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維舟/文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曾有一個著名的隱喻“無形的手”（invisible hand），意指個人應用其資本來追逐其私利的行為，會在無意識中增進整體的社會效益。這一隱含著基督教神學色彩的短語，在後來廣為人知，常被用以指代市場機制的魔力：只要我們順應這樣的市場規律，就能將個體零散、自發的行為導向一個非意圖的宏大秩序中——在許多人看來，這一個五六百年來不斷加速的圖景就是全球化。
美國史學家彭慕蘭與史蒂文·託皮克在其合著的《貿易打造的世界》一書中，描述的正是貿易如何使我們的星球上不同地方的人日漸連成一體的。不過，與亞當·斯密那種注重經濟學規律和社會秩序的樂觀不同，他們在書寫中潛藏著一些質疑：是誰、以什麼方式應用其資本，又是如何追逐其私利的？整體的社會效益又是對誰而言？作為在研究生時深受“自下而上的歷史”觀念影響的一代，他們的視角更關注對普通人生活和感受的理解，無法因經濟學的“客觀規律”就忽視歷史上“血腥的手和那隻不可見的手往往狼狽為奸；甚至，往往這兩種手為同一軀體所有”。或許可以這麼說，“無形的手”向來也是“無情的手”。
市場機制打造的世界
雖然書名題為“貿易打造的世界”，但確切地說，現代世界是由市場機制打造的。貿易自古就有，但直到15世紀誕生於西歐的一種新型市場機制，才急劇改變了世界的面貌。雖然這些闖入到世界各地的歐洲白人也是“做生意”，但其內在驅動機制卻全然不同，這正是應予釐清的一個關鍵點。
對此，書中也有交代：市場一直都是社會力量所建構的，其有效運作有賴於人們在度量衡、價值、支付方法、合約等規範方面具有一定的共識；更進一步說，人們在交易物品時，不僅是為了物質享受，常常也是為了獲取社會聲望或增進社會關係，經濟活動本身就是社會行為。根據馬林諾夫斯基等人類學家對禮物的研究，在原始社會中，經濟活動從來都是深嵌入社會運作機制中的一環，社會和經濟之間絕難清晰地予以劃分——就像婚姻中的彩禮如果說成是購買新娘的費用，雙方都會視為難以容忍的侮辱。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在《石器時代經濟學》中明確指出，“所有的交換，都表現出社會交往的某些方面，在考慮交換物質層面的同時，也不能忽略它們的社會層面”，在原始社會中完全不存在充滿競爭、價格壟斷的市場，因而“資本主義並不是人類歷史上與生俱來的經濟方式，而人類社會更普遍的經濟方式也不是資本主義”。
這些看似屬於常識，但對古典經濟學來說卻是全新的認識。因為經濟學的前提假設就是存在一個獨立分化且自我規範的經濟領域，在其理想型的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下，貿易是一種純粹的利益交換關係，每個人都在市場競爭中獨自尋求自我利益的實現。但自1970年代以來，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視角的研究開始強調：經濟活動不是一個絕然獨立的領域，而是社會文化序列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領域。
這解釋了為什麼所有社會都有內外部貿易，但很多特定商品直到西方經濟活動介入後才成為全球化商品。例如咖啡在1690年代之前僅栽種於也門的三個特定產區，其發源地埃塞俄比亞在20世紀之前從未對外出口咖啡；南美洲的古柯雖然栽種、採收技術十分簡單，但它最初也只生長於特定的生態區域，且對印加人而言是“神聖植物”，在宗教儀式和醫療中有重要意義，卻並非拿來換錢的商品。中國的茶葉雖然在明清時期已在一定程度上商品化，但其生產仍依賴不同的產區，是“特產”而沒有“品牌”，最上品的物產通常還是用以進貢的。
西方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的特殊之處在於：當它發現市場機會時，有一種強大的創造利潤的內在驅動力。這乍看好像沒什麼稀奇，誰不喜歡錢？但在傳統世界裡，絕大多數社會里的人們的確認為有許多東西都比錢更重要：北美印第安人辦誇富宴來獲得社會聲望；佛教社會強調散財多做功德；中國人則覺得獲得科舉功名比賺錢更能光宗耀祖，因而有錢人家還會捐納個官來當。換言之，對這些社會來說，賺錢只是達成其它目的的手段，但在資本主義價值觀下，利潤最大化本身就是目的。不僅如此，當時的西歐還出現了一種基於個人主義的市場競爭機制，一旦發現市場機會，就有很多人奮不顧身地投入其中，只要能撈一票，哪怕走遍全世界。
無論哪種商品，要獲得暴利，背後遵循的邏輯都是一樣的：它最好成本很低，獲利空間巨大，需求旺盛，且自己直接掌控從生產到流通的所有環節，將產生的利潤都收入自己囊中。各地的淘金熱、對野牛等野生物種的濫捕、秘魯鳥糞的瘋狂採挖、巴西海岸森林的毀滅，說到底無非是因為這些自然出產的資源，人們根本無須付出任何“成本”卻有巨大利潤，而後人承受的代價有多大，他們根本無暇顧及。除此之外，早期的熱門商品如香料、糖、茶、咖啡、橡膠等，無不是在歐洲有著巨大利潤的大宗商品；而它們之所以利潤高，說到底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它們都不能在歐洲本土生產，原產地遙遠而產量極小，且須經過中間商的重重盤剝。
就像現代的“進口替代”戰略一樣，當時歐洲資本主義者的思路也是一樣的：自己來生產這些替代品以打破壟斷，降低價格。為此可以採取種種辦法：葡萄牙人直航印度，繞開中間商直接購買香料；荷蘭人直接佔領原產地香料群島；將咖啡、茶樹、橡膠等樹苗從原產地偷運出來，在自然條件相近的殖民地大面積種植；但最具革命性的，則是葡萄牙人開創的模式：在非洲殖民地強制黑人奴隸勞工生產糖，這是現代工廠的最早雛形，自此歐洲人不僅能以低廉成本獲得商品，而且還能穩定持續地生產出來。當然，對像中國這樣既無法直接佔領、又難以打破其壟斷的大國，英國人除了進口替代（自行研發瓷器、並在印度種植茶園）外還有最後一招：輸入鴉片來抵消其大額逆差。
相比起來，明清時代的中國雖然也參與國際貿易，但這種貿易形態並未從社會文化體系中脫嵌出來——在晚清朝貢制度遭全面破壞之前，貿易的考慮從未凌駕於政治、文化因素之上。在中國市場內部，鹽、瓷器等重要物質的生產均由官府掌控，或實行專賣，或有官窯專供御用；在對外貿易上，中國市場感興趣的往往是某種“文化性商品”：如燕窩、魚翅、人參、檀香木等只有特定文化中的人才會消費的物品。這一點本書雖未提及，但彭慕蘭並非不知，至少他在《大分流》中也提及“搜尋檀香和其他在中國受到珍視的異國風味的輸入品對眾多太平洋島嶼造成了極大的生態破壞，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只是當開往中國的船隻開始裝滿鴉片時，它們才得到瞭解救。”這些物品除了胡椒外，大多都是採集而非種植、養殖的，而且脫離了中國文化的情境是很難理解的。晚清郭連城在其《西遊筆記》中記載遊歷意大利時被人好奇地問：“聞貴處盛饌必有燕窩，夫燕窩既無厚味，又多資價，而貴處相習成風，亦可怪矣。”實際上，最早與中國進行貿易的美國人也有類似的想法，他們發現中國人對美國的商品大多興趣缺缺，但卻深信人參的療效，雖然在美國人看來這僅是一種迷信。
對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像燕窩這樣的珍品，其提供與消費體現的是一種身份地位和雙方的權力關係，至於燕窩本身究竟有多少營養是次要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雖然有市場需求、甚至也有伍秉鑑這樣富可敵國的行商，但他們無一例外地滿足於自己在特定製度中的位置，從未謀求以自己的資本投入，去直接掌控海外的生產和進口替代，以牟取利潤最大化。這不僅是因為這些中國商人缺乏政治力量的支持進行海外冒險，還因為像燕窩、檀香木這樣的物品，其價值就在於其珍稀性，也沒有一個社會中產階級可以從中創造出廣泛的市場需求來。
破壞性即創造性
理解了市場機制的這些特點，就能理解它在近代出現時，為何能如此強大、又如此具有破壞性。一言以蔽之，那都是因為這一套機制原本就是中立的、非人格化的，就像貨幣在流通中越是如此，就越是勢不可擋；當它這樣推行開來之後，原先世界各地那種社會、政治、經濟緊密聯結的機制就首先遭到了全面破壞——這就是朝貢體制為何在近代中西遭遇中首當其衝被強力廢除的原因。
與此同時，原先那種不同地方的貿易群體各自分工的默契也逐漸消亡了。近代之前的跨國貿易常常依賴某些特殊的離散性貿易群體，例如印度的帕西商人和南洋的福建人，他們可以在同鄉群體內依靠天然紐帶所賦予的信用從事經濟活動，在名譽和家鄉地位對個人行為還有強大約束力的時代，僅此就能讓人按誠信做生意。但西方的新機制截然不同：它遠道而來的目的就是繞過中間商包攬利潤，因而在能做到這一點的時候絕不手軟，只有在初期不得已時才採取融入當地社會的妥協做法。不僅如此，西方市場競爭的理想型便是一種個人權利得到保障的充分競爭，因而正如薩林斯所言，“每個人都要獨自面對自我的慾望，而在原始貿易中，每個人都要照顧貿易伙伴的期求”。換言之，在利益最大化的衝動下，這些新來的西方殖民者傾向於打破傳統默認的互利慣例，而想要不顧一切地實現自己的目的。
在西方的堅船利炮和商品的雙重入侵下，原本那些區域性的貿易網絡逐一瓦解，自足與互利的伊甸園一去不復返，自此全世界連成一體，外面那個不知其面目的“世界市場”的微小波動，可能就會影響到你的飯碗。隨著這一變化到來的，便是世界的加速流動：起初是商品，隨後是人員、資金、信息和思想。雖然這一過程一直在進行中，但正如德國學者于爾根·奧斯特哈默在《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中證明的，只有到19世紀才出現了鐵路等空前強大的基礎設施技術，使得流通的規模驟然增大，流通速度加快，這沖決了世界各地處於相對封閉狀態中的傳統社會，使他們如夢初醒地發現自己原先的生活再也無法持續下去了。
在這樣大規模破壞的基礎上，新的統一標準才能得以建立。無論是米制的度量衡還是時區制，都是在19世紀得到貫徹，這恐怕並非偶然。值得注意的是，流通的加速不僅使時間、距離的阻隔消失，傳統的中間商衰敗，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還加速了社會的動員並加劇了衝突——這種感受，晚清時的中國人應該感受尤為痛切。這種時空壓縮的危機感就好像原本遠在天邊、對你的平靜生活無從干擾的外星人，忽然帶著武器出現在你家門口一樣，使得人們在驚慌中急迫地行動起來，原本避免衝突的距離感也以極快的速度日漸消失。
在此，書中反覆強調的是：新技術、新事物的引入，常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鐵路在19世紀被視為推進現代化進程的利器，然而在1910年就已擁有世界上第四大鐵路網（鐵軌總長佔全亞洲85%）的印度，卻未能迅速躋身現代社會，且鐵路本身也獲利微薄，實在令當時的歐洲人大惑不解。原因說到底可用一句話概括：印度的鐵路系統原本就不是市場機制的產物。它的很多線路最初的建設目的是為了輸送軍隊或救荒，英國殖民政權又向投資鐵路建設者提供絕不虧本的保障，凡難以獲利的線路就由印度納稅人補貼不足。這種不平等的政治結構所施加的干預，使得英國金融資本家穩賺不賠，而技術等又由英國提供，根本未促進印度本地的發展。換言之，從印度本身來說，這是一個“並非自己想要”卻過早被迫掏錢來買入的一個奢侈品。這呼應了全書的另一個關鍵論點：市場的運作並不按經濟學理想模型的純粹利益交換來，政治和軍事手段從來都不袖手旁觀，“全球化的過程，並非一直是由經濟主導，政治、文化因素有時也扮演主導角色”——值得補充的是，這裡還遺漏了宗教的因素。
這誠然是對以往傳統觀點的修正，但卻很容易繞回到另一個難題上來：如果西方模式下經濟活動“其實也不例外”地和政治、文化、社會因素結合在一起，那麼為何是西方率先實現了現代化？像中國可能自發產生資本主義嗎？身為加州學派的歷史學家，兩位作者的回答似乎是肯定的，至少彭慕蘭在《大分流》中就討論了清代江南地區和英格蘭哪個更有可能現代化的問題。這的確可以深化我們對歷史豐富可能性的認知，但無疑削弱了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特殊性。以我們現在對中國歷史的瞭解，在朝貢體制下中華帝國政治力量對經濟活動的控制，市場力量決難自發分化出來萌生資本主義，也無從在那個年代以中國自身的貿易機制打造出一個全新的世界來。不論好壞，我們正是憑藉著市場機制的無情力量，才打破了傳統社會這個雞蛋，嚐到了現代化這個煎蛋。至於你覺得這是破壞還是創造，那就要看你更看重什麼了。
原文鏈接：http://www.eeo.com.cn/2018/0325/3253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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