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年代，曾有十万青年从繁华的大上海，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们的出发，缘于当年大饥荒之后，一系列经济、人口和就业的政策，他们的资历实际上比文革中的老三届还要老。而当全国知青大返城潮起潮落的时候，他们又成了殿后。最终这些上海青年终于从那遥远的边境，重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但是对他们而言，最美好的时光都已经埋没了。
据说，知青返城的那年冬天，一场黑风暴刮了七天七夜。在那个记忆中异常寒冷的冬天，成千上万的男女知青，从各个偏远的团场走出来，他们顶着风沙，沿着他们亲手修筑的公路或干渠汇集到阿克苏地委的大楼前。1980年11月23日，他们开始绝食请愿。
全国知青“胜利大逃亡”的触发点是云南，1978年9月，云南插队知青丁惠民，给时任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历数广大知青的困惑、烦恼和对生活的绝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家乡，这促使中央开始下决心解决知青问题。
邓小平让李先念去调查知青情况。最后说是国家花了200多个亿，当时的200多个亿换来了1000多万知识青年的四个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和当时的那个地方政府不满意。地方老百姓也不满意呀，你们去了以后抢人家的饭碗。
各地解决知青回城首先是沿用建国以来，从50年代就实施的顶替政策。而远在新疆的十万上海青年，能够享受顶替政策的毕竟是少数，那些幸运儿成了大多数人眼红的对象。当年农二师三十四团有些人，拿到顶替回城的调令之后，是悄悄离开团场的。
这个为什么呢？倒不是嫉妒，问题是说，一走对大家是一个刺激。大家都不走，那也就这么很坚定地就在农场，几十年都下来了。陆续陆续走，有的能走有的不能走，那些不能走的心理就很不平衡。肯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导致最后大家孤注一掷，起来，闹。
希望之后是漫长的等待，时间从1979年初一直到1980年末。这期间邓小平访美，对越自卫反击战，公审“四人帮”，频密发生的国家大事，把新疆阿克苏的回城呼声，淹没在了遥远的边陲。
新疆支边知青的分流，是从1981年初的时候开始的。很短的时间之内，五万多上海青年如潮水般离去。当然还有四万多人留了下来，就像是被大潮留在了沙滩上。
那些返城的知青，当他们重又回到十几年前出发的地方，将会发现。当初一分钱盖一个章，就把户口迁出来的豪情壮志，换回来的，是想要重新融入这大城市的步履维艰。昔日的上海青年重新回到人生的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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