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周圍有好幾座城市都是著名的古都，唯獨自己很少有作為都城的歷史。在武漢的西面有成都，北面有洛陽、開封，東面有南京、杭州，它們都在歷史上做過國都。而武漢三鎮在幾千年的歷史中，雖然扼守長江黃金水道、號稱九省通衢，也一直是繁榮的經濟重鎮，但為什麼鮮有成為國都的經歷呢？
在民國之前的武漢三鎮中，只有漢陽曾被徐壽輝的天完國設為都城，但其管轄面積還不及湖廣大。倒是武昌東南幾十裡外的鄂州（古武昌）曾短暫做過孫吳的國都，但其都城地位隨即被南京取代。實際上這樣的事情，在民國時期的武漢身上還發生過三次。這不禁讓人疑惑，到底是什麼原因阻止了武漢成為國都呢？
武漢三鎮中的武昌和漢陽，在歷史上長期是長江沿岸的商業重鎮。漢口鎮也在明清時期成為當時天下“四大名鎮”之一，被譽為“楚中第一繁盛”之地。
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大篇幅寫到武漢，第一次提出合併武昌、漢陽和漢口組建大武漢的構想。他在書中寫道：“為武漢將來立計劃，必須定一規模，略如紐約、倫敦之大”。並說武漢是“中國本部鐵路系統之中心，中國最重要之商業中心，”應當建成“世界最大都市之一”。
關於推翻清朝之後的國都選址，孫中山一直都將武漢作為重要的考慮對象。他甚至還非常具體地提出了“一都四京”的設想，就是以武漢為國都，以重慶為西京、以江寧為東京、以廣州為南京、以順天為北京。可見，孫中山非常傾向於在武漢建立新的國家首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並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各省紛紛成立軍政府宣佈獨立。當時各省代表齊聚武昌，除貴州軍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省代表一致主張在武昌設立臨時中央政府，推舉湖北軍政府來代行中央政府職權。
在此後的近三個月時間裡，武昌成為事實上的新政權首都。但是不久後隨著清政府大軍的進逼，漢陽失守、武昌告急，而東邊的江浙聯軍則順利攻克南京，於是各省代表在1911年12月4日決定將臨時政府遷往南京。
武昌就這樣失去了成為民國首座首都的機會，等到孫中山在12月25日從國外趕回來時，新政權建都南京已成為定局。
1926年10月，北伐軍佔領武漢三鎮，國民革命的重心由珠江流域轉向長江流域，武漢再次迎來成為首都的機會。11月8日，廣州國民政府決定遷往武漢。12月13日，國民政府聯席會議確定武漢為新的政府首都，宣佈以武昌、漢口、漢陽三城為一大區域作為“京兆區”，定名為“武漢”。
這意味著武漢在15年之後，迎來了正式的首都身份。但是好景不長，不久後的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又在南京成立了一個國民政府，這讓武漢的首都地位變得岌岌可危。8月25日，武漢國民政府宣佈遷往南京，併入南京國民政府，武漢作為首都的經歷再一次宣告終止。
武漢最後一次擔當國都角色是在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雖然在當年11月20日宣佈遷都重慶，但是國民政府主要軍政機關都停在了武漢。包括蔣介石、孔祥熙、何應欽在內的軍政要員都留在武漢辦公，而沒有直接去重慶。
在此後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武漢成為事實上的國民政府臨時首都，國民黨在那裡舉行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四中全會，頒佈了《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和《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當時，延安在發給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電文中，還使用了“我們的首都武漢”這樣的表述。八路軍也在武漢設立辦事處，兩黨還共同提出“保衛大武漢”的口號。
當時的武漢不僅是國家的臨時首都，更是抗戰的前線。武漢會戰從1938年6月打響，至10月25日武漢失守，武漢三鎮全部淪陷。應該說，武漢這一次首都身份的獲得和失去都是悲情的。1946年國民政府由重慶還都南京，在抗戰初期承擔重任的武漢仍然是不被選擇的對象。
從武漢和鄂州這四次短暫充當首都的情況來看，似乎每一次都是臨時的權宜之計。公元229年，東吳孫權選擇在鄂州稱帝，一是因為江東局勢尚不穩定，二是懾於曹魏在江淮的軍事壓力，等到兩方面條件成熟便遷回建業。
民國時期武漢的三次臨時首都經歷也是一樣，第一次武昌作為首義之地是臨時的方便之選。第二次因為江浙是蔣介石的地盤，汪精衛除武漢以外沒有適合的選擇。第三次是抗戰形勢所迫，實質上是作為一個臨時駐地。
為什麼是這樣呢？其實，武漢作為首都的最大劣勢是地勢低。在武漢的四周，重慶海拔259.1米，鄭州海拔110.4米，南昌海拔46.7米， 甚至東邊合肥的海拔也有29.8米，都比武漢23.3米的海拔高。
武漢在歷史上是由沼澤地發展起來的，“九省通衢”可不是瞎吹出來的虛名，正是因為四面八方都比它的地勢高，才讓它成為了古今知名的水路交通集散地，這樣的地理條件發展商業當然是得天獨厚。
但是試想一下，周邊淹水前，要等武漢先淹；周邊淹水時，武漢已經被淹的不行了，這如果作為都城就太不抗淹了。而且，武漢地處大區域內的地勢低點，更重要的是無法滿足作為國都的防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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