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蔡元培任職之前的北大名聲不大好。在達官貴族子弟佔多數的情況下，這座維新變法留下的學堂逐漸變成了“混文憑和預備做官的場所”。
很長時間，不服管教和縱情聲樂成為了這裡學生的兩個標籤。
“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八大胡同受歡迎的顧客”，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的陶聖希曾這樣回憶。除了狎妓，去廣德樓聽名伶尚小云唱戲也是這些學生的一大愛好，興致起來時，他們還會在深夜高唱二黃和西皮。
在課堂裡，這些“老爺”式的學生不在意學習。最受他們歡迎的老師，是那些在政府有官職的人，即使他們只是兼職，還時常請假，學生們也熱絡得很。
所以，1916年冬天，旅居法國的蔡元培收到好友兼時任教育總長範源濂電報，邀約其回國出任北大校長時，他一度有些猶豫。
他早就得聞，這不是一樁容易的差事——辛亥革命成功後，北京大學有過一年換4位校長的彪悍歷史，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嚴復和馬相伯。除去上述提及的學生頑劣，
當時的北大太“像個衙門”，讓一批志在改革的人屢次碰壁敗走。蔡元培的朋友大多勸他不必就職，“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只有少數人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該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
思慮再三，蔡元培從了後者。
圖：1916年12月26日,總統黎元洪簽署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的任命狀
1917年1月4號，蔡元培第一次以北大校長的身份走進北大校園。
不同於以往被任命的校長——就任者在一眾歡迎列隊的矚目之下，目不斜視地走到大堂中央坐下，威嚴得如同大官上任——面對站得整整齊齊、恭敬行禮的校役，蔡元培脫下禮帽，鞠躬回禮。不過這並非刻意之舉，只是他長期留學德國養成的禮儀習慣罷了。
“新官”蔡元培的第一把火指向了人事變革。
圖：1920年3月，蔣夢麟、蔡元培、胡適與李大釗（從左至右）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
“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蔡元培後來回憶。
這個名單包括：《新青年》雜誌的編委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人。這些人的加入，讓北大成為近代文學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同時，上任兩個月後，蔡元培也先後辭退了幾位“學問未必好，工作起來又闌珊”的外籍教師，破舊立新之意明顯。他為此遭了些控訴，最後也一笑置之。
蔡元培的學生、後來同樣出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曾經評價，老師的動作是“丟石入湖”：
“如果你丟一塊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會從中盪漾開來，而且愈漾愈遠，愈漾愈大。”
蔡元培提出了那句八字方針“兼併包容，思想自由”，並通過制度的設定，讓它避免淪為空談。
他希望把北大變成柏林大學那樣的救國推動力量。 上任不久，他停辦了工科、重點發展文理科，並打破以往只有校長一個人說了算的傳統，創立評議會制度——“制訂和審核學校的各種章程、條令，凡大學立法均須經評議會通過。”10位評議員則由評選產生。
正是這項制度，讓蔡元培在以後的十年內能夠八次辭職，而他個人的缺席，並沒有影響北大的正常運轉。
貳
蔡元培被後人譽為“永遠的校長”，也是北大最愛辭職的校長。
這是人在亂世的身不由己——當時外有強敵內有混戰，還有新舊文化思潮的激烈碰撞。於是，從1917年正式任職到1930年徹底卸任，蔡元培總共經歷了八次辭職和兩次歐洲遠遊。
他的每一次辭職，背後都是對現實的抗爭。
具體原因紛雜多變，比如“五四運動”中他為保護學生而辭職，等到1922年10月時，他又因鬧事學生而辭職。
當時，一群北大學生因不滿學校徵收講義費而聚眾抗議，引得蔡元培暴怒。
這位素來溫文爾雅的瘦弱校長站在紅樓門口，揮舞著拳頭怒喊“我跟你們決鬥”，隨後帶領總務長蔣夢麟、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等重要教職人員一起辭職。驚駭之餘，被震懾的學生們趕緊認錯。
後來蔡元培在北大全體師生會議上解釋自己那次為何“小題大做”——在他看來，“知識比常人高”的北大學生“應該有自制的力量”，而不是一受人蠱惑，就毫無判斷能力一窩蜂地跟上。自己這麼做，也是想借此整頓“五四運動”後變得鬆垮的校園秩序。
“五四運動”的影響在北大校園來得很直接。當被捕的北大學生們在蔡元培多方奔走之下被救出，繼而以勝利者的姿態迴歸校園時，他們的心態多少有了些變化。
圖：1919年6月3日“，五四運動”期間，北京大學學生在北京向市民演說。
“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嚐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了”，蔣夢麟這樣評價。1920年，這位蔡元培的學生、知己和追隨者出任了北大代理校長，時年34歲。
蔣夢麟曾經留學美國多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除了在1920年至1927年擔任代理校長，他又在1930年正式出任校長，直至1945年辭職卸任，自此告別教育界。
他是史上任期最長的北大校長，也是爭議最多的北大校長之一。
他不贊成學生過多參與政治運動，主張學生迴歸課堂，學校要有正常的教學秩序。“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漩渦的北大，已經逐漸變為學術中心了”，他曾經如此評價自己七年代理校長的成績，言語間不乏自豪。
但外界並不這麼看。
“九一八”事變後，這位北大校長依然阻止學生上街遊行呼籲抗日，由此遭到質疑“北大校長沒有愛國之心嗎？”
事實上，在蔣夢麟看來，救國的基礎是文化之增進——“荒唐的中老年人鬧下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糾正干涉，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他也有過情緒失控之時。1926年，三名北大學生在“三一八”慘案遇害，悲憤的蔣夢麟當街號啕大哭，痛斥當時的政府為“豺狼當道”，因此招來暗殺，不得已躲進東郊民巷的六國飯店，3個月後又跑回杭州避難。
圖：1930年至1945年，蔣夢麟任北京大學校長。
蔣夢麟最受爭議的，是他在1937年至1945年期間的作為。
戰亂之中，他帶領北大南下避難，輾轉長沙臨大、西南聯大。在聯大，他公開宣稱“我不管就是管”的無為而治，校務幾乎全部交給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自己主要處理一些需要與官方打交道的外務，要麼就貓在防空洞裡寫自傳，或者找人切磋書法。
蔣夢麟後來對此的解釋是：
“我、張伯苓、梅貽琦是三大名校的校長，好比說三個人穿一條褲子，如果我們三個人搶一條褲子，褲子只有兩條腿，那麼肯定是什麼來回拉扯，什麼都幹不了。”
蔣夢麟究竟是顧全大局無為而治？還是心繫官場無心治學？每個人對此都有自己的答案。而負向的猜測往往是最容易傳播和被人接受的。
北大當時的境況確實也不太好。
中文系教授羅常培曾感慨：“政府太不同情我們了，過去幾年，北大簡直沒辦法發展，不單比不上清華，連浙大、武大都抵不住。”傅斯年也不滿：“我們這些年與清華合作，清華得到安定，我們得到鄙視，……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沒有希望’。”
這些情緒如雪球般積累，最終在1945年滾成了一場“倒蔣運動”。
這年6月，蔣夢麟應宋子文之邀，出任行政院秘書長職務。於是，傅斯年、周炳琳、朱家驊等人，搬出蔣夢麟曾任教育部長時制定實施的《大學教育法》，其中寫明“大學校長不得兼為官吏”，由此推薦身在美國的胡適出任北大校長。
蔣夢麟沒有過多解釋。8月，他在昆明北大教師茶會上，正式告別了北大校長身份。
叄
接替蔣夢麟出場的北大校長，是傅斯年和胡適。
胡適年長傅斯年5歲，1917年前後進入北大任教。當時蔡元培提倡“不拘一格降人才”，北大招攬了一批年輕有為的老師，其中包括26歲教德語的朱家驊，24歲講印度哲學的教授梁漱溟，以及26歲講中國哲學史的胡適。
但這個講臺不好站。
北大學生對老師素來挑剔。曾經有位名不見經傳的先生接替馬叔倫講“宋學”，因為講義有誤而被學生轟走。胡適雖然有美國鍍金經歷，但他之前的講師是鼎鼎有名的陳漢章，他接任後下發的講義，居然丟開唐、虞、夏、商，直接從周宣王開始講。老先生認為他是“胡鬧，胡鬧”，學生們也覺得他“思想造反”。
傅斯年同意了朋友的看法：“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多年之後，得知真相的胡適在文章中感慨：
“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之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兩人交情自此結下。傅斯年經常去聽胡適的課，還跑到胡適家裡去請教。胡適評價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人才”，他則形容兩者關係是“宋江出馬，李逵打先鋒”。
於是，當蔣介石在1945年提議傅斯年出任北大校長時，這位“唯一敢在蔣介石面前翹起二郎腿的人”選擇了拒絕，隨即提出：北大校長只有胡適才能幹。
但當時胡適人在美國。為避免節外生枝，傅斯年當了一年代理校長，等1946年7月胡適回國時就立即讓位。
圖：擔任駐美大使時期的胡適
一年任期裡，傅斯年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為胡適鋪路。
他清理了偽北大教職員，即日本佔據期間還在北大任教的員工。這位山東漢子愛憎分明，1945年10月剛飛到北平時，得知接機的陳雪屏曾經與偽北大教員寒暄，他大怒：“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後來被清除的教員中，不乏周作人這樣的名師。
傅斯年在寫給妻子的信裡稱：
“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跡。實在說這樣局面之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他還告訴陳雪屏，“關於行政上的業務，我們應先替胡先生辦好，將來不勞他操心”。
肆
傅斯年的操持效果顯而易見。 等胡適在1946年7月回國時，北大復員工作已經基本準備就緒。此前的“文理法”三個學院之外，北大新增了“醫農工”三院，教員也已經基本聘齊。
胡適需要的，就是做自己擅長之事。
從1917年登上北大講臺起，胡適在這座校園度過的時間前後有18年。他擔任過《新潮》雜誌顧問，提議大學收取女學生，還曾經請來錢穆、梁實秋、聞一多任教。
如今他想做點意義更深遠的事件：成立原子能研究所，為國家的科學發展預備人才。他聯繫了海外的錢三強、何澤慧、胡寧等九人，得到應允“願意回北大”。
但內戰之中，願景全部成了奢望。胡適四處找錢未果——“國民政府”已經顧不上這個需要50萬美元經費的研究項目。他的另一個心願：興建大禮堂，也在梁思成給出設計方案後，因為經費缺乏不了了之。
缺錢，成為胡適頭上那根甩不掉的緊箍咒。
學校實驗室設備短缺，教授們吃不飽，生活也不安全。1947年9月23日，這位空有一腔熱血的北大校長在日記中嘆息：
“北大開教授會，到了教授約百人。我作了二個半鐘頭的主席。回家來心裡頗悲觀，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大家談的想的都是吃飯！向達先生說的更使我生氣。他說：‘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十年二十年後，我們這些人都死完了’”。
胡適在北大校長的任上僅有2年多。此時的北大，已經與30年前蔡元培執掌之時全然不同。夾在南京政府、學生運動、社會應酬、學校事務之間，胡適漸生退意。他向教育部長朱家驊提出，得到的答覆是“倘兄有言辭消息，則華北教育界必將動搖不可收拾”。
胡適真正的退場時間是1948年12月14日。
頭一晚，他剛剛寫完文章《北京大學五十週年》，回顧了北大從戊戌以來的歷史，準備為12月17日的校慶獻禮。但他沒有等到那一天，一架南京來的飛機帶走了他和陳寅恪等人，他最後留下一紙便籤：
“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
伍
戰火燒出的亂世就此終結。
但屬於北大校長的“亂世”並未結束。和平年代的複雜，同樣是擺在北大校長們面前的歷史考題。
比如上世紀80年代。透過歷史的望遠鏡看過去，那時候的北大學生就像分裂的雙子座——在大樹下圍坐的每一群人都可能在討論不同話題，同一個人也可能被兩種以上的思潮所迷住。
北大教授王義遒回憶，受當時市場經濟思潮的影響，“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開始在北大傳播，一些學生辦起了“咖啡館”，還有學生要求學校培養“經理型”人才。
與此同時，海德格爾、薩特、維特根斯坦、弗洛伊德、尼采等人成為風靡校園的偶像，行為藝術也在這裡頻繁上演，王義遒親眼見過一個學生將自己五花大綁，站在大飯廳的廣場上供人參觀。
而最受歡迎的還是校園詩人。1979年考入北大的海子和駱一禾，以及1981年考入北大西語系的西川成為其中最耀眼的新星，三人被並稱為“北大三劍客”。
但百花齊放的表面之下，是80年代茫然浮躁的青春氣息。
丁石孫就是在這個特殊時間點當上北大校長的。這位1952年就當上助教的老北大人，從1984年起當了5年校長，後來被季羨林評價為“可以與蔡元培相提並論”的人。
他扛起了北大復興的擔子，搞學科建設，推行教師工資包乾制度等。這位校長也以平易近人著稱——他經常騎著自行車在北大校園來回轉，誰想找他直接攔下就是。他的電話號碼是公開的，有時甚至會收到抱怨食堂飯菜難吃的電話。
另一個關於丁石孫的流傳更廣的故事，是他在1988年拒絕了毛新宇入學北大的請求。
丁石孫治下的自由北大，成為一代人緬懷的聖地。
“那時的北大就是我們心目中大學的樣子。人人都是理想主義者，覺得自己對國家、民族和社會承擔著使命和責任，心懷熱情和希望。”北大86級學生王佳曾這樣回憶。
回憶終究要成為歷史。
80年代的自由也好，30年代的戰亂也罷，如今，那些歷史中的北大校長，連同“亂世”中的戲劇故事，都一起變成了“北京大學”這個名字的註腳，留予有心人回味。
與此同時，歷史也還在繼續。
我們正在經歷著另一種鉅變。如同過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裡上演的故事，北大和它的校長還是時常會被推上風口浪尖。
只是，如今的北大校長，似乎很難再成為這所高校的靈魂式人物。他們很少因為學術或理念被社會所關注，讓他們登上頭條的，有時是因為一個不合時宜的諂笑，有時是因為一處令人結舌的錯別字。
這讓人有點哭笑不得。你很難說清楚：這是因為時勢變了，還是人變了？
但毫無疑問的是，這家最高學府聚集了中國最優質的教育資源、最聰明的年輕人。至於它如今經歷的一切，在日後將如何被後人評價？答案，只有時間才能見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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