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締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發展奇蹟，一個共識是，人口紅利是中國重要的經濟增長動力之一。
但理論上，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結構並不會自然而然地變為人口紅利，並在現實中成為高速增長的因素。實際上，許多具有與中國相同或類似的人口轉變經歷的國家，並沒有取得同樣的經濟增長績效。
中國是如何通過經濟改革兌現人口紅利的？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的最新工作論文顯示，有利的人口結構幫助形成了高水平的儲蓄率和資本積累率、勞動力供給充分、人力資本改善迅速，以及勞動力流動帶來資源重新配置為特徵的發展條件，共同構造了中國很高的潛在增長率，並通過相關領域改革，逐漸清除了妨礙生產要素積累和配置的體制性障礙，最終實現了我國實際的高速增長。
近期，我國先後有20多個城市出臺了新的人才引進政策，其中尤以天津的新政最為奪人眼球。“搶人大戰”一方面體現了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對於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映射出我國人口出生率屢創新低、人口紅利消失的嚴峻現實。
面對加速消失的人口紅利，中國怎麼辦？工作論文也就這一問題做出了簡要回答，提出了進一步改革以保持持續經濟增長的政策建議。
人口政策和人口轉變
早在關於人口問題的看法產生激烈爭論、馬寅初教授的人口政策建議受到毛澤東主席批判之時，即20 世紀50 年代到60 年代初，中國政府及其高層領導對人口問題就開始有所警覺，但當時並沒有採取具體的行動與措施，更沒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在遭遇了“大躍進”的失敗和三年自然災害之後，面對迅猛增加的人口和受挫的經濟發展，作為一種痛定思痛的反思，中國領導層開始認真考慮計劃生育的必要性。
1962 年底中央政府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計劃生育，希望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使生育問題走向有計劃的狀態。1970 年，中央正式把人口計劃列入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之中。而最為人知的“獨生子女”政策則在1980年正式實施，明確宣佈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雖然從1988年政府的正式表述看，似乎計劃生育政策不是強制性的——“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其實，這裡的“提倡”皆應讀作“要求”。在20世紀90年代，各省級政府相繼制定了地方計劃生育條例，經各地人大常委會通過後，作為地方法規強制執行。
不過，把中國執行長達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簡單理解為“一孩政策”並不準確。實際上，演進到2010年前後，中國生育政策大致上形成了如下格局：（1）一孩政策。包括全國城鎮居民和6省農村居民，覆蓋總人口的35.9%。（2）一孩半政策。指農村夫婦生育第一個孩子為女孩的可以再生育一個孩子。包括19個省農村居民，覆蓋總人口的52.9%。（3）二孩政策。指農村居民普遍可以生育兩個孩子，包括5省農村居民，覆蓋總人口的9.6%。（4）三孩政策。指部分地區少數民族農牧民可以生育三個孩子，覆蓋總人口的1.6%。此外，西藏自治區藏族城鎮居民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藏族及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農牧民不限制生育數量（參見CDRF, 2014, Chapter 4）。
生育政策執行的嚴格程度也並非一成不變。首先，計劃生育政策實際上是與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導向的改革同時起步的，因此，在堅持政策不變和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標不變的基礎上，計劃生育政策越來越與發展經濟、農村扶貧、家庭建設、綜合治理人口問題、利益導向相結合。其次，很久以來，許多省已經先後允許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夫婦生育兩個孩子，以及一方為獨生子女的農民夫婦生育兩個孩子。最後，全國範圍更為根本性和大幅度的政策調整，則是在2014年開始，全國實行夫妻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可生育二孩，以及從2016年開始，全面實行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二孩。
如同在許多其他國家和地區一樣，影響中國人口轉變的決定因素，不僅僅是計劃生育政策，還要歸功於同一時期改革推動的高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根據一項研究（都陽，2004），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個10 年，計劃生育政策、人均GDP 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都對生育率的急劇下降有明顯作用。但是，在隨後的10 年裡，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率下降的邊際效果幾乎消失，而其他兩個變量的作用則依然存在。
應該說，至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正是快速經濟社會發展，使中國的生育率不僅在20世紀90年代初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而且在那之後繼續顯著下降，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控制。就此而言，中國遵循了人口轉變的一般規律。而不同尋常的是，中國用了大約30年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用多一倍的時間，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從高生育水平到低生育水平的轉變過程。與同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較早階段上完成了人口轉變，因此形成獨有的未富先老特點。
圖1顯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以及（兩者之差）自然增長率。如果把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因天災人禍造成的異常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從而自然增長率下降看作一個外在的擾動因素，剔除其對總體趨勢的影響的話，我們整體上可以看到一個符合人口轉變規律的變化過程。
圖1 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之前，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的下降相對滯後，導致人口增長率上升。在不瞭解當時國際學術界臻於成熟的人口轉變理論的情況下，這一嬰兒潮現象自然引起學界和決策層的憂慮[1]。隨後，在整個70年代死亡率繼續下降但略微趨緩的同時，出生率開始大幅度下降，導致197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比1949低了1個百分點。以後死亡率基本穩定，出生率和增長率在80年代有所上升。自1998年以後，人口自然增長率便一直低於10‰，2004年以來進一步降到6‰以下。
生育率和人口增長率的這個變化，相應改變了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以15-59歲年齡組作為勞動年齡人口，根據聯合國數據（UN, 2015），其總量從1965年的3.7億增加到2010年的9.4億的峰值，同期以勞動年齡人口作為分母計算的人口撫養比，從0.89下降到0.43的谷底。也就是說，這個時期中國人口結構表現出最富於生產性，其與改革開放時期重合的部分即1978-2010年期間，即成為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可見，2010年是一個明顯的轉折點，隨著此後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和撫養比的上升，人口紅利加速消失。如果按照現行趨勢發展的話，預計2050年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到6.7億，撫養比接近於1。
改革如何擴大就業
經濟史表明，如果大量勞動力被沉澱在農業中處於剩餘狀態，不能開始向非農產業轉移的二元經濟發展（Lewis, 1954），就會造成農業的內卷化，勞動生產率不能得到提高，反過來阻礙工業化進程（黃宗智，2002），從而潛在的人口結構優勢不能兌現為人口紅利，反而成為經濟發展的人口負擔。同樣的道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城鎮居民獲得全面就業保障，造成國有企業嚴重的冗員，不打破鐵飯碗則無法提高企業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
可見，把勞動年齡人口不斷增長、人口撫養比持續降低的有利人口結構實際轉化為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做出顯著的貢獻，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率的利用。因此，理解中國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需要觀察相應時期改革如何促進就業，以及勞動力如何得到重新配置。
有利於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流動並獲得重新配置的改革，涉及微觀環節和宏觀層面的諸多領域。總體來看，在改革期間，高速增長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拆除一系列制度障礙，使勞動者能夠依據就業機會和相對收入的市場信號，離開原來所在低生產率的就業領域，在地域上和產業間流動，並進入新的、生產率更高的就業領域。因此，我們可以從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過程著眼，簡述遷移者如何獲得“退出權”、“流動權”和“進入權”，以此記錄這一改革的歷程，評價改革的效果。
首先，改革釋放農業剩餘勞動力。實行農村家庭承包制是賦予勞動力從生產率低下的農業中退出權利的關鍵改革。早在官方允許之前，一些邊遠的貧困農村就悄悄試驗包產到戶，而隨著中國領導層確立了改革的路線，家庭承包制逐漸得到默許、認可直至推廣。到1984年底，全國農村的全部生產隊和98%的農戶都採取了家庭承包制的經營形式，隨後人民公社體制也被正式廢除。實行這一改革的初衷，是改進對農業生產和勞動的激勵機制，在保證國家和集體權益的前提下，給予農戶經營自主權和剩餘產品索取權。
然而，按照改革的內在邏輯以及從隨後實際發生的情形看，家庭承包制的一個未曾料想的效果，是農戶獲得了配置生產要素的自主權。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被嚴格限制了就業地點（所在生產隊）、從事產業（農業，主要是種植業甚至僅僅是糧食種植）和勞動時間（由生產隊直接規定），資源錯配在微觀層面被嚴格固化。實行家庭承包制後，在確保國家以徵農業稅和統購的形式，集體以統一提留的形式，繼續掌握部分農產品的控制權之外，農戶可以自主選擇種植和經營內容，以及自主支配勞動時間。有了這兩點，在改革使得農業勞動力剩餘日益顯性化的情況下，勞動力和其他投入要素就開始了重新配置。
其次，改革促進勞動力在產業和地域間流動。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人民公社體制、戶籍制度和票證制度“三駕馬車”，嚴格限制了農村勞動力進行產業轉移和地域流動。隨著微觀激勵的改善，勞動效率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力剩餘被顯性化。據研究，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業中大約有30%-40%的勞動力是剩餘的，絕對人數高達1億到1.5億（Taylor, 1993）。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壓力促進了一系列體制性障礙的逐步拆除，並最終使勞動力得以重新配置。
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先後經歷了從“以糧為鋼”到多種經營，從單一的種植業到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從農業到鄉鎮企業，從“離土不離鄉”到進入小城鎮直至大中城市的非農產業。隨著人民公社被廢除，以及農產品產量大幅度增長，農民最初被允許從事農產品的長途販運和自銷，第一次突破了就業的地域限制。進一步，政府又允許農民自帶口糧到鄰近城鎮就業，第一次突破了城鄉就業藩籬。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糧票等票證制度被取消，農村勞動力進入各級城鎮居住、就業也就不再有技術上的障礙。
迄今為止戶籍制度仍然存在。該制度雖然不再禁止勞動力流動和人口遷移，但是，它按照戶籍登記地把公共服務供給割裂開來，農民工及其家屬尚不能在打工地均等地享受諸如子女義務教育、基本社會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務，但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和人口遷移的制度障礙已經顯著弱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戶籍制度改革也經歷了深刻的改革，正面臨著最後的突破。
第三，改革打破勞動力的進入壁壘。在勞動力市場不發育且城鄉分割的條件下，農業轉移勞動力只能獲得邊際上的非農就業機會。例如，直到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仍是農業轉移勞動力的主要吸納部門。1992年以後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特別是非公有經濟得到迅速發展，開始吸納大規模的跨地區遷移勞動力，形成了最初的民工潮。進一步，在90年代末，城市勞動力市場發育和國有企業用工制度改革，最終拆除了勞動力跨地域、跨產業重新配置的進入障礙。
第四，改革創造就業和重新配置城鎮勞動力。關於城鎮新成長勞動力的就業以及企業富餘人員的重新配置，其邏輯和過程與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類似。雖然從國有企業開始以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開始，企業就被賦予了用工自主權，但是，在很長時間裡國有企業管理者受到種種制約，並不願意實際上也無法行使自行解僱和僱用職工的權力。
直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國有企業在遭遇嚴峻經營困難的情況下，大刀闊斧地進行了用工制度改革，從此打破了存續幾十年的就業“鐵飯碗”。一方面，下崗職工在獲得一定社會保障的條件下，需要通過勞動力市場實現再就業。另一方面，新成長勞動力也需通過自主擇業，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機制逐漸形成。這同時為農民工創造了日益均等的競爭就業機會，也使勞動力的重新配置進入到存量領域。
最後，對外開放擴大了就業機會。大規模吸納轉移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迅速擴張，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佔有龐大份額，則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得以兌現的關鍵。斯彭斯等（Spence and Hlatshwayo, 2011）分析美國就業增長和結構時，在1990-2008年期間，美國處於價值鏈低端的製造業大量轉移到海外，與此對應的就業崗位也隨之喪失，在此期間的新增就業幾乎全部來自以服務業為主的非貿易部門，並得出“產業外移毀滅了美國經濟”的結論。我們可以對應觀察中國的非農就業的擴大。
採用與斯彭斯等類似的分類方法，基於中國分別在2004年、2008年和2013年進行的三次經濟普查數據，我們把非農產業中依據法人單位（corporate units）進行統計的就業，按照可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進行分類，分別觀察其增長規模和結構變化。這裡，我們特別突出展示佔比較大的可貿易部門中的製造業就業，以及非貿易部門中的建築業就業（圖2）。
圖2 非農產業單位就業增長與結構
從圖2可見，在數據所覆蓋的時期，中國（包括城市和農村）非農產業就業增長十分迅速，2004-2013年期間年均增長率為5.9%，2013年達到總數35213萬人；同時，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就業增長速度相對平衡，同一時期前者年均增長率為6.9%，後者為4.7%。其實，這裡使用的法人單位就業數據，尚遠遠不能充分反映實際非農就業的增長情況。下面，我們對城鎮就業的幾種不同統計口徑進行比較，便可以看到這個差異，即實際就業及其增長顯著高於圖2所顯示的情況。
在按年度進行的城鎮就業統計中，一種口徑是單位就業，不僅包括法人單位，還包括產業活動單位（establishments），所以該口徑得出的就業數必然會大於前述法人單位就業數。根據這個“基本單位統計報表制度”獲得的數據，2015年僅城鎮單位就業總人數就達17778萬。不僅如此，由於這個單位就業數還不包括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所以一旦把這兩類就業加入到統計中，城鎮就業數提高到36758萬人。
此外，由於城鎮單位大量使用臨時僱用人員和勞務派遣工（其中一部分是農民工），卻往往不將他們作為僱員記錄在報表中，致使這些就業者在統計中被遺漏。所以，以城鎮住戶為基礎，按照國際勞工組織推薦的口徑進行調查，得出實際城鎮就業總數竟高達40410萬，其與單位就業數以及個體私營就業數之間的差異，則可以被看作是非正規就業人數。
即使這個數字，也遺漏了大量穩定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根據粗略的估算（參見Cai et al., 2016），現行統計的城鎮就業總數中已經包括佔比約36.9%的農民工，在此之外，仍有近2000萬進城農民工未被納入這一城鎮就業統計範圍。換句話說，如果把穩定在城鎮就業的農民工全部包括在城鎮就業統計中，2015年城鎮實際就業人數可達42373萬。
通過深化改革挖掘增長潛力
中國經濟改革推動了一個類似劉易斯描述的二元經濟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有利的人口結構幫助形成了以儲蓄率從而資本積累率高、勞動力供給充分、人力資本改善迅速，以及勞動力流動帶來資源重新配置為特徵的發展條件，共同構造了中國很高的潛在增長率，並通過相關領域改革，逐漸清除了妨礙生產要素積累和配置的體制性障礙，最終實現了實際的高速增長。
隨著人口轉變進入具有新特徵的階段，勞動年齡人口以及經濟活動人口的負增長加劇了勞動力短缺，削弱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資本勞動比過快提高導致資本報酬遞減；新成長勞動力減少放慢了人力資本的改善速度；農村新成長勞動力減少和人口老齡化，減慢了勞動力轉移速度和城鎮化速度，弱化了資源重新配置這個生產率增長引擎。
這些因素標誌著作為以往增長動力的人口紅利正在加速消失（fade out），具體表現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蔡昉和陸暘（Cai and Lu, 2013）估計顯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從2010年之前大約10%下降到“十二五”期間（2011-2015）的7.6%、“十三五”期間（2016-2020）的6.2%。迄今為止，實際增長減速的軌跡和節奏已經在遵循著這個預測。
按照增長理論預期和各國發展經驗，從趕超型的二元經濟發展向在技術前沿上的新古典增長轉變的過程中，增長速度放慢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如Barro, 2016; Eichengreen et al., 2011）。然而，潛在增長率以何種節奏降低從而實際經濟增長以何種速度放慢，在國家之間卻可以大相徑庭，也會導致不同的長期後果（Eichengreen et al., 2013）。就中國而言，深化改革可以挖掘兩類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潛力，從而幫助中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國家現代化目標。
第一是傳統增長動力尚未完全耗竭。中國農業勞動力比重仍然顯著高於先行國家的水平，具有進一步大幅度降低的潛力。通過推進戶籍制度等領域的改革，讓農民工在城鎮落戶，可以提高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和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中國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稟賦與發達國家相比也存在巨大差距，通過教育（培訓）領域的發展和改革，可以保持人力資本的繼續改善。通過投資體制改革，以及為中小企業和非公有經濟創造更好政策環境，推進公平市場競爭，則可以提高資本回報率。
第二是作為可持續增長動力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力巨大。在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效應逐漸弱化的情況下，非農產業內各行業之間以及一個行業內部企業之間的生產要素重新配置，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只要同一行業企業間存在著生產率差異，則意味著生產要素尚未達到最優配置。通過金融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營造公平競爭和創造性破壞環境，可以贏得長期可持續增長源泉。
西漢學者劉向說：行百里者半九十。對於2050年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來說，40年的改革開放發展的確僅僅是一半的征程。無論從過去取得的經驗看，還是從贏取改革紅利的潛力看，改革開放仍將是中國保持合理增長速度的源泉。紀念和回顧總結40年經驗，也是為了把改革推進到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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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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