場演出做得非常好。但演完第二天，汶川大地震發生了，全國所有娛樂都停了。《絲絨公路》發出來幾乎沒聲音，那一年都不可能有宣傳了。但這張唱片沒虧錢，當時唱片業已經不行了，《絲絨公路》還是賣了三萬多張。
海外公司的思路跟當時國內公司太不一樣，他們有非常棒的經驗。他們會把藝人當做自己的資產，按計劃和分階段投資進去，給你一切你需要的幫助，但需要提前做預算，嚴格按時間節點進行，這是比較傳統的公司對藝人的方式，發展到如今，已不太可能再有。我有機會去跟不同領域的人交朋友，學習並補充自己，開始有了自己的排練室，我覺得那段時光和遇到的人都極其美好。回過頭想想，那時的我才學會了對自己和對他人都別太過隨意，也學會了不要太多去希求別人滿足自己的期待。
漢亞是很理想主義的一個公司，後來公司停下，合作關係就結束了。時代飛速發展，玩法跟過去完全不一樣，海外傳統型的經紀公司很難運作，至今我都很感謝漢亞公司和sonja女士，這段時期解鎖了我人生中的很多隱藏模式。
木馬在阿姆斯特丹演出後臺。
《絲絨公路》宣傳照。
阿姆斯特丹演出。
7
闖蕩江湖這事，有些習慣從小養成會容易一些。小時候我媽養成我一個好習慣——別的小孩淘，玩一身髒兮兮，我也泥裡沙裡的，但回來身上一定要保持乾乾淨淨的，這習慣可能讓我對自己保持了一種節制，這種節制保護我不會陷入特別危險的處境，也讓我在最混亂迷惘的時期不會隨波逐流。
來到這個世界上，有些人有才華，很敏銳，可能比同齡人多積累一點，快一點，這些支撐著他的前進，一下走得非常快，一出來也讓人能看出才華被用在哪裡，並得到很多稱讚。可五年、八年、十年一過，到了二十五、二十八歲，四十歲了，天分的東西便開始往回收，逐漸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幾乎所有的藝術家在這個階段想往前走都很艱難，都需要更多精神的堅韌和後天積累的東西。得靠常年有脈絡的、系統的學習，有“傳統本身”這種強大機制的大腿可抱，而我們在中國做音樂的環境，恰好缺的就是後面的東西。所以越往前就越面臨一種極大的荒原感，逐漸失去信心和信仰，變得平庸，這是隻靠一兩代人完不成的大工程。
從港臺流行樂到西方搖滾樂進入中國，我們不是按照它的發展脈絡一點一點接收的，而是一下子面對別人幾十年的積累，雜亂零碎地，揉巴揉巴一塊兒砸過來。每個人都只靠自己得到的那點資訊帶來的片面認識，都覺得自己是對的。最早幹這行的人大多都是各種大院和學院的子弟，他們才具備從事這個行業的基礎知識和人脈，他們有資本桀驁不馴；我們這些工人農民的孩子，生在完全沒有土壤的地方，靠著每學期20節左右的音樂課，要走出命運機器給你規定的人生程序實在太難了。
現在的時代，製作音樂太方便，工具已經不再是當年敲鐵軌的小錘子，做音樂本來應該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可事實上，我們看到的依然很單一，網路讓很多音樂人得到了實惠，但是音樂本身在生活和娛樂上的重要性在退失，似乎已經變成了某種身份後面的小背景。有時候我看到有些在音樂上根本沒有能力但又聰明絕頂的傢伙的採訪，感覺就是所有人一起配合著，情深意重地假裝音樂很重要。這似乎純粹是為了生意。我有時候會刻薄地想，搞搖滾假嗨，搞民謠假溫暖，搞姑娘假愛你，不就是要調動蠱惑你的情緒嗎？這確實很需要技術，但這還是我需要的那種音樂嗎？
純粹粗暴的東西是很容易逼迫出一種美感的，但這似乎也只能在極端環境或者極專注的狀態下才能被激發吧，這也要求你在精神的某個部分要無恥得像個混蛋，不然你就沒有能力去捍衛你所堅持的。但是，如果要選擇的是一套虛假的東西，那搖滾樂就不好玩了，真正的混蛋們將去做別的，而從搖滾樂裡面絕跡。
我跟漢亞的簽約結束後，覺得國內也沒有合適的公司，就一直獨立做音樂。
走了那麼多路，我一直控制著自己，不要做這個，不要做那個。現在我控制自己不要去做生意。我想得特明白，我不喜歡車，到現在也不會開。我也不喜歡裝修房子，只要是獨自待著舒服就行。
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寫出幾首歌，還有多少精力去臺上蹦躂，但我知道怎樣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每天晚上睡覺前躺在床上想，如果現在就死去，我能阻止它嗎？我最在乎什麼？我能記起什麼？還有什麼是重要和非如此不可的嗎？是否還想再到這個世界遨遊一番……這麼想不是我瘋了，也不是為了讓自己頹廢，是為了更清晰更有條理地去面對明天。
我還覺得，對姑娘的感覺永遠要存在，得想寶藏一樣要保護這個東西，不能釋放出去。我們樂隊從沒戲過歌迷，這是工作。但是你的感覺要永遠在狀態裡。你寫東西的時候，對一個地方的喜愛能讓你寫出一首歌嗎？不可能，那叫遊記。對一輛車的喜愛能寫首歌嗎？不可能，那是說明書。在酒吧裡遇到一個妞，帶著回去，第二天起來各自走了。這不可能寫出歌，釋放一下而已。有可能一百個姑娘睡過來你也寫不出歌。但哪天你走在路上，看到一幅海報，上面有個姑娘，一下你愛上她了，希望她是永遠的，希望感受她的感覺，希望看到她眼裡的世界，這個是最寶貴的。就是那種心裡的感覺，依附在對一個地方，對一輛車的喜愛上，這才是歌。那個感覺是真實的感覺。所有人都是在霧裡面摸索，好多人還以為自己觸碰的是真的呢。我十幾歲就搞明白這事了，姑娘一定得廣交，朋友不能廣交，因為姑娘讓你成為自己，朋友讓你成為他們。
現在的姑娘喜歡什麼？“鮮肉淋漓”？真正的流氓怎麼辦？他們已經日落西山，但不是沒有了，只是收起光芒而已。
跟棉棉在上海。
大汗淋漓巡演杭州站。
巡演中的木馬。
—— 完 ——
題圖：木馬給時尚雜誌拍攝的照片。
圖片均由被訪者提供。《絲絨公路》宣傳照攝影師梅遠貴，雜誌與木馬樂隊時期宣傳照攝影師時小凡。部分照片攝影師由於年代久遠難以想起，如有需要請聯繫木馬：[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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