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你寄來的那位不署名的書評家的文章。我奇怪你為什麼要替我生氣。我自己讀完那文章以後並沒有憤怒。我有的只是苦笑。但苦笑之後我仍有所得，我究竟多知道了一點東西。我看清了一種人的面目。我計劃中的某一部小說裡面就會有這樣的一位書評家。倘使我那時要告訴讀者我那部小說的人物典型是怎樣逐漸發展而形成的，我就得提到這篇書評。這是必需的。因為我讀這書評，我研究這書評，我的眼前才慢慢地現出了那位書評家的英勇的姿態。我把這些事寫出來，主要的原因是作為一個小說家把我創造一個人物典型的過程向讀者說明。我並不是因為怕那位書評家疑心我把他當作模特兒而寫給他看的。這是很淺顯的道理。連不會使用“藝術”這法寶的也能夠明白的。
同樣我寫《愛情三部曲總序》，主要目的也就在把我創造人物典型的過程告訴讀者。只有那位嗅覺特別敏銳的書評家才會在這文章裡嗅出別的氣味來。他便武斷地說我的文章“應當專給他（指我）那些朋友疑心被巴金先生作為創作的模特兒們的先生們看的”。我不知道那位書評家有什麼權利，可以代表讀者們說話，可以抹殺讀者。他自己說過“書評”和“批評”不同，但他卻忘了“書評”的對象是讀者，不是“作者”。他那篇書評明白地擺在每個讀者的眼前。我可以斗膽地斷定說：不管《愛情三部曲》寫得好或壞，但為了瞭解那作品，我的總序卻比那書評更有用。
我自己明白地敘說了我的小說中的人物和真實人物中間的距離。那位書評家卻因為我把我創造人物典型的過程詳細說明，就教訓我不懂得小說和歷史或傳記的區別。他似乎太聰明瞭。不過我倒疑心他自己就不懂歷史。我也略略研究過歷史，這類的書籍我也讀過幾本。但歷史並不就是“將現實網羅了，一絲不少都翻譯成文字”。歷史也並不單是“在實生活中取材”就盡了它的任務。歷史是什麼？我們隨便找個初中生來詢問，也可以得到滿意的答覆。而我們書評家最好還是去和初中學生討論歷史和小說的區別罷。
那位書評家的唯一法寶就是藝術。但藝術這東西無論如何是離不了人生的。而且藝術的標準並非固定的、唯一的。讀者能否瞭解欣賞一個作品，也不能以作品的藝術價值高低而定。生活、環境、教養甚至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意識形態，更何況藝術的觀點！那位書評家責備我“和托爾斯泰犯了同樣的錯誤”。我不知道托爾斯泰犯了什麼錯誤。至於我，我不過指出來，在一個作品裡面常常有些極平凡、極簡單的處所，因為真實也能感動人。書評家拿“安排好適當的氣氛，多運用點藝術”的大道理來教訓我。書評家的生活、環境、教養決定了他的意識，決定了他的藝術標準。我記起了一件事，從前在俄國，當屠格涅夫和格列哥洛維奇的描寫農奴生活的小說發表的時候，許多高等文人甚至驚訝地問道：“他們那種人居然會有感情，居然也知道愛嗎？”在書齋裡生活慣了的人對於《電》裡面的許多處所，自然是不能夠了解的。
半年前我還讀過另一位書評家的文章，說我的某一篇小說裡面的一件事情，是不會有的。但不幸我就親眼見過那事情，而且我知道現在還常常發生那類的事。做了一位書評家，只因為自己的生活經驗太少，就隨意抹掉這抹掉那的。對這樣的人我只有苦笑。
還有呢！我有個朋友，寫了一篇小說，他決不是拿失業做主題的。他的文章發表不久，就有兩位書評家出來把那篇小說恭維了一遍，說那是失業為題材的佳作。
我那朋友讀了那些書評，也只有苦笑。
我們只有苦笑，因為在中國就只看見這樣的書評家……
（載《大公報》1937 年 5 月 9 日）
摘自《書評面面觀》，李輝 編，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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