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勢力平衡正在進行重新校正。隨著美國逐漸從全球領導地位抽身，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正與日俱增。 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西方人都擔心中國會徹底推翻既有的世界秩序和國際行為準則。他們的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嗎？
中國正日益成為一個地區大國甚至世界大國，這一現實的確為美國在二戰後塑造的國際秩序帶來了深刻的挑戰，但中國的目標並非簡單地將這一秩序推翻。畢竟，中國由上世紀70年代的貧窮落後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程度是在由美國所塑造的國際秩序中實現的，這一秩序已被證明是有著充分彈性的。中國的意圖在於，現行的國際秩序應該充分照顧到中美兩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目標。
北大中國文化發展研究中心理事長於品海5月7日在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刊發文章：《中國不會坐等西方適應其崛起》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人為自己設定的目標是十分宏大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創造了經濟奇蹟，數億中國人因之擺脫了貧困。如今的中國不但要完成鄧小平所開創的事業、消滅貧困，他還要通過發展經濟，使中國最終能夠迴歸其世界大國的歷史地位。可以說，在大部分有記載的人類歷史上，中國都牢牢地佔據著這一地位。
“中國夢”的發展願景似乎讓西方感到非常不安，一些西方人甚至因此提出了一項針對中國的協同遏制戰略。事實上，中國經濟實力已經發展到與美國同一量級，乃至已經強大到可以完全掌握自己命運的程度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中國採取保守的圍堵戰略是註定要失敗的。而且使情況更加嚴峻的是，西方對中國的這一態度可能迫使中國得出結論：除了對現有國際秩序發起根本性挑戰，已經沒有其他路可走。因此，使既有國際秩序得以保留的唯一辦法，就是證明該秩序仍然有足夠的彈性，仍然能夠對中國的發展需求和發展抱負做出積極回應。
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中國崛起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令西方猝不及防。如果說面對中國這種史無前例的崛起，西方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的話，那麼西方內心的自以為是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蘇聯解體之後，弗朗西斯·福山宣稱，“歷史的終結”已經到來。福山指出，為了構建現代社會，人們需要兩種工具：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雖然中國經濟實現了增長，國家現代化也有了長足進步，但西方思想家們仍執拗地認為福山的結論所揭示的是歷史的必然。
他們的偏執越來越固化，現實在他們眼中也開始變得模糊不清——他們所依靠的大多是僵化過時的學術模型，而那些模型根本不足以解釋中國所取得的成功。
不過，真實的情況正在獲得人們越來越多的瞭解。最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問題和公共事務學院在北京主辦了一場名為“中國與西方：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角色”的國際會議。在這場會議上，我感受到上面所說的趨勢正在逐漸形成。
許多與會者都認為，正是中國自上而下的決策結構使政府有能力持續推動那些雖然痛苦但對中國前途意義重大的改革進程，他們甚至認為這種決策結構使中國獲得了強大的發展優勢。
同時，一些與會者對美國當前的模式表達了公開的質疑。他們認為這種模式正日益表現為“社會資源被既得利益集團壟斷、政治決策被既得利益集團扭曲”的特徵。
不過，上述關於中美兩種模式的觀點本身已經成為了麻煩的一部分：雖然中國不斷向西方保證，自己絲毫沒有帝國主義或擴張主義的想法，但西方政治家們仍然充滿狐疑（如果不是完全不買賬的話）。他們擔心遭到中國模式的打擊，甚至憂慮當下這套按照他們自己的設想好不容易才打造起來的國際體系將被徹底推翻。
其實無論西方是否做好準備，中國的崛起都會一直持續下去。西方學術界應該建立起一個新的分析框架以幫助西方政治家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發展模式，這對西方自身也會是有益的。在經濟可持續增長與減貧可持續推進這兩方面，中國模式已經證明了自己的有效性。所以，
西方學界可以將“承認中國發展模式是西方道路外、真正的另一種選擇”作為邁出的第一步。拒絕承認現實只會使局面變得更加緊張並帶來更多風險。如果西方無法適應由中國發展所帶來的時局變化，那麼當前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將會被西方自身所動搖。西方政治家們不應繼續執著於那些過時的、僵化的觀念，他們應該與中國一道，共同致力於既有全球秩序的改革，以便使這個世界上的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否則，西方最憂慮的情形很可能會變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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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 LEE：西方現在要接納中國的發展，今後還要接納印度、印尼、尼日利亞等國的發展，這意味著發達國家，無論作為個體還是作為群體，在全球GDP中所佔的比重都將下降。目前，美國以全世界4.4%的人口占據了全球24.8%的GDP份額。
從原則上來說，這一過於失衡的GDP份額是難以維持的。在這層意義上來說，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崛起在長期將是大勢所趨。而從經濟角度來看，發達國家所經歷的適應過程將會是痛苦的，而且他們還要放棄由於自身經濟優勢地位而產生的優越感。所以說，中國以及其他崛起中的國家也有必要在世界秩序轉軌的過程中做出自己的努力，以使這一過程儘量平滑順利地完成。
JOSEPH ZORZIN回覆LT LEE："中國以及其他正在崛起的國家也有必要在世界秩序轉軌的過程中做出自己的努力，以使這一過程儘量平滑順利地完成"——中國可以把實現與西方之間的貿易平衡作為這種努力的第一步來實施。
KIEN CHOONG：在人們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的時候，能讀到西方關於中國將會向資本主義制度屈服的充滿自信的文章是非常有趣的。馬克思在他那個時代曾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終將在共產主義制度面前轟然倒下。
當西方在做出預測時，提醒自己要儘量謙卑一點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認為我們應該這樣看待中國（雖然我的觀點裡也可能有自負的成分）：清王朝結束後，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遷；毛澤東時代結束後，中國社會的變化也十分明顯；在鄧小平、習近平之後，中國社會當然還會繼續變化下去。
在我個人看來，隨著中國持續發展，人們享有的民主和自由也將越來越多。不過，中國人對“民主”和“自由”的定義不可能與西方完全相同，它們將會是異於西方的、帶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和自由。
“民主”到底是什麼？它只能表現為選舉嗎？不是的！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會穩步提高本國全體國民（而不是一小部分人）的自由程度和發展機會。在西方，自“里根-撒切爾時代”以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僅使社會最上層10%（甚至1%）的人口受益，其他人的收入水平一直是陷入停滯的。而中國經濟增長的受益面與西方相比更加廣大。雖然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狀況在加劇，不過與歷史上相比，中國的貧困率已經出現了大幅下降。
ROBERT BRUCE：到2050年，亞洲將有50億人口，非洲將有20億人口，而把歐盟和美國放在一起也將僅有10億人口。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均收入水平追上西方國家的時候（他們不可能做不到這一點），西方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也就該走向終結了。
不過，我們不應對這一變化抱有恐懼心理。100年前，英國統治了全球一半的土地，但大英帝國的衰落仍然難以避免，當時丘吉爾等英國政治人物付出了極大努力才不得不接受這個現實。今天，即便最貧窮的英國人也要比“日不落帝國”時代最富有的英國人過得更好。
全球經濟發展不應像特朗普等落後政客所說的那樣是個非輸即贏的故事。認識到這一點，全球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們就必須摒棄“他是他、我是我”這樣的思維模式，要學會在新的全球夥伴關係中互相協作。如果我們做到這一點，並共同致力於實現2030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那麼每個國家都將在這場“全球競賽”中成為贏家。
JAGJEET SINHA：這個世界正在等待“成功分紅者”的出現，這個概念與“贏家”或“輸家”的概念是不同的。人們對全球主導地位有一種誤解，認為一個國家只有征服世界才能成為贏家。
的確，征服世界的國家可以被稱為“贏家”，但“成功分紅者”收穫的卻是永遠的勝利。英語國家成為了全球經濟的重心，這是“成功分紅者”的一個例子，而歐洲教會機構則是“成功分紅者”的另一個例子。在第一個例子裡，他們擁有共同的語言；在第二個例子裡，他們擁有共同的信仰。
在試圖對中國征服世界的過程進行判斷時，語言或宗教並非將各位股東聯繫在一起的紐帶，改變非洲和印度的基礎設施才是，這是昔日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所沒有做到的。在全球公共領域，人們需要將中國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樣板。在這一過程中，“分紅者”就出現了，分紅者的分佈不再以宗教或種族為限。
中國文化內在所具有的基因將有助其在這一分紅模式中取得成功。目前還不清楚中國的基礎設施分紅倡議是會令富國更加富裕還是會催生新的明星國家。具有可持續性的征服總是以實現利益共享的分紅者（而非贏家、輸家或債權人、債務人）的出現為特徵的。
EMANUEL MULLER：據說西方文明是一種崇尚個人主義的文明，西方社會就像一個許多單細胞生物聚在一起的群落；而據說中華文明是一種崇尚集體主義的文明，中國社會就像一個由多細胞構成的獨立生物體。
西方的侵略性及其將每一樣東西都拆分至最小結構的還原論思想曾使中國遭遇多重挑戰，不過這也使中國經受了磨練，令這個國傢俱備了今後不會被任何外來入侵者佔領的能力。如果地球這艘載滿人類的大船是由集體主義思維方式所驅動的話，那麼信奉個人主義的西方所能扮演的角色將是十分有限的。
（注：本文所有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環球新聞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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