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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要試圖從王洛勇身上尋找“諸葛亮”的影子，這注定會失敗。
“和本人完全不一樣”——王洛勇自己也一再強調，“那不是我”。
然而，演員就是這樣一種神奇的存在。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表演方式，讓埋身於故紙堆的歷史人物，再次映射出鮮活的生命體。
於是，我們在《虎嘯龍吟》中見到了這樣的諸葛亮。沒有敬而遠之的謫仙之感，亦無多智近妖的狡黠，王洛勇將這位1800多年前的歷史人物、曾被人奉為神明的忠智武侯，還原為可感可親、最接地氣的蜀漢丞相。
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誡子書》是諸葛亮臨終前寫給兒子諸葛瞻的家書，精短凝練，字字珠璣，雖是誡子之言，亦可看做是他一生的準則。而為了達到“寧靜致遠”的狀態，王洛勇下足了功夫。
《虎嘯龍吟》
除了看到自己新生兒子時的欣喜若狂，還有火燒上方谷時“天不佑蜀漢”的痛徹心扉，諸葛亮情緒鮮有大開大合。然而面前的王洛勇，雖無“每臨大事有靜氣”的神人風範，但顯然更富有激情，也更為有趣。
因此，接到角色後，王洛勇擔心的重點，可以歸結為一個“穩”字。如何“寧靜致遠”，他並不擅長，可這是最終的目標：“秀波一直提醒我說，穩一些，靜一點，發現拍出來的不滿意，隨時可以重拍。索性我就開始練太極拳，觀察身邊所有人，尤其發現張永新導演言談舉止很沉穩，甚至他的呼吸節奏都可借鑑，因為他就是個特別特別靜的人。”
王洛勇惟妙惟肖地模仿《軍師聯盟》和《虎嘯龍吟》的導演張永新，模仿他如何從始至終保持一個姿勢不動，靜靜地聆聽別人說話的樣子。
洛勇先生比孔明先生更有活力。採訪過程中，你會不由自主被他的情緒帶動，這也是他的個人魅力所在——說到盡情處，要麼手舞足蹈，要麼就來一次活靈活現的模仿，不吝惜讚美，也善於貢獻各種“表情包”。
讓一個習慣於生龍活虎的人迅速靜下來，難，尤其又飾演這樣一個重量級歷史人物，“很深沉的東西怕不夠”。於是，把導演的“靜功”學到手，又每天打太極，王洛勇把身體裡所有的“靜”都調出來，一個“靜靜的諸葛亮”就這樣誕生。
鋪天蓋地的好評與讚美，可以說是意外的驚喜。當初能接下這個角色，完全是受到團隊的鼓勵，王洛勇自己一開始完全是拒絕的，一直嘀咕“我怎麼能演諸葛亮呢”。
然而，《虎嘯龍吟》播出後，收到的反饋比初衷更喜人。王洛勇最初的想法，只是用盡全力塑造好角色，“壓根沒想過這麼多90後、00後的孩子會這麼喜歡這部戲。”
至於諸葛亮的影響力漂洋過海，甚至讓他昔年那些百老匯的朋友們都大為震驚，這更是後話了。
當《虎嘯龍吟》的海報出現在紐約時代廣場時，王洛勇的美國朋友們紛紛感慨，上次他在這裡出現，還是因《西貢小姐》，如今卻以這麼有名的一位中國歷史人物的形象迴歸。
《虎嘯龍吟》
有不少網友表示疑惑，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國內尚且被認為是“愚忠”，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人能理解嗎？
王洛勇的回答斬釘截鐵：“他們太瞭解了。”
王洛勇解釋說，西方人對於責任感的訓練，都是從小開始，各個行會更是有嚴格的職業道德規範。而諸葛亮，正是忠誠、誠信、無私、公平、契約精神的代表。
“諸葛亮一生都在遵守誓言，即使碰到這麼一個扶不起來的劉禪，也要把他身邊的四梁八柱立好，從來沒想過取而代之。魔鬼的野心，他是沒有的。他的坦蕩源於無私，寧靜源於單純。”
而這樣傑出的中國人形象，西方社會可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虎嘯龍吟》
王洛勇苦笑，西方人的“中國印象”，大多是“打打殺殺，瘋狂搞笑，英文奇腔怪調”。
“所以英文版《出師表》傳播出去，美國朋友聽完，說你們還有這樣的人物？這麼有責任感，這麼忠誠？我說有啊！所以我覺得，這個形象的塑造蠻有意義的。”
意義在於，不僅僅是一次具有挑戰性的角色塑造，更是意外地發現為中國做了一次正面的形象普及。在國外定居多年，王洛勇發現，中國的文化表達在世界舞臺上，很多年來一直停留在技術和民俗風情展覽的層面，如雜技、武術、耍獅舞龍。
“讓人家看我們能頂多少碗，翻多少跟頭，腰腿有多軟，打打殺殺、語言不潔比比皆是，我們用形體來展示的作品，遠遠超過了用思想的。”
如今，西方終於開始對中國變革和文化內涵有所注重了，但我們實在缺少一支訓練有素、能講好中國故事、並且能用中英文與世界進行高水平對話交流的團隊。 “做了英文版《出師表》之前，我起初也沒意識到它會有這般影響和效果，但現在發現，作用確實蠻大的。”
說到英文版《出師表》，王洛勇坦言，自己一開始其實有些牴觸，還是在團隊和經紀人一再堅持下才去嘗試的。“我說好端端的古文幹嘛整成英文的，誰看呢？沒想到很多年輕人，尤其是那些留學海外、想家的年輕人，對他們來說，這是來自於古漢語的記憶。”
王洛勇發現，僅僅有經典名著是不夠的，文化工作者還要繼承講述的傳統，講述方式更要多種多樣。在他看來，文化自信應該來自於文化訴說：“我們對中國文化應該有足夠的信心，因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是非常有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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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到以前演過的角色——楊靖宇、焦裕祿、李白，王洛勇乾脆來了段即興表演，模仿每個角色的臺詞、聲調。他笑道，這些角色其實都不是自己選的，認為自己“沒到那個份上”：“都是別人找到的我。我是個缺乏自信的人，所以很多角色都不敢演的，比如這個諸葛亮一開始也是，都是團隊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但久而久之，大家就會考慮我演這些，反而海歸的戲沒人找我演。”
的確，歸國以後，王洛勇接的全是這類“接地氣的正面角色”，他自己調侃說，因為“在國外演反派太多了”，因此回國以後，開始盡情地演這些民族英雄、民族脊樑、男人榜樣。這樣的正面形象，“在國外根本撈不到”。
《焦裕祿》
採訪中，王洛勇的一句話讓人極為感動：“如果藝術家不為自己出生過的土地吶喊，聲音是沒有根的。”
所以，他厭惡了去塑造這些醜陋、愚昧、膽小、罪惡、猥瑣的中國人。世界對中國的瞭解，遠遠少於中國對世界的瞭解。
用正面的角色來弘揚中國文化，已經是刻不容緩。2001年，王洛勇回國。兜兜轉轉，百轉千回，2018年，終於在《虎嘯龍吟》中，把諸葛亮的形象推向世界。
“中國有這樣的人物？”
“當然。”
名如其人。王洛勇的“勇”，是流淌在血液中的，幾次關鍵時刻，都極具勇氣。比如當年好好的上戲老師不做了，鐵飯碗不要，直接去了美國從頭打拼。而好不容易熬到了“百老匯華裔第一人”，又是一個筋斗雲，騰雲駕霧回了國。
《西貢小姐》
然而回國以後，王洛勇發現，久違的祖國有些陌生，80年代離開，20世紀初回國，中間一段是空白。“就像是剪接上的一樣，好多事都看不懂了”。
而最不習慣的，當屬國內的衛生問題。拍戲的時候，有幾次在農村上廁所，簡直要了命。而劇組扔垃圾的習慣，更是讓他沒法適應。開始覺得自己“挺矯情”，後來乾脆不管了，看到了垃圾就撿。
王洛勇調侃自己，這叫“被資本主義的香風吹迷糊了”。
“回來以後，從工作到生活起居，甚至如何跟人打交道，都要從頭學起，還有好多小事都得調整。在國外習慣了說謝謝，回國以後有人就說我特虛偽，說我怎麼老跟人說謝謝，咱倆認識好幾天了你還謝謝？我說哦，謝謝你告訴我。”
李安曾評價王洛勇，說他是個“生不逢時的演員”。
之所以說“生不逢時”，是因為要找一批像他這樣既懂中文又懂英文的演員，無論是在美國還是中國，都很難湊齊。即使像李安這樣具備國際影響力的大導演，也不得不服從中國市場。李安給王洛勇提醒過，在很長時間內，他的能力有可能不會被國內製作人看好，要做好心理準備。
被李安這樣一說，王洛勇也曾很煩惱。但這種擔憂很快消散，因為他發現了自己“最能做的是什麼”。
“我可以教書啊，我可以把我這些橫跨東西的知識，傳承給年輕學生，來培養中國的下一代，來彌補李安曾經講過的，兩邊都找不齊的這種演員生態。當時想，我是千人計劃和上海東方學者的獲得者，國家給我這麼大的榮譽，我應該對得起這個稱號。我就說回到上戲教書吧。
我這輩子可能當明星是有限的，或者做最好的演員也會打折扣，機會不會都到我身上來，但是如果我教書，我可能會教出更多的好學生。”3
當年上戲畢業後，王洛勇就留校當老師，後來在麻省藝術學院、威斯康星大學教戲劇，現在又重新回到上戲任教。如今的王洛勇，除了拍戲，剩下的時間全部用在教學工作中。很快他就發現，國內國外的表演系學生差距太大了。
“最讓我痛心疾首的，是這些學生的毅力太差，練基本功沒有耐心，讓我非常痛苦。我在國外學的戲劇教育，在美國也教了很多年的書，來自美國、歐洲、南美的學生，從沒有過遲到、作弊，然而這些情況是經常會在國內出現的，很是讓我痛心。”
《虎嘯龍吟》
除了專業課輔導，王洛勇甚至開始彌補學生們家庭、中小學教育上的缺失：“這方面做了最強的調整，小學、中學、家庭沒有輔導好的習慣，我們要儘快給糾正，讓他們做好職業的準備，否則他們最多以後只能在中國劇組演演戲，世界的劇組合作不了的。世界迫切想了解中國，所以我希望中國有一支懂得世界文化的演藝團隊，能帶著人類共同有的美好品德走進去，否則永遠會被恥笑的。”
比較讓他欣慰的是，目前市場上對這幾屆學生的反饋相當不錯，甚至對在校生都開始“預定”，但他知道這些遠遠不夠。除了上戲，王洛勇還在全國各地授課，但每次得到的反饋是，講的東西很好，但實現不了，尤其在中國劇組，百分之一都用不到。
“我說不怕，好的東西就得講，你看諸葛亮的好東西憋了一千八百年，90後的孩子不是照樣擁抱它嗎，所以我在想我應該多做一些這樣的工作。”
《虎嘯龍吟》
越往前走，越覺得任重而道遠。國外的演員，畢業於哈佛、耶魯、牛津、劍橋這些世界一流名校的大有人在。一位優秀的演員的培養，應該在入學之前就開始了。王洛勇發現，國內的早期教育太落後了，考上戲的學生入學前，“能讀完一整本劇本的考生幾乎沒有”，但是在美國招生，讀上50部整本劇本的，“大把抓”。
“這就是我們的早期教育，對閱讀不重視，孩子對戲劇文學作品接觸的太少。家庭不瞭解，社區不瞭解，學校老師不瞭解，甚至到了大學，教他藝術技能的老師都有可能不瞭解。所以我們只是在傳承技術，而人文修養的培養，對國家命運的關心，對民族文明的態度，這樣的訓練太少了。”
身為上海戲劇學院音樂劇中心主任，王洛勇完全知曉學生畢業以後為什麼紛紛轉做影視演員，也表示理解：“就是分配不公平，拍一部電視劇得到的錢和拍一部話劇得到的錢差異太大，另外在今天中國的文化消費概念裡面，走進劇場成本太高，花那個錢不如吃火鍋，吃海鮮。”
《簡·愛》
他給我們算了筆賬：“比如我在國家大劇院演的《簡·愛》，七點半開始，最便宜的150元，最貴的690元，買票加上停車，看完演出再吃個夜宵，一晚上就得五六百，對於普通工薪階層可能會覺得吃力。但百老匯票價跟全國平均工資相比，這個比例就會低很多。現在文化市場很混亂，沒有監督機制，你看美國二三十年代經濟大危機之後，有很長時間也是這樣，所以中國也要經過多方面鼓勵、調整、監督。現在我們在上戲，經常請外國專家來講課，讓我們的學生有這樣的市場意識，
說不定有一天，我們的孩子就是國家文化部門、國內文化企業的領導幹部，所以現在我們給他們裝的東西越多越好。”4
王洛勇也痛斥現在的唯顏值論，認為“我們的外觀主義已經到了一個極端病態的時代”。
“現在招演員都是憑長相，全都是高個兒，小瓜子臉，我說咱們不是招模特，國外胖演員多了去了。但在國內，中年女演員基本沒有戲演的，體重多一點的演員也很艱難。但像國外Hairspray裡那個胖丫頭，人家都有戲可演的，我們這兒沒有的。”
王洛勇一言以蔽之，之所以有種種亂象，原因就是“我們不自信到極點”。而荒謬的是，因果循環，亂象導致的結果，是讓大家更加不自信。演員的思想、品德、修養不被今天的購片人看重，大家重視的，一定是“幾眼皮的眼，瓜子般的臉”，而生活中的真人各有差異，高矮胖瘦各有不同。
《虎嘯龍吟》
“全都整成一樣，跟機器人有什麼區別？機器人才按標準生產，活人就得有差異。”
差異就是美——這一點在西方演藝教學中非常清晰。所有的學生進來都是公平的，是自信的，是被鼓勵的，而我們的大環境裡面，只有漂亮的人是被寵愛的。
“包括我們的廣告是很病態的，勞動人民的形象是沒有的。在國外，一二線演員拍廣告是被人笑的，而我們這裡經濟獎賞更豐厚，當然可能大家也需要些資本積累。”
王洛勇呼籲大家，不等於今天流行的就是最好的，好東西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大家需要有耐心，還開玩笑說：“和我一樣不自信，對自己形象不滿意的人，覺得自己各方面還有差距的人，咱們是一樣的，我覺得咱們應該相互鼓勵。”
然而，作為曾經的郭靖大俠，王洛勇並不贊成過多的武俠文化輸出，也不希望有太多武俠元素在西方的舞臺、銀幕上呈現。
《神鵰俠侶》
王洛勇告訴我們，在百老匯一直有個說法：能羅曼蒂克的法國人，能神秘勇猛的是意大利人，有修養的是英國人，有探險、創新精神的是美國人，神秘不可測的是日本人，而不管到哪兒有錢就去賺、啥規矩都不講的，是中國人。
“為什麼會這麼分？因為我們的作品太多這樣的人了。所以我認為中國的戲再出去，就不要只做拳打腳踢、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中國人，這個正好套進了中國威脅論，讓人感覺我們就是沒文化，沒法溝通。所以中國應該多些諸葛亮這樣的戲，忠誠守信，有責任感，有契約精神，忠貞不渝，全世界聽到這樣的故事都會感興趣，看到這樣的人都會去交朋友的。”
《虎嘯龍吟》
今年的平安夜，就是王洛勇老師的六十歲生日。回憶起在美國的幾年，王洛勇表示，絲毫沒有“普天同慶”的感覺，過生日總是很孤獨，因為聖誕節放假，大家紛紛回家過節，只剩他一個人無家可歸，只能到中國城吃碗麵條。後來老師聽說了這種情況，特意把12月所有的生日集中到1號，提前為他過生日。
眼看已到耳順之年，王洛勇表示，這是個感謝母親的日子，沒有必要“自鳴得意”。而且，每次一到生日，反而倍感失落，覺得好多事沒有做成。尤其有著“千人計劃專家”、“東方學者”的榮譽稱號，“希望能幹多長時間就多長時間，把學到的東西貢獻給祖國，所以沒有退休這一說。”
不退休對他來說，真是再好不過了：“不管是我自己的演藝事業，還是教學工作，都能多做一些，此外，希望能更加實實在在幫助弱勢群體。我剛在貴州拍完脫貧的故事，村支書帶領鄉親們，堅持了三十多年在家鄉種樹，克服當地的氣候地理環境，逐漸依靠農作物脫貧致富。我時常在想，中國還沒有到一個享樂的時代。 從北京出發，到地方上走走看，真正需要幫助的地方蠻多的。所以用文化知識也好，獻策獻計也罷，或是公眾人物在平臺上呼喊，大家應該多做一些幫助中國發展的事。所以，為了讓大家都能過上好日子，每個人還得繼續努力工作，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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