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種種與眾不同，都源於這個朝代的寬鬆、自由。而這種寬鬆自由，又是因為數千年漢族文化中那優質、健康、成熟的部分，和北方少數民族天真、剛勁、開闊的氣質的偶然結合，催生了獨一無二的自然、豐盛、燦爛。
盛唐是中國人永遠的回憶，也是中國歷史不可超越的頂峰。那是中國人最自信、最放鬆、最自由的如同鮮花著錦的一段時光，不但絕後，而且空前。
▲唐朝京城老外扎堆：身處長安 疑在異域唐代皇帝是胡人。
李氏家族父系到底是不是漢人迄無定論，但是母系是胡人則毫無疑問。
陳寅恪說：“若以女系母統言之，唐代創業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為獨孤氏，太宗之母為竇氏，即紇豆陵氏，高宗之母為長孫氏，皆是胡種，而非漢族。
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統雜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唐王朝是在中國經歷了十六國至南北朝近三個世紀的大分裂、大動盪及民族大遷徙和大融合之後，在隋代短暫統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唐朝疆域圖
李淵的生母為鮮卑人，他有十九個女兒，女婿近半數為少數民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唐高宗李治的生母也都是鮮卑人。即使李氏一族本是漢族，幾代連續雜交混血，也使得中國最偉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隻有四分之一的漢人血統。
而唐高宗李治，最多隻有八分之一的漢人血統。從隋煬帝烝父妃、唐太宗納弟媳、唐高宗以父親的才人武則天為皇后、唐玄宗以兒媳楊玉環為貴妃等種種事看，他們的風俗習慣的確帶有濃重的“胡風”“胡氣”。
少數民族做皇帝，唐代並非空前絕後。但是唐代與元代、清代完全不同的是，唐代皇帝的少數民族血統是隱蔽的。
▲《新唐書·五行志》中即記有"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的史實。
唐代所謂的"胡服",不單指少數民族的服裝,還包括大量異國之服。蓋古人觀念之中，父親提供了全部的遺傳基因，母親只提供了血液營養而已。所以在社會心理上，唐代帝王從來沒有被當作少數民族看待。這是隋唐與元朝和清朝至關重要的區別。
唐代皇帝既不必像元代與清代皇帝那樣，對漢民族及漢文化抱著恐懼提防心理，同時又擁有根植於少數民族血液的蓬勃生命力，因而也就造就了他們博大開闊的胸懷與視野。
正如陳寅恪所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偉業。”這種“胡氣”使唐初諸帝有著海納百川兼容幷包的心態。
▲唐代打馬球風行一時,不僅成為帝王和貴族階層健身強體的體育運動,而且在對外文化交流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唐太宗宣稱，他沒有民族歧視心理：“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他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
唐代公主和親於史可據者有二十三次，且並不視為屈辱之事。唐代對異族人的任用，其人數之眾、族別之多、任事之廣，前朝後代幾無可比擬者。
據統計，唐代少數民族宰相即有二十四人，分別來自十五個民族。將軍、節度使多不勝數，以至《唐書》專立《諸夷蕃將傳》。
唐代前期帝王大都自信大度。中國歷史上人格最健康者，當數唐太宗。他為人理智而又富於感情，自信而又能信任他人。
唐代高層政治中，充滿了人情味兒。性格豪放的唐代帝王對體制上的貴賤尊卑原本不那麼在意。臣下偶爾失儀，在其他朝代多被嚴譴，在唐代卻往往不被當回事兒。
▲《唐會要》第82卷有一段專寫節假調整，黃金週，小黃金週，另外還有21個只放一天假的傳統節日，唐朝的法定假日之多，遠超忙碌的現代人。
以開元盛世時“班秩”為例，“在朝百僚，多不整肅”，“或縱觀敕旨，或旁閱制詞，或交首亂言，或遠班問事，或私申慶弔，或公誦詩篇，或笑語喧譁，或行立怠惰，承寬既久，積習如常。不增祗懼之容，實紊矜莊之典”。
上朝之時，有人在那兒讀公文，有的聊天，有的還作文章，更有人站沒站樣，靠沒靠樣。這樣的情景，在其他朝代不可能出現。
唐宣宗時還發生過這樣一樁有趣的事： 宣宗宴罷，見百官與衛士拜舞，遺下果實食物，上怪之。鹹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女。”上敕大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兒女，所食餘者聽以手帕裹歸。遂為故事。
就是說，唐宣宗請百官吃飯，飯後百官行禮之時，不少人懷裡都滾出水果點心。皇帝很奇怪，百官紛紛說，這是回去給爸媽和孩子們嚐嚐的。
皇帝於是下令，今後大宴，專門給百官的父母兒女準備些點心和水果帶回去，著為定例。把一樁朝拜失儀事件變成了一件流傳史冊的美談逸事，這隻有在唐代能夠發生。
因為君臣上下森嚴關係的淡化，雙方都少了些“犯上作亂”之忌。所以唐代士人多和他們的作品一樣狂放。或“恃才傲物”，或“言論倜儻”，或“詭激嘯傲”，或“不拘細行”，或“狂率不遜”。
天寶初，李白奉詔入京既不誠惶誠恐，也無受寵若驚之態，他“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玄宗都“不覺無萬乘之尊”。
初唐的時候，有一個叫員半千的人，考中了進士，卻沒有官做，於是給武則天直接寫信，信中說：“臣……於今立身，未蒙一任……陛下何惜階前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抑揚辭翰？請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與臣同試詩策判箋表論，勒字數，一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斬臣頭，粉臣骨，懸于都市，以謝天下才子。”
那意思是，我要向你推薦我自己。你不瞭解我，我有一個辦法讓你能夠了解我。你招三五千天下才子，和我一起考試，考六種文體。如果有一個人的成績排在我的前面，你把我的腦袋砍下來掛在城門樓上，向天下才子謝罪。
這封信放到別的朝代，作者早被殺頭了。在唐代，他不但沒有被殺頭，後來還做了奉閣舍人，專門起草詔書，參與國家大政方針。
▲唐代著名的官員魏徵就以性格剛直、才識超卓、敢於犯顏直諫著稱。
因此，唐代前期政治的特點是寬大通脫，文網也非常寬疏。唐太宗認為，“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為此，他明確要求“勿上下雷同也”。
對於那些只知“順從”“順旨”之人他嚴加斥責：“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說你這個人從來都唯唯諾諾，沒有獨立見解，朝廷要你何用？
唐代統治的最鮮明特點就是三教並行，信仰自由，沒有禁區。儒學雖被奉為正統，卻始終未達獨尊。唐玄宗曾親自注《孝經》《道德經》和《金剛經》這三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經典，頒行天下，以示對三教合一的提倡。
唐高祖、高宗、德宗時代，都曾經召集過儒師、沙門、道士進行講論詰難。三教並行，自由競爭，終唐一代持續不絕。三教並行形成了唐代朝野一種較普遍的自由寬鬆空氣。所以李白才敢寫詩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高適也才能公然在詩中說：“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乃至以循循儒者形象留存史冊的杜甫詩中都有“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蹠俱塵埃”之句。
▲唐朝很多文人寫詩時喜歡喝酒，這不但能激活靈感，而且在唱和時能助興到了晚唐，杜牧居然這樣寫：“跳丸相趁走不住，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為灰。
”非儒薄孔，非聖薄尊，在唐代人眼中習以為常，並不視為大逆不道。所以唐代言無禁忌。唐代大臣甚至可以在奏摺中公然談論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摺中直接批評武后弄了太多的“內寵”，說你有這方面的慾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兩個“男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現在太多了：“嗜慾之情，愚智皆同，賢者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
南宋洪邁說：“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暱，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他羅列一長串例證後，很是感慨地結以一句“今之詩人不敢爾”。“宮禁嬖暱”這樣的禁忌，唐代都可以“反覆極言”，那麼對“當時事”的抨擊的無可顧忌就可想而知了。
▲唐代女子多袒露裝著事實上，唐人對時政的譏諷、揭露，間或有礙作者仕途，卻從沒有人被指為“汙衊、攻擊”而遭到貶殺。
白居易創作樂府詩“規諷時事，流入禁中”，憲宗“見而悅之，召入翰林學士”。他的《長恨歌》諷刺玄宗荒淫誤國，《琵琶行》傾訴仕途的不平，唐宣宗毫不介意，還作詩紀念白居易：“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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