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的馬鈴聲從遠方傳播開來，急促的馬蹄聲兼雜著趕馬聲，讓山野荒郊具有了生命的氣息。這樣的和聲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正如詩人賈來發描述的一樣，“古道悠悠韻尚留，馬幫鈴響過芳丘。松風拂過煙嵐翠，似在青山夢裡遊。”
馬幫，這是一個令人心動的字眼，蘊含著著神秘，蘊含著不可知的推動力。馬幫文化又是南絲路道路文化的載體，千百年來無數的文人墨客、流放官員、旅行家等等踏至於此，徐霞客、楊升庵、埃德加斯諾等都曾在古道留下他們的足跡。而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斯諾奔赴延安之前，他曾經來到過遐想已久的“雲之南”，通過將馬幫道路上的見聞陸續刊發在外國的知名報刊上，間接性地對中國雲南進行宣傳，也正是因為此行才加劇了他採訪紅軍的決心，以致才有劃時代的《西行漫記》。而斯諾當年與馬幫之路發生的故事也扣動著很多讀者的心絃。筆者有幸體驗過斯諾當年走過的此段旅程，試圖零星地和大家分享一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斯諾眼中的雲南風土人情和社會現狀。
行進在滇越鐵路上
在山巒綿延的雲南南部，一輛火車用牢牢的鋼爪把自己一步一步往上提，接近高聳的山峰後又鑽進長長的隧道，出來後又沿著陡峭的巖壁向前行進，慢慢地到達雲南高原，而懸壁映襯下的是緩緩流淌的紅河。這就是景色壯麗的滇越鐵路，乘坐在火車裡的我依稀看到了20世紀30年代斯諾行至此對這條東方鐵路建設的讚歎。
1930年11月至1931年3月，斯諾由越南海防(法國人在印度支那北部新建的大港)沿滇越鐵路至雲南府昆明，滇越鐵路是法國人修建的，他們最初的動機是把雲南納入印度支那的領地，雖然法國在1885年後從中法戰爭中獲得了一定的特權，但其政治意義已經消亡殆盡，法國人修建鐵路花費了很多的資金和精力，但是雲南當時內戰頻發，匪禍橫行和人民加重的捐稅，在軍權佔主導的情況下，鐵路的運輸發展沒有法國人預想的那麼好，法國人將中國雲南作為假象的殖民地這一想法最終也流產了。在這一背景下，坐在滇越鐵路車廂裡的斯諾也回憶起前不久自己在越南看到的當地人毫無笑容地沿街曳足而過的場景，當斯諾靠近他們時，他們陰沉地讓開沒有一點朝氣，越南人民已經完全不能理解擁有自主權的國家是什麼樣子，他們那種古怪而令人傷感的表情是隻有在面對強者放棄抵抗時，被殖民下才會有的神情，這些都讓車廂裡的斯諾唏噓不已，雖然自己的國家是帝國主義，是殖民主義的國家，但我們可以感受出斯諾從內心裡是非常反感這一現象的。
我行進車廂過道中，車廂裡擠滿了人，他們有的坐在窗子上，把腿伸在外面，有的則蹲在一個角落裡，他們很多人表情很是輕鬆，相互打詢著何時到達某個地方，並不停地向窗外望去，看得出來這些遊子對回家充滿了無限的期望。這個場景真的好像八十多年前斯諾在這條車廂內看到的一夥退敗下來的中國軍人，與這些遊客不同的是，那些士兵多被政府徵去參加他們不願意的戰爭。1931年那會發生了聞名的蔣介石“四一二政變”，雲南出兵討伐廣西，原因很簡單，前些日子，廣西方面的軍閥將領封鎖了政府運往廣東，廣西部分地區的鴉片銷售中心，結果導致雲南經濟猛然下滑，為了使這條鴉片之路重新打開，當時在雲南方面的執政者抓去了很多的青壯年勞動者做士兵，迫使五萬多名士兵背井離鄉，很多士兵不是出於對南京政府的忠誠，他們都是被命運推上了自己不願走的道路去做力不能及的事，去經歷種種危險。這也和後來斯諾進入雲南府官紳之家的大花園花叢中，官員們有錢有勢的奢華排場狀況和路上的見聞形成鮮明對比，或許在那一刻起，斯諾體會到了雲南農民本質上的心地善良，同時也看清了他們的不辛和抑鬱。
奔馳在大保高速公路上
大巴在寬敞而壯觀的大保高速公路上行進著，經過祿豐，廣通，大理，保山，到達了我的家鄉騰衝，這條高速公路可謂將我的行走速度提高了很多。這條路與以前的絲綢之路走向一樣，且有很多重合交叉，斯諾當時就是沿著馬幫路來的。當時的運輸需要靠馬幫在顛簸的山路里馱運，那時的雲南馬幫，在講求效率的今天絕對是慢節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能阻滯到他們，比如土匪襲擊，找不到得力的保鏢，運輸貨物不足，騾子生病，馬伕喝酒，旅途的惡劣天氣等。馬幫運輸慢的原因也和當時雲南政府的情況有很大的關係。在當時的雲南，盜匪和官員之間的唯一差別只在於後者是成功的盜匪。斯諾此行還從當地群眾口中獲知了中國的一句老話“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泥巴”，其中農民就是蝦米，盜匪就是小魚， 當官的就是大魚。龍雲，張春先，盧漢就是我們所說的“大魚”，“大魚”在當時的雲南都當上了國家銀行的董事，同時他們還以商人，地主，投機者的身份從事私人商業。例如他們控制錫礦的產量和鴉片的專利權，用銀行貸款將之轉賣出去，這種做法在國民黨政府內部十分普遍。同時斯諾在遊行期間也採訪了當地很多的群眾，從很多人口中得知雲南全省有50多萬奴隸，僅在昆明，少說也有2萬。“大魚們”驕奢淫逸的生活也和底層貧苦百姓的悲慘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一切的一切斯諾都是有所感悟的。1931年後半年斯諾從昆明騎著馬幫經過大理(這一段路斯諾是同旅行家洛克的馬隊行進的)、騰越走向緬甸。
旅途沿線經過的很多村莊排列有序，肥沃的土地上種滿了長勢很好的稻穀，可在斯諾所路過這裡的那個年代，這裡沿線種植著許多鴉片，這些平緩的山坡本來應該種植包穀。鴉片長得很好，枝強葉壯，皮膚黝黑的農民會用割破已經成熟的蒴果，收集一些黏糊糊的稠狀物，這些物品曬乾之後便是鴉片。這讓斯諾大為吃驚的現象確實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個時代在雲南的大多數地區，鴉片是第二或三的作物，只要是可以耕作的地方，除留小塊土地用來耕作以外，其餘一律種植鴉片，各地政府對於種植鴉片的農民按土地畝數進行罰款，如果農民不種這種作物，也要繳納與罰款等值的“稅款”，雲南政府就是採用這種自欺欺人的方式間接地鼓勵民眾種植。同時斯諾發現這些村子賣鴉片的貨攤也非常多，很多人也喜歡抽食這種作物，所以種植了那麼多鴉片也就不足為奇了。
馬幫道路上另一種社會問題也給斯諾留下了無限的思考。在大理府到騰越的道路上，斯諾驚奇的發現娶妻子還可以“討價還價”，買賣丫頭做妻子成風，他本人也感受過一遭。由此我們可見，當時的雲南鴉片氾濫，種植戶與政府進行勾結，很多人都是癮君子，人權意識淡薄，這樣積貧積弱的國力加之渙散的人力，中國革命不爆發那才不是正常的事情。
在這條馬幫道路沿線上，斯諾在大理感受到了中國傳統的春節，在保山潞江壩品嚐了當地富有特色的米花糖。在騰越駐英領事館住了一段時間後就馬不停蹄的前往緬甸，在中緬邊境甚至還遇到克欽邦劫匪的威脅，聰明機智的他最終躲過了那次浩劫，繼續向他著迷的前方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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