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船，兩艘萬噸巨輪在海上強烈碰撞；
燃燒，裝載著11.13萬噸凝析油的“桑吉”輪瞬間起火，火勢沖天，濃煙瀰漫；
災難，凝析油極其易燃易爆，洩漏會汙染，燃燒則產生毒煙；幾十名船員生死不明；
……
2018年1月6日晚，發生在長江口外海域的兩船相撞事故，以這樣空前複雜危險的局面引起舉世關注。
運載十幾萬噸凝析油的油輪起火爆燃，在世界海難救援史上沒有先例，而且事故地點風大浪急，又遠離海岸，怎麼實施救援，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
由中國主導，跨越國界、穿越生死的海難救援行動在危險中展開。
為期八天的搜救，“桑吉”輪最終爆燃沉沒，3名船員死亡，29人失蹤，另一艘事故船“長峰水晶”輪和21名船員全部獲救。
前所未有的海難，前所未有的救援。這次大救援中的諸多細節，特別是四位中國搜救人員登上正劇烈燃燒的“桑吉”輪的驚心一幕，必將永遠銘刻在國際海難救援史上。
深潛號”把四名“勇士”用吊籃送往“桑吉”輪。
四位登上“桑吉”輪的中國搜救人員，是上海打撈局工程船隊工程監督徐軍林、上海打撈局工程船隊潛水監督徐震濤；上海打撈局工程船隊潛水長盧平；上海打撈局工程船隊副潛水長馮亞軍。
四個人裡，除了馮亞軍四十出頭以外，其餘三人年齡都超過五十歲。徐軍林說，之所以選擇幾個年齡大的隊友登輪，也是基於多方考慮， “上去以後，很有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突發狀況，這全靠個人的經驗來處置。30歲的人體能可能比我們好，但是我們應對複雜局面的經驗更豐富。”
此外，還有一個大家不去說破、但都心裡有數的原因，這次任務有很大的危險性，徐軍林不忍心讓年輕同志上去，“說實在的，我們都50歲了，萬一發生意外，也活了半輩子了。”
確定登船名單時，徐軍林已經在現場參與了兩天滅火救援，他太清楚眼前正在熊熊燃燒的“桑吉”輪是何等兇險。在這樣的條件下登船，“赴湯蹈火”不是文學化的形容，而是真真切切的現實。
但在這樣最危險的時刻，面對最危急的任務，四名都是共產黨員的勇士主動站了出來。
緊接著，登船救援小組在各方協助下，不斷完善著登船方案，同時也在等待著登船的時機。
整整兩天，無論是“桑吉”輪的火勢，還是天氣、海況，都沒有給他們提供任何登船的可能。
碰撞發生後，“桑吉”輪一直在燃燒，不時發生爆燃，船體右傾嚴重。即便是經過了數天的泡沫滅火，“桑吉”輪也幾乎是在通體燃燒。洩漏出的凝析油流到海面，燃起一片火海。整個“桑吉”輪上根本沒有落腳之處。
事故海域的風浪也讓登船之難勢比登天。八九級的海風，四五米高的大浪，即便是穩定性最好的“深潛號”，也一刻不停地搖晃著，最大傾角達到了25度。這樣的海況，根本沒辦法伸出10米長的吊臂，把登船小組送出去。
更何況，漂在海上的“桑吉”輪，在風大浪急的作用下不斷漂移，一週時間裡，從最初的事故地點已經向西南方向漂了幾十海里。即便是沒有火，沒有蔓延的毒煙，救援船貿然靠近，也極易再次發生碰撞。
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著登船的機會出現，時間卻在一分一秒地無情流逝。“桑吉”輪船員生存的可能也越來越渺茫。
根據伊朗方面提供的情況，“桑吉”輪的尾部位置有一個防海盜救生艙，裡面備有水和糧食。如果船上有幸存的船員，救生艙是唯一的機會。而要進入救生艙，需要通過一條狹窄的逃生通道。
“桑吉”輪上的危險環境，要求登船小組必須頭戴面罩、揹著氧氣瓶、身著防化服。但是，這一套裝備上身，在狹窄的逃生通道里很難通過。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搜救倖存者，還想進入逃生通道，這樣就必須對防護裝備進行刪減。”徐軍林說。他們決定放棄厚重臃腫的防化服，改穿普通的工作服。這樣一來，能夠隨身提供保護的，只有氧氣呼吸器了。普通工作服沒有什麼防護能力，遇到毒煙、高溫和隨時可能的爆燃，他們的身體幾乎要直接接觸危險。
為了最大限度保證安全，登船小組每人配備了一臺氣體報警器，它能夠對有毒和易燃易爆氣體的濃度進行監測，並及時報警。
更多的保護只能靠救援船上的戰友們。
根據登船計劃，“東海救117”會停在離“桑吉”輪最近的位置，準備隨時用泡沫滅火。“德深號”則把隨船救生艇都放下去，潛水員穿好救生衣，準備好救生圈，隨時待命。如果“桑吉”輪突然爆燃，登輪人員將跳海求生，這些小艇和救生員會在第一時間救起他們。
1月13日早上，撞船事故已經發生一個星期了，天氣終於向好轉變，持續了一個星期的八九級大風開始減弱。
登船的條件終於出現了。而根據天氣預報的預測，大概到中午的時候，風向就會改變。事故救援應急指揮部當即決定，利用撞船以來海況和天氣最好的幾個小時，對“桑吉”輪實施登輪救助。
“深潛號”駛近“桑吉”輪，以側舷迎向“桑吉”輪的尾部，隨後定位，保持和“桑吉”輪漂流的同向同速。
準備登船。
登船小組穿好了工作服正要登上吊籃，徐軍林突然叫住大家：“拍張合影吧。”
事後，徐軍林回憶拍照的突發提議，說：“一旦發生意外了，我們也就只能留下這點東西。”
四勇士在登輪前合影。
於是，四位勇士在登輪之前，留下了一張珍貴的合影。四人都身穿工作服，戴著呼吸器，揹著氧氣瓶。雖然看不到臉上的表情，但通過照片仍可感受當時那個場面下大家內心深處湧出的悲壯。
而後，他們便上了“深潛號”的吊籃。在吊籃到達“桑吉”輪船尾左側準備放下時，徐軍林用感應器測試了甲板上方的溫度：28攝氏度。這是在登輪前他們需要做的重要的安全防護，如果甲板上溫度過高，吊籃就不能放到甲板上，登輪行動將中止。
28攝氏度，明顯高於當時的氣溫，但在安全線之內。於是，8時35分，四個人從吊籃跨到已經被燒得面目全非的“桑吉”輪甲板上。
馮亞軍在回憶中描述，他們彷彿“進了一個爐子”。甲板上能夠燃燒的物質一概不剩，鋼鐵的部件也扭曲變形，蒙著一層慘烈的灰褐色。
按照計劃，他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逃生通道。
逃生通道的出口就在後甲板上，離他們的落腳點不遠，被一個艙蓋密封著。擰掉螺絲，打開艙蓋，一股濃煙飄了出來。
“我當時就感覺，完了，救生艙裡也進了煙，沒希望了。”徐軍林回憶說。
他們隨身攜帶的氣體報警器隨即鳴叫了起來，煙霧有毒！
徐軍林還是堅持把艙蓋完全打開，又用溫度計測試了艙口的溫度，45攝氏度，比外部溫度還要高出十幾度。此時，再進入逃生通道已經沒有意義，那裡連接的救生艙已經完全不具備生存條件。
救援人員逐間艙室搜尋生還者。
徐軍林用手勢告訴大家，不能耽擱時間，從左舷側生活樓的舷梯繼續搜索。而此刻，對講機裡傳來指揮部保持隊形和注意安全的指令。搜救小隊沿左側生活區外發燙的樓梯，逐層向上搜尋。
四個人兵分兩路。徐軍林和徐震濤去駕駛室和生活區尋找生還者或者遇難者遺體，盧平和馮亞軍去駕駛艙上方拿回“桑吉”輪的“黑匣子”。
船用“黑匣子”，是一種能夠晝夜記錄聲音、雷達及其他數據的航海記錄器，根據飛機上使用的黑匣子原理研製。“黑匣子”一般放置在操舵室附近，日期、時間、羅盤及雷達等情況均會被“黑匣子”記錄，對於船難的事故調查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桑吉”輪上取下的黑匣子。
作為潛水員，盧平和馮亞軍並不經常接觸“黑匣子”。為了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桑吉”輪上的“黑匣子”，他們曾經特意去看了“深潛號”上的黑匣子，練習如何把它快速拆卸下來。
盧平介紹，他們在登船前就制定了詳細的計劃，每一個步驟都有時間限定，掐著表一分一秒地幹活。
限定登船時間，不只是因為“桑吉”輪還在燃燒，隨時可能爆燃乃至爆炸，多在船上待一秒就多一分危險，更直接的原因是，登船小組攜帶的呼吸器，最多隻能供應40分鐘的氧氣。而這樣高強度的運動下，每個人都耗氧量巨大，根據徐軍林的經驗，能夠支撐20多分鐘就不錯了。
此時，“桑吉”輪船頭還在劇烈燃燒著，烈焰升騰的聲音，夾雜著船體扭曲的吱嘎聲，讓人心驚。
油輪的駕駛艙也在船體後部，盧平和馮亞軍很快在那裡找到了“黑匣子”。不利因素是，這個“黑匣子”處在下風位置，被有毒的濃煙籠罩。盧平和馮亞軍二人的拆卸操作幾乎是摸索著進行。幸而，在兩人二十來年的潛水作業經歷中，類似操作經驗豐富，“黑匣子”被順利取了出來。
徐軍林和徐震濤則在生活區的船艙裡，一間挨著一間地搜尋倖存者，徒勞卻堅持著。
徐軍林記得，每個艙室的玻璃都已經沒有了，艙室裡全部是火燒的痕跡，所有木質的物品都燒成焦炭，所見只有被燒得變形脫落的鐵皮，“這樣的環境下，不可能有幸存者了。”徐軍林說。但是，他們還是把能夠到達的艙室都找了一遍。
最後，他們在船左舷生活區的梯子邊，發現了兩具遇難者的遺體。
“即便救不了活人，我們也希望能夠把遇難者的遺體帶回去。”徐軍林說。
吊籃運走了“黑匣子”，隨即又送來了兩個屍袋。
登船小組的四個人一邊輕聲說著：“兄弟，回家吧，我們送你回家吧。”一邊收殮了遇難者的遺體。這是海難事故處理過程中約定俗成的儀式，遇難的外國船員應該聽不懂，但中國搜救人員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著對生命的尊重。
“深潛號”吊籃再次升起，帶著登船小組的四位勇士和兩具遇難者遺體，離開了“桑吉”輪。
幾乎就在同時，登船小組攜帶的呼吸機響起了警報，那是氧氣儲量的最後報警。
26分鐘的登船搜救，跨越了生死。
1月14日中午，“桑吉”輪劇烈爆燃，開始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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