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解放公园路48号，这个地址对于我来说，比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更记得烂熟于心。这是文联大院的旧址，它建成于1958年，拆迁于1999年。我从10岁搬到这里，到50岁才真正离开。文联大院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融入了我的大半辈子的离合悲欢。
我的籍贯是河南荥阳，1949年出生于开封。1953年，父亲李蕤被调往武汉，担任中南作家协会副主席，我随父母迁到武汉。
一
从建国到1953年，武汉是中南局所在地。当时的中南作家协会，位于汉口黎黄陂路，那是解放前的一家歇业钱庄的空房子，解放初期的中南作家协会属中南局，辖六省（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二市（武汉、广州），首任中南作家协会主席是诗人李季，副主席于黑丁。不久，李季调走了，我父亲李蕤就从河南省文联调到武汉来，担任中南文联副主席，中南作家协会副主席，分管《长江文艺》。
1953年中南作协第一次大会部分代表合影。后排左二为李蕤，左三为于黑丁，后排右二为骆文
1956年冬中南作协成员摄于汉口黎黄陂路。左一为于黑丁，右一起：王淑耘，李季、李蕤
中南作家协会于1953年6月25日成立，挂牌在汉口黎黄陂路29号，这里是汉口中心地区，熙熙攘攘，市声喧哗，不利于静心写作。据说，1953年9月中南作协代表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时，向周恩来总理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政府能给作家提供更好的写作环境，解放公园路48号大院，就是依照周总理亲自批准的红线图修建的。
解放公园路，因市郊有解放公园而命名。解放前，这里是英国人的跑马场，公园空旷，林木繁茂，草木丛生，是个野公园。这一带常被老武汉人嘲笑为“铁路外”（以汉口大智路的铁路为界，“铁路外”说明是“乡下人”）。建国后，这里被开辟成一个新区，新的政府部门大多建在这里。如武汉市委大楼（最早为中南局大楼）、武汉市委党校、市委宿舍等，我们文联大院也坐落在这条路上。紧靠我们文联大院的，有一条涌流浑浊黑水的黄孝河，一座小木桥叫花桥，过了桥，便是育才幼儿园和一师附小。桥下常有船夫撑篙行驶。马路两旁全是菜地，每日上街，便可以看见老农挥动硕大的水瓢，往菜地里泼水；人行道上工匠搭着木架，把棉纱摆成长长的几排，用两块板子夹住铜锤杆，使劲一拧，铜锤儿嗡嗡旋转，架上的棉纱两股就被搓成一股……与这些郊区景象形成对比的，是文联大院的新式建筑。院子很大，一座L型的三层办公大楼当街而立，院内建有三栋砖混结构的红楼。一二栋之间距离较远，空地有养鱼池、篮球场等；二三栋之间距离较近，中间有红砖小路。每栋楼两个门栋，每个门栋前面是两个套间，一个大通间带一个小间，自带厨房厕所，适合一家人住；后面是四个大小不一的单间共一个厨房和厕所，是给单身职工住的。院子里的花坛，由冬青树围绕，栀子、百合竞相开放。院子里还有食堂、澡堂，汽车房等，一应俱全。
1958年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发给李蕤的会员证外壳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李蕤的会员证内芯，1953年入会，1958年发证
1954年10月，中南局撤销，“中南作家协会”也随之改为“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但这里的会员，仍是从中南六省二市抽调的老班底，名家荟萃，精英云集。
文联办公大楼门前，赫然挂着四块牌子：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中国戏剧家协会武汉分会。这便是文学艺术家的新家园。
这样的生活环境，使我们从童年起就接触到了文学、音乐和表演艺术等，这些“美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20世纪60年代文联大院办公楼前。前排左起：周韶华、武石、张肇铭、唐云、江丰、杨平，后排有卢柏森、王居平、冯仲衡等（张明建提供）
二
在解放公园路48号文联大院建成之前，我的父母便在反右斗争中错划为右派。因此，在我们1958年搬入新居时，仅分到二栋二门一楼后头三间房子，和另一家共用厨房厕所。父亲下到东西湖劳动去了，母亲被分派到机关内部劳动，带着我们兄妹四人和奶奶，住得十分拥挤。父亲间或回家，只能打地铺。这年冬天，我的奶奶去世。这些事在我幼小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伤痛。
1958年，文联响应号召，把一二栋之间的花木刈除，建立了炼钢小高炉，开始大办钢铁。我母亲整天戴着手套锤矿石，锤焦炭，手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后来，炼出的钢锭像蜂窝一样。不久，运动便一阵风似的过去了。
大院里有公家食堂，一般家庭都吃食堂，很少自己开伙。1959年后粮食蔬菜渐渐紧张，文联领导决定，在一二栋之间开辟成公家的菜地（各家还分了少量自留地），并把门口的汽车房改成猪圈，在里面养了几口猪，用以改善食堂伙食。我母亲和另外三四个干部，作为蔬菜组成员，整日在公家菜地里忙碌，种番茄、辣椒、红薯，养鸭喂鱼，还要从鱼塘打捞水葫芦，剁碎煮熟，拌上酒糟，用扁担挑着两大桶猪食送到猪圈……母亲的双鬓染上了白发，而我和小伙伴惦记的事情，是放学后常到猪食房去，吃母亲用红薯藤烧灶后留下的小红薯，那香甜的味道至今令人回味。
尽管大人们在这个时期受了不少磨难，但文联大院对于孩子来说，仍是一个乐园。当时的家庭大多有好几个孩子，大人们忙着工作，学校功课不重，孩子们经常结伙在院子里玩，男孩们打珠子、玩洋画，“官兵捉强盗”，女孩们跳皮筋，跳房子，讲故事，到各家串门。还有绘画，音乐等伴随着我们，给我的童年带来不少快乐时光。
1961年秋，我与文联大院的两发小在照相馆合影
2016年3月25日，我与文联大院两发小分别55年后在北京重聚
1960年10月，父亲摘掉右派帽子，调回武汉市文联任专职创作员。1961年10月，中南局在广州召开了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不久落实有关政策，显著的变化是，我家搬到三栋一门三楼的套间里了。
父亲的工作是写戏剧评论，看戏既是他的工作，他手中经常会有戏票。我当时上初中，有暇便到武汉剧院去看戏。夏天，武汉剧院的防空洞中会冒出阵阵冷气，和现在的空调一样，让人冷得要穿上厚衣服。这段时间，我看了不少话剧，如《渔人之家》《雷雨》《年轻一代》等，不仅剧情使我入神，而且剧中演员，都是我们大院的邻居，这当然使我增加了兴趣。每当父亲写了剧评，发表在《武汉晚报》上，我就把剧评剪下来，贴在一个大本子上。也许，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文艺评论。
1962年我们全家在解放公园合影
1966年文革开始，文联大院大乱。许多惊心动魄的场景，不能一一尽述。经过1968年的斗批改，1969年，整个文联一锅端，全部下放。那时省文联和市文联已经分家，省文联干部下放沙洋农场，市文联干部下到崇阳农村。我妈妈随机关下放到崇阳了，而爸爸属于“挂起来”的干部，下到蒲圻县廖坪茶场的“五七”干校。大哥大学毕业分配到山西煤矿教书，姐姐外语学校毕业分配到利川县某区教中学，我作为“知青”下到监利县务农。只有二哥，因为是市柴油机厂工人，户口在武汉，妈妈找了市文联领导，请他们给二哥留一间房。最终，我二哥分到了三栋二门一楼后面的一间房子。自此一家六口，天各一方。
1972年我的父母回武汉后摄于解放公园
三
1969年至1972年之间，是文联大院的“空档期”，由于干部倾巢下放，大院变得空荡，只有某些剧团由于有演出任务没有下放。另外，大院还住进了不少军代表。文联已经瘫痪了，大院公房分配权交给了房管局，单位的公房变成了由房管局收房租的社会公租房。
虽然我家在大院里只剩一间房子，但在我们心目中，这里仍然是“家”。每到春节，一家人便从各地急切地赶回文联大院，在二哥的住处团聚几天。记得有年春节前，我和同学们在农村，用扁担挑着生产队分的黑棉油、糍粑等60多斤重的年货，冒着鹅毛大雪，步行几十里泥路，到监利县船码头赶船，千辛万苦才回到文联大院家中；还有一年春节，全家人都回来了，只有爸爸仍留干校不允许回家，我们挤在一间房里打地铺、包饺子，各人谈着自己的近况。我们思念爸爸，大哥和姐姐便把饺子用饭盒装好，乘去蒲圻的火车，赶到茶场给爸爸送去，没想到爸爸又临时获得批准，赶回家里了。大哥和姐姐听后喜出望外，把饺子送给留守的人，也急忙赶回家中。那时全家人团聚一次太不容易，也分外珍惜个“家”。
1972年5月，爸爸调回武汉。当时文联已被砸烂，他暂时被分到文教局创作室。6月，妈妈也从崇阳调回武汉。这样，文联领导又在二哥住的通道给他们分了一间大房。我们也算有了一个稳定的“家”。
这时文联大院已成四方杂处的“大杂院”。由于省市文联分家，人员分流，省文联的职工搬到武昌紫阳路过渡，以后又搬到东湖新建的省文联宿舍；市文联的职工及家属仍留在解放公园路48号的三栋红楼。
1973年，我从农村回武汉，之后姐姐、大哥也先后回武汉，一大家人都挤在三栋二门一楼后面的房间里。当时干部刚刚返城，公租房还不算紧张。我们的邻居是个工人，他结婚后，厂里分了房子，他便搬走了，把原住的12平米的房间慷慨让给我家。这种公租房的无条件转让，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我们通道还有一间9平方的小房，一直锁着，是驻文联军代表撤离后锁上的。但他们走时忘了关灯，60支光的大灯泡从早到晚亮着。大家心疼的是电费，经居委会商量，决定将门锁砸开，把电灯关上，至于门开后谁住这间房，倒没人过问。后来经过房管员允许，我家又租下了这间小房。至此，三栋二门一楼后面的四间房，全被我家租住了。
197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每星期才回家一次。家里四间房挤得满满的，大哥一家从山西调回，挤在9平米的小房中，行李都无法解开，挂在走廊的墙上；二哥姐姐已结婚，各家住一间。我每次回家，只能支个行军床，睡在父母房里。
四
1978年10月，武汉市委专门发文为我父亲被错划“右派”问题平反。1982年5月，武汉市作家协会成立，这是全国率先成立的省直辖市一级的作协，父亲当选为首任作协主席，创办《芳草》杂志并任主编。父亲22年的冤案得雪，如枯木逢春，焕发了极大活力。1985年在他的领导下，组织了全国数十位作家参加的“黄鹤楼笔会”；《芳草》杂志成为培养许多青年作家的摇篮。
武汉市文联、市作协的会址，仍在解放公园路48号办公大楼，但这时三栋红楼已经住满居民，市文联便在办公大楼后面的空地上，建了两栋六层楼的职工宿舍，武汉市文联又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单位，但规模上比原来小多了。
当时文艺界干部青黄不接，父亲以70多岁的高龄，担负武汉市作协的领导重任。他每日骑着自行车，从鄂城墩赶到解放公园路48号上班，一直到1988年才离休。
从1982年起，父母搬进了鄂城墩的“高知楼”，那里的套间有100平米，四间房子，没有厅，现在看来结构很不合理，但当时已经让人心满意足了。父母搬走后，二哥和我仍住在文联大院的红楼，那时还是租房。
1988年我的父母金婚节摄于鄂城墩家中（彭年生摄）
1983年6月，我在文联大院生下儿子。这一带已成为难得的“学区房”，儿子从育才幼儿园、育才二小，一直上到武汉六中初中，都是靠着这里“近水楼台”获得较好的教育资源。直到儿子上高中，我们才恋恋不舍地搬离文联大院。
1999年底，房改大潮波及到文联大院，三栋红楼全部要拆迁。公租房开始变为产权房。拆迁房子要算面积，增加面积要补钱。等到新房建成后还建，就都变成产权房了。
1999年11月12日文联大院红楼拆迁（赵学伟摄）
1999年11月12日，推土机开进了解放公园路48号，三栋红楼被推倒。经过40年时代风雨文联大院，自此不复存在，唯一剩下的，是临着马路的办公大楼，是文联大院的唯一“遗址”。
文联大院三栋红楼从兴建到拆迁的40年，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文艺界大变革、也是房产大变革的生动缩影。
五
如今，“文联大院的娃们”（包括省、市文联）都是爷爷奶奶级的人了，我们的父辈，或已不在人世，或进入耄耋之年。我们感慨时间的飞逝，讲述各自的人生故事，追忆童年的纯真友情。的确，人的一生，记忆中最清晰的仍然是童年；无论走到哪里，最忘不掉的永远是故园。
经历了几十年沧桑巨变，解放公园路一带，也已成了繁华的闹市，高楼林立，黄孝河在箱涵改造工程之上，建起了四干道——建设大道。新的文联办公楼加高了两层，并修了一个古堡式的楼顶，装修一新，挂着“武汉市文学艺术联合会”的牌子。老文联大院的三栋红楼早已消失，但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永远留存。
2017年1月14日，“文联大院的娃们”40多人举行大聚会，在老文联大院的办公楼前照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
2017年1月14日，文联大院的娃们在原办公大楼前大聚会（顾小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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