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边的话：本来我是不想把这篇文章放这里的，今天早上脑子突然一激灵，明天父亲节了呀！好吧，我把这篇文章拿出来，以此追念我的父亲，更纪念我的母亲，愿老人在天堂更好！
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极度消瘦、虚弱，基本是已经皮包骨头，完全不能自理，弟弟已经请假在家跟妹妹一起照顾母亲。10月份北方已经是深秋的季节，天气开始转凉，所以到家的第二天就跟弟弟收拾西厢房，因为那个房间的南侧有个很大窗户，能有充足的阳光照进来。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将母亲放在轮椅上，用枕头、被子之类的东西，前后左右的塞结实了，放在院子暖暖的阳光下。坐在阳光下的母亲，好像比任何时候都安祥，眯着眼睛似睡非睡的样子，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只要天气睛好、风不大，都会将母亲弄出来晒晒太阳。
这个时候的母亲，因为食管癌的原因，只能喝一些流食和水了，吃东西倒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疼痛。我们家不远有家乡村药店，店主是个医生，也是我们家的前邻居，因为母亲疼痛，我去找过他好几次，他说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止疼药对她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所以每到母亲痛的难以忍受的时候，我跟妹妹只能不停给她按摩，一会儿背上，一会儿腿上，也不知道有没有作用，反正也只能是这样了，别无它法。
母亲白天的时候还好一些，特别是下午还能小睡一会儿，但到了晚上就不行了，母亲实在疼的厉害，疼的她双手在空中乱舞，口中还狠狠地说着“拿刀来把我砍了吧，拿斧子来把我劈了吧......"而我跟妹妹束手无策。之前我找的那个医生也曾经告诉我“四奶奶（我母亲）的忍耐力算是很好的了，其他人叫的比这还吓人！”。
嫂子都是隔三差五的回来看望母亲，但有天晚上母亲疼的实在厉害，大晚上的又把弟弟跟嫂子叫了回来，第二天母亲稍好，说“咱们包顿饺子吃吧！”中午吃饭的时候母亲说“给我也弄一小块偿偿吧......“，我竟然拒绝了母亲的要求，说”还是算了吧，要是再堵住就麻烦了“。现在想想都后悔，如果给母亲吃那么一小口，那应该是她最后一次真正的午饭。
10月19日的上午，妹妹给母亲蒸了鸡蛋，大概吃了三分之一，下午又跟往常一样小睡了下，到晚上六点多时候睡过来照例喂水和流食，然后又是各种难以忍受的疼痛，但我发现这一次疼痛比以前更厉害，母亲的呻吟声也比以前都大，我开始不停地在母亲身上按这按那， 尽管也起不了多少作用。到晚上快10点的时候，母亲可能已经不只是疼痛了，好像出现了呼吸困难，两只手不停地去抓自己的喉咙和嘴，我开始紧张起来，立即让妹妹跟弟弟打电话，让他们抓紧时间回家。嫂子跟弟弟回来的时候，母亲好像已经没那么痛了，艰难地睁开眼睛望着床前的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喘着气。11点多的时候，我又打电话了叫来了堂哥，堂哥进门的时候，嫂子问母亲”这是谁？”母亲艰难而又无力地含含糊糊吐出了一个字“儿”。再后来，母亲像一个受了委屈抽泣的婴儿一般蜷缩在床上，呼吸也越来越弱。凌晨一点多的时候，母亲十分艰难地想睁开眼睛，但也只睁开了一个，我用手轻轻地帮她睁开另一只眼睛，母亲的眼睛已经显的空洞、无神，但她仍然很坚定地望着床着的我们，似乎有话要说，但始终没有说出来，最后，一滴晶莹的泪滑出，母亲就慢慢合上了眼睛，床上的她，只剩下极其微弱的呼吸。
10月20日凌晨2点47分，母亲还是永远停止了呼吸，再也没有睁开眼看一下床前的儿女。
母亲生于1937年。姥姥育有五子女，母亲（后排左一，另外四位分别是姥姥和三位姨妈）排行最小。
母亲这个年龄段的人，上过学的很少，但母亲却是正儿八经的高中毕业生，早年也当了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正是因为当老师的原因，结识了也是当老师的父亲，并于上世纪60年代结婚。
两个穷老师的结合，以及后来我们兄妹四人的问世，生活相当困难，母亲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毅然辞去了教师的职业，回村挣工分挣口粮。小时候的我，印象最多的就是，母亲一直不分黑天白夜地在生产队里忙活，而父亲则是不分黑天白夜地在学校里忙活（父亲教书的学校离家并不远，只是那个时候的革命运动不允许回家，必须住校，好像是业余时间要学习马列毛选）。特别是麦收和秋收的时候，生产队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实行的包工，母亲为了多挣工分，常常是干到深夜，而我们则是被晚上到处乱飞还经常撞到脑门上的屎克郎吓的魂不守舍。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麦收的时候，大概晚上12点多的时候，母亲还没有回来，被屎克郎吓哭的我站在家门口，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打麦场，这时候父亲意外地回来了，见母亲还没回家，就带我来到了生产队的打麦场。打麦场上正忙的热火朝天，机器轰轰作响，母亲和其他几个人负责给脱麦机递捆好的麦秸。父亲一到说“你们都歇了吧”！拿起麦插一个人给脱麦机递麦秸，母亲跟她的工友则欢呼着跑到一边休息，而不胜困意的我则睡在了旁边的麦秸堆了，让凌晨收工回家的母亲一阵好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困难，其实也并不只是我们家，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全国上下一片穷。到八十年代初国家实行联产责任制，加上我们兄妹也都长大成人，家里生活逐渐好转，父亲和母亲也过上了儿孙绕膝的幸福生活。
早期的困难对母亲来讲并不算什么，只是生活上贫乏些、身体上劳累些。家里的几次大的变故倒是给母亲很大的打击。父亲患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09年的时候又因腰部的一次扭伤，逐渐失去了自理的能力，轮椅上坐着七十多父亲，推着轮椅的同样是七十多的母亲。更让母亲倍受打击的是10年大哥因车祸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别人难以想像的苦痛。当时家里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母亲，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应该告诉母亲，这个只能瞒一时不能瞒一世，与其让母亲在狐疑和猜测中过活，还不如让她接受这个沉痛的现实，更为严重的是还得让母亲瞒着父亲，父亲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症，不能再让父亲遭受打击，所以母亲在父亲面前还得跟往常一样，泪只能没人的时候偷偷地流。
母亲还是走了，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父母在，倘有来处，父母去，只有归途。母亲刚去世的几天，我晚上还能常常梦到她，要么是在清晨打扫院子，要么是在热气腾腾的厨房。
几天后，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白云机场，走出机场，拿出手机来，却发现我已经没有要报平安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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