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婉兮
1
2012年4月，媽媽開始固定在每晚7點給我打電話，問我今天吃了什麼、有沒有哪裡不舒服，都是家常瑣碎的話語。
可我一接起電話，就忍不住要流淚。
在此之前我們通話不多，像中國的大部分鄉村母女一樣，我們深愛對方卻羞於表達。
我能感知到的所有母愛，都深埋在一粥一飯和衣裳鞋襪的細碎柔情裡。
可是2012年春天，所有一切都改變了。
從確診腎病綜合徵開始，媽媽開始每天都要聯繫到我，似乎只有聽到我的聲音，才可以確定我還活著。那時我還在學校準備畢業論文，她恨不得馬上買了火車票過來陪我，可我總是說：“沒事，我撐得住，再說同學們都會照顧我。”她還不知道得這個病意味著什麼，但母親的本能讓她開始慌亂。
兩個月後，順利畢業。我從長沙返回，一路舟車勞頓，到家第三天，竟然開始上吐下瀉渾身浮腫，吃不下也睡不著，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我看見媽媽擦了擦眼睛，轉過身扶起我，她說：“沒事，一定可以治好的！”
這句話，在後來的日子裡我聽見她重複了無數遍。她找了好幾位大仙給我算命，人家都說我是有福之人，她堅信不疑。
可是她執意在家屬知情書上籤了字，她說：“你要活著！媽媽只要能看看你，再苦再難就都可以撐下去！”
脖子上的大血管被劃開，一根管子被深深插進皮肉。一頭連接靜脈，一頭連接動脈。透析時，血液從這一頭流進機器，過濾沉澱之後，又從那一頭流回身體。從那天起，我就必須依靠這臺冷冰冰的機器來活命。
插完臨時透析管，我痛得無法動彈，媽媽攙著我去衛生間擦洗身體。她蹲在地上，拿著花灑，小心翼翼地繞開我的脖子，耐心而細緻。
“媽媽……”我摸著她的頭髮，低聲說：“對不起，別人家的女兒已經工作賺錢了，可我還需要你來照顧。”
她的手停頓了一會兒，忽然低下頭不動，我看見豆大的眼淚一顆顆落到了地上。
那是她唯一一次在我面前痛哭，哭完後她繼續給我洗澡，然後把我安頓在病床上，依舊告訴我：“一定可以治好的！”
2
尿毒症患者只有兩條路，透析或者換腎。
她獨自去了醫生辦公室詢問，回來時坐在床頭一件件盤算：“你爸爸是一家人的依靠，他不能捐。弟弟還沒有成家，也不能捐。但是沒關係，媽媽可以捐給你！”她含著笑注視我，伸手理了理我額頭邊的亂髮，“等湊夠錢，我們就去配型，早點做手術。”
可是錢從哪兒來，十幾萬的手術費對一對年近半百的農民夫婦來說，不啻於一個天文數字。
更何況那時，我的醫藥費一點都不能報銷，全部自費。
一次透析費用是550，每週兩次，加上吃的藥和檢查，每個月的費用是6000左右。不到兩個月，家裡的存款便空空如也。
有人給媽媽出主意：“你女兒是大學生，剛剛畢業就得這個病，可以上電視啊！”她匆匆跑回來病房告訴我這條活路，我冷冷看她一眼：“你要是敢去，我就馬上死在你面前！”
我的專業是新聞學，在報社和電視臺都待過。看過太多冷暖人生，我無法在大眾面前顯示命運的悲慘，以此來獲得可憐的生存籌碼。可是再怎麼隱瞞，大部分同學還是通過口口相傳知道了我的病情，他們的愛心捐贈一點點匯聚過來，透析費用暫時有了著落。
3
第一年，每次去透析都有媽媽陪著。
在我透析的那四個小時裡，她拿著我的所有病歷和各種證明材料跑了一個又一個地方，民政局、婦聯、紅十字會……
目標只有一個，湊夠腎移植手術的費用。我不知道她受了多少委屈看了多少臉色，才把我們的求助信息一層層遞了上去。
反正最後，縣裡的領導們都知道我了，甚至想起了多年前我曾在縣文聯雜誌上發表過的文章。
然後，各種救助政策都降臨到了我身上。雖然這在十幾萬的手術費用面前只是杯水車薪，但有了保障，爸媽決定馬上帶我去配型。
那天，我和媽媽是坐火車去昆明的。12月，最冷的時候，媽媽用大衣緊緊裹著我，我的手十分冰涼，內心卻翻騰得厲害。
之前媽媽已經查過血型，和我一樣，都是O型。我知道血型相同的母女配型成功率可以高達90%，但我很恐慌。坐在火車上聽著單調的鐵軌撞擊聲，忽然難過得想哭。我害怕配型成功，怕媽媽真的要割一顆腎給我，那是我無法承受的生命之重。雖然，她是我的母親。
在昆明待了四天，查了各種項目，醫生得出的結論卻是媽媽並不適合作為供體，因為她的腎功能已經不算太好，捐出一個腎臟對她來說將是致命的損傷。
我暗暗鬆了一口氣，她卻黯然神傷，帶著我回小旅館收拾東西，但嘴裡一直唸叨著一定還有別的辦法，一定可以治好。
4
爸爸忙著跑車賺錢，媽媽則找了一個在大棚裡幹活的工作，每天清晨5點就出門，晚上7點回家。草草扒幾口飯，再頂著月光去給自家的田地拔草、施肥、澆水。
父母開始夜以繼日地掙錢以備不時之需，他們都以驚人的速度飛快瘦下去。
我不能多喝水，因為心衰常常睡不著，希望在日復一日的傷痛裡磨光。我越來越黑，瘦得皮包骨頭。貧血、高尿酸、心臟腫大，併發症接二連三地出現。大部分時候，我都病懨懨坐在陽臺上發呆曬太陽，一天天的日子不過混吃等死。失去活著的信念，身體似乎也在逐漸失去支撐。
入院、輸液、透析、插管排水……大把大把的現金交進去，可是前前後後十多天，依舊不見半點好轉的跡象。
我以為活不了了，精神好點的時候，開始有意識地交待後事。
我說：“媽媽，壽衣太醜了。到時候給我穿一件旗袍，化個妝。”
她默默聽著，不贊同也不反對，看向窗外的眼睛裡卻噙著一包淚。
“媽媽，我有兩張銀行卡，密碼是爸爸、你還有我生日的日子組合。”她搖著頭，摸過來拉我的手，“一定會好的，所有人都說你有福氣。”
隔壁病房的家屬都勸她放棄，這個無底洞填不滿，最後的結果只能是人財兩空。她也痛苦萬分，躲在病房外給爸爸打電話時，總是哭個不停。
可是一旦來到我面前，就會擦乾淚，執著地相信我會好起來。
看到她憔悴的臉，我開始特別特別怕死，不是留戀這個花花世界，是怕我的離去會讓她也失去活著的動力。
可能是她的誠心感動了上天吧，也可能是我的求生欲發揮了作用。半個多月後，高燒漸漸退了，再經歷一輪上吐下瀉，我開始胃口變好。
病情卻反反覆覆，從4月到7月，住院100多天，終於再次撿回一條命。
5
出院後，她開始嚴格監督我的飲食，定時給我量體溫測血壓。我不再懼怕病痛，和父母一樣接受了現實，試著和命運握手言和。
那年是我的本命年，24歲，最好的年紀。經過與死神的一場殊死搏鬥，卻在兩個月後意外迎來好消息——腎源找到了！
我們一家三口馬上趕到武漢，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完成了這個對我意義非凡的手術。
安頓好我們，爸爸即返回雲南照料年邁的奶奶。我還在ICU裡接受觀察，媽媽就睡在外面的走廊上，和我一門之隔卻無法相見。
她是個從沒到過大城市的農村婦女，不會說普通話。即使弟弟從蘇州趕來陪在身邊，我還是無法想象她怎樣和醫生護士交流，怎樣去食堂買粥買雞蛋，怎樣一個人坐著地鐵去農貿市場給我買一隻純正的土雞燉湯……
答案應該只有八個字：女子本弱，為母則剛。
出院後她又陪著我在武漢待了三個月。沒有朋友、沒有親戚、也沒有事做。我躺在床上刷手機，做完僅有的幾件家務，她就坐在床邊看我，像剛剛開始透析時那樣，深情而飽含希望。
6
然而她的操勞還沒有結束，肺感染與腎移植手術欠下的鉅額債務迫使年近半百的媽媽又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
她去了昆明的一家大酒店洗盤子，每天工作近12個小時，掙1500元工資。
我來到她身邊，好像就是為了討帳。
據說我剛剛生下來的那一個月，幾乎每天晚上都在哭，她和爸爸整夜整夜抱著我不能閤眼。後來，，他們又含辛茹苦，把我一路供到了大學。大學畢業，以為可以放下重擔，想不到等到的卻是生死較量……
又過了一年，我上了班，遇到了上天給我預備好的另一半。
第一次見面時，她想到的只是叮囑那個即將成為我丈夫的男人：“她有很多忌口，油鹽都不能多吃。她生過大病脾氣不好，你多讓著她。她身子弱，大概不能要孩子……”
她說著說著就開始流淚，臉上卻一直都是笑著的。有鄰居來串門，好奇地打量我的未婚夫。她和她們閒聊，笑得很大聲：“當時好幾位大仙都說，我家姑娘是最有福氣的！”
其實我所有的福氣，都是她和爸爸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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