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全新的戰略構想，不僅是重大的政治決策，更是對國家未來發展戰略的頂層設計，不能僅僅等同於一個政治任務。面對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以來各地普遍高漲的熱情，非常需要冷靜的理性思考，特別是在實踐中要理清思路，深刻吸取過去在農村工作中出現的各種教訓，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中，把中央的要求與各地的實際相結合，使鄉村振興不偏離方向。
誤區一：強調政府主導而忽視農民主體地位
鄉村振興無疑需要政府的主導和推動，但長期以來，農村基層實踐大多沒有很好地在平等的基礎上去激發農民的自主能力創造真正屬於自己的生活。基層調研發現，知識分子來了要求農民這樣，政府官員來了要求農民那樣，卻很少有人問農民自己要怎樣。久而久之，就是政府主體、農民客體。因此，農民的依賴性越來越強，也就越來越處於服從地位，越來越喪失自主能力和創造能力。堅持農民主體的原則，核心應是按照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要求重塑城鄉關係，使鄉村的發展進程不再為了服從工業和城市的需要而延緩，在城鄉平等的原則下尊重鄉村自主，讓廣大農民成為鄉村振興的真正主體。
誤區二：簡單地用工業化思路來發展農業
振興鄉村產業，最核心的產業是農業。作為生態產業，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存在顯著區別。工業生產對象一般是無機物或結束了生命的有機物，只要工藝相同，在任何地方生產的品質相同；而農業生產是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動進行的生產，什麼樣的地域生態環境決定著生產什麼樣品質的農產品。馬克思就認為，由於農業與工業相比具有著自然再生產的獨特性，導致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存在著一系列不同的變化。工業生產是勞動即生產、生產即勞動，而農業生產是勞動即生產、而生產過程不一定都是勞動的過程。由此決定了工業和農業的分配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都不一樣。因此，農業不僅要遵循與工業發展相同的經濟規律，更要遵循自身特殊的生命規律、自然規律。
誤區三：照搬城鎮化要求和理念建設鄉村
鄉村的形成是人與自然長期演變的結果，很多鄉村有千百年的歷史。因此，鄉村的發展不僅要尊重經濟發展規律，還要尊重生態發展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要“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必須立足於鄉村的特徵，發揮各地的自然環境特點、農業的特色、文化和地理的特性，而不能把城鎮化的理念簡單照搬到鄉村，忽視延續幾千年的鄉土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歷史上，凡是照搬城鎮化理念推進鄉村建設，鄉村發展就會趨向惡化。如過去不少地方的新農村建設實踐，就是向城市建築看齊，導致鄉村模仿城市大建公園和廣場，整齊劃一集中建房，變得鄉不像鄉，城不像城，失去了鄉村獨特的味道和特色，也就喪失了鄉村與城市相比所特有的價值。
誤區四：脫離工業化、城鎮化來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以工業化、城鎮化為發端的整個社會變革與發展，根本上是鄉村變遷與城市發展的進程，是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演變、由農耕文明向城市文明演變的進程，工農城鄉關係變化是這一進程的本質特徵。正是由於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引發了農民收入結構的變革和生活方式的變革，使鄉村在整體上實現了由農業收入為主向非農工資性收入為主的歷史性變遷。數億農民擺脫了貧困，主要不是靠扶出來的，而是在外打工農民工和進城經商創業農民商人自我奮鬥的結果，是工業化、城鎮化的結果。如果沒有近三億農民工置身於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中，我國的全面脫貧和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失去了巨大支撐。因此，不能離開工業化、城鎮化來推進鄉村振興，必須將農業農村現代化與工業化、城鎮化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按照中央一號文件的明確要求，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
誤區五：以個案現象概括整個鄉村發展狀況
毫無疑問，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是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存在的現實問題。但如何看待和評價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變遷值得重視。正如陳錫文所指出的那樣，“空心化”“老齡化”以及破敗的鄉村、黑惡勢力橫行的鄉村等現象，在一個村、一個地方是真實的，但只具有特殊性，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因而判斷鄉村情況要靠科學統計而不是“返鄉故事”。中國幅員廣闊，區域差異較大，即使是同一區域內的不同鄉村，也因資源稟賦、區域位置、治理水平等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單憑哪一個村、哪一個地方的單一現象或事件無疑難以定論，要從整體上觀察中國鄉村發展，充分認識到在改革開放到今天的短短四十年間，從1984年廢除布票到1992年廢除糧票，由食品短缺的飢餓時代到現在要求糧食去庫存的時代，從取消農業稅到各種惠農政策不斷推出，終結了兩千多年來農民養政府、農民養軍隊歷史，進入工業反哺農業、財政補貼農民的前所未有新時期，當前的中國鄉村發展處於歷史上最好時期。
誤區六：單純以土地面積來評判農業規模經營
長期以來，在農業發展上基本認為土地規模經營是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必由之路，沒有土地規模經營就不能實現農業機械化，也就不能用現代技術裝備來經營農業，就不能實現農業現代化。事實上，今天中國農民的實踐卻打破了這個論斷。由於科技創新發明了小型、微型農機，彌補了丘陵地區、偏遠山區的自然條件缺陷，農民發明了社會化農機服務，普遍使小塊土地實現了機械化，很多地方甚至通過衛星導航和互聯網服務進行信息化的田間管理，從而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規模經營概念，打破了小農戶不能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判斷。如湖南很多地方人均只有七、八分地，山區人均只有三、四分地，儘管是這麼小的規模，除了插秧以外，基本上都實現機械化，都是用現代技術來裝備農業。北方的小麥生產也沒有美國那樣的大規模農場，每個小農戶都沒有裝備農業機械，但通過農業機械的社會化服務實現了統一施肥、統一收割，使用了美國那樣大規模的農業機械。農業社會服務的規模化彌補了土地規模的不足，成為一種新的規模經營形式，賦予了農業規模經營以新的時代內容。因此，需要重新定義農業的規模經營，少數人服務多數人種田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是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有效途徑。
誤區七：戰略短視損害鄉土傳統價值
在幾千年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不管是帝王將相，還是庶民百姓，鄉情是一個永恆主題。無論走到哪裡，鄉村地名都是每一箇中國人回家路上最準確的座標，代代相傳的鄉村地名是炎黃子孫的心靈港灣，每一個鄉村地名是不可複製、不可斷代的歷史，承載著千百年的文化信息，是情感維繫的標誌性符號；祖墳則是尋根問祖的核心要素，每一座祖墳是一根連接家國的情感紐帶，從而將祖源認同與民族認同合為一體，使中華民族有一個共同的精神歸屬，為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要反思“破四舊”和農村中小學撤併的教訓，高度關注不少地方大規模推進“平墳運動”和“合村並鄉”等農村改革所帶來的隱患，不能造成作為歷史標記和歷史記憶的鄉名、村名消失，將家與國的歸屬紐帶一刀兩斷，從而在國內斷了國民的回家之路，在國外斷了海外華僑同為炎黃子孫之根，使中國歷史文化血脈走向斷裂，嚴重損害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誤區八 ：對資本下鄉妖魔化
現在有一種妖魔化資本下鄉的論調，認為資本下鄉存在“把農民搞得傾家蕩產”“把農戶利益席捲而去”的巨大風險。事實上，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恐懼資本下鄉。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要在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在資金投入上優先保障。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關鍵是要加快清除阻礙城市要素下鄉的各種障礙。沒有農村各種要素進城就沒有城市的繁榮。同樣，沒有城市各種要素下鄉就無法實現鄉村的真正振興。特別是在土地“三權分置”改革後，有不少擁有承包權的農民不從事農業而是轉讓經營權收取“地租”了，而通過付出“地租”獲得經營權的資本也具有“佃農”的特徵。十八大以來全面強化了黨的組織保障能力，不存在資本和農村基層幹部聯合起來剝奪農民的土壤，擁有承包權或資格權的農民有了很高的談判地位。因此，對於農民的承包權或資格權與資本的經營權關係問題，不能以偏概全，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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