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文化圈以其不南不北、亦南亦北的風格為特徵,安康方言亦如此,它融南北方言為一爐而無跡,既保留了上古漢語的一些底層結構和南方方言詞彙,又在其表層結構中迅速吸收現代漢語詞彙,僅僅在發音的調值上保留自身特點而躋身於北方方言之中。
安康市方言中細分成幾十個小類。舊時安康城區只有一條正街,居在東關的居民和東關以外的居民所操語言都有明顯區別,不僅在一些基本詞彙上有差異,在語音上和連續變調規律上也有明顯差別,一聽就知道是正街住的還是在東關住的。東關居民多為回族,由於先祖從西北來安康定居經商,語音上更多地保留著西北方言的另一典型特徵。
今安康地區的西北方言內部具有如此差異,操西南官話的八縣方言內部差異更大。儘管同屬西南官話,由於移民來源及來安康時間先後的差異,使安康的西南官話內部川語、楚語、江淮官話成分並存而在語音形式上各具特色。
今安康話語系統的這種格局是怎樣形成的?我們不得不追溯到今安康人的來源結構。
移民與安康話之關係
由於缺乏足夠和必要的安康語音歷史資料,我們今天尚難以擬構出安康初民的語音系統。從現有資料和學界先驅研究結果分析,在虞舜夏禹時期,安康話在語音形式上同中原文化的發展應該是同步的。只有同步,才有可能與中原文化交流。在這同時,安康的少數民族部落也具有自己的語音系統。到西周至春秋戰國時十期,與南方語音系統的百越民族有著密切關係的安康漢江流域的巴之屬的百濮民族,在語音形式上應該是接近今壯僮語系的,在文字形式上,儘管目前已出土的巴蜀器物上的銘刻的識讀研究尚無定論,但巴蜀民族有自己獨特的符號系統成為學界共識。秦統一中國後,當時的今安康地區也應該是進入了漢民族共同語階段,但由於此地自古就是北交匯五方雜居之地,因此一定保留有一些土著民族的基本詞彙在地區通行囗語之中,成為今安康話中最底層結構中一些令人難解其來源的詞彙。
由於安康歷史上戰亂繁紛,以及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由西北逐漸向東向南轉移,戰國時“秦頭楚尾,一大都會”的安康到唐以後開始逐漸衰落,自秦就開始的原屬南方方音系統的土著居民或西退入川,或北上或東入中原後又遷徙江浙閩粵使本地土著居民越來越少。對《大清一統志》的有關府志進行綜合統計後的數據表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時,整個陝南人口僅有15萬人,“較昔之盛時尚不及十分之三”。據陳良學先生研究:“以最有代表性的石泉縣為例。明朝未年該縣尚有1萬多戶、4.3萬人,而到康熙二十一年僅存700餘戶、2000餘人”(陳良學《陝南客民移墾史話》)。在這樣的人口背景下,安康地區遇上了清廷下令“湖廣填陝西”的又一輪移民浪潮,正是這次移民浪潮使安康地區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對今安康話的兩大方言結構的定形產生了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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