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自公元1038年由李元昊立國以來，至公元1227年國破。這前後一共十位皇帝享國190年，經歷了在北宋與遼的對峙時期，以及南宋與金的對峙時期。這將近二百年曆史的漫漫歲月，卻在被元朝大軍滅國之後很快就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此後的元朝修撰了《宋史》、《遼史》、《金史》。唯獨卻沒有為西夏修一部國史，這其中到底是什麼原因呢？作為當時盤踞在西北地區最為強大的政權而存在，其實細細想來也有一些原因導致了這種情況的出現，其中就有自身的原因和外部原因。
第一：外部原因，宋、遼、金以及後來的元朝將其定位為自身政權的藩屬地。由於長期的與這些國家保持臣屬關係導致這些政權看待西夏的方式並不以一個國家來看待，而是以一個附屬政權性質將其歸附的自己政權系統裡面的一環。在《宋史·夏國傳》中第13990頁寫道：“大中祥符元年……時遼亦遣使冊德明為大夏國主。”又寫道：“五年，遼復遣金吾衙上將軍蕭效誠簣玉冊金印，冊為尚書令、大夏國主。”從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西夏的國君的廢立需要宋朝、遼國等這些政權的冊封和確認，基於此原因這些國家也不會把西夏當做一個獨立的國家政權來對待。
第二：內部原因，外交中的低姿態對於自身獨立政權的國家地位並不是很自信。西夏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在祖國的西北地區佔據著寧夏和河西走廊一帶，境內多為草原和沙漠，適宜耕種的土地極少，大量的生活物品需要依靠宋朝的支持，例如糧食和鑄幣用的金屬都是要靠宋朝提供，而宋朝也經常以此為要挾西夏的理由，史金波先生的《西夏社會》中有論述關於西夏改年號的問題在宋仁宗改元明道年號不久，李元昊的父親德明去世，元昊藉口“明道”與其父親德明的字相同為避諱將“明道”改為“顯道”，史金波先生認為這是明顯的具有試探性的行為做法，如果自身強大的何需作這樣的試探，正是基於這樣文化的不自信和經濟的受到束縛才導致了西夏的外交的低姿態。
第三：客觀原因，西夏作為一個國家在元朝攻滅西夏的過程中，由於成吉思汗在攻取西夏戰役中受傷而死，導致了蒙古族人對於西夏人的仇恨，而在西夏末代皇帝出城投降之後西夏依舊對於興慶府實施了屠城政策，並焚燒了興慶府，不可避免的導致了西夏有關資料的散佚和失蹤。
因此基於這些原因可能導致了西夏在滅國以後後世的元朝沒有給西夏立國史，只是在《宋史》和《遼史》及《金史》中加入了有關西夏的事件的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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