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楊時展(1913-1997)，浙江衢州人，教授，博士生導師，我國著名的會計學家、會計思想家、教育家。中國大陸管理會計和管理會計課程的首個研究者和開設者，主導恢復審計學教育研究。高校會計學系的第一個教學改革方案由楊教授提出，並將會計教學舊體系改為以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審計學、電算化會計為主的新體系。
懷念父親楊時展
楊孟愚 楊仲樂 楊叔庸 楊季音
在我們心目中，父親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知識分子，是一位可以樹為楷模的知識分子。他去世後我們一直想編寫一本書來記述他的事蹟，弘揚他為國為民鞠躬盡瘁的精神，傳承他所表現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風骨。由於種種原因，我們沒有條件全面地蒐集、整理資料。隨著時間的推移，對父親早年經歷比較瞭解的親戚、同事、朋友相繼離開了人世。我們覺得這件事情越來越難辦，心情也越來越沉重。值得高興的是人們還深深記著他，在他逝世多年以後還專門開會來紀念他，我們感到十分欣慰，也促使我們拿起筆來，寫下我們對父親的片斷回憶，權且將他留在人們心中的記憶當成一本書，而將我們的這篇短小的文章當成一篇小序吧。
楊時展教授生活照
01
憂國憂民，一片赤誠
父親出身於一個軍人的家庭。祖父曾追隨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北伐戰爭。1924年駐防浙江新昌，為當地辦了不少好事。祖父退伍後家境漸衰，父親靠獎學金讀完高中，之後又考上免費的大學，掌握了一門專業知識。青少年時代經歷的社會動盪和家境起落，使他深深感受到國家的貧困和人民的疾苦；中西文化教育背景和接觸進步的思想，又使他有了憂國憂民的情懷。特別是免費受教育，使他深感受恩於人民，因而終生不忘回報。
抗戰時期父親在浙江省財政廳任職，為了抗戰，隨機關轉移到浙東山區堅持工作。其間，父親利用身份之便協助身為共產黨幹部的弟弟陳山（原名楊時俊)營救了多名被抓的共產黨和新四軍幹部。
1940年，父親在國立英士大學任教授，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從有所認識到深惡痛絕，1946年國民黨對黨員重新登記時他斷然拒絕了登記（他在1932年考入中央政治大學時曾集體加入國民黨）。1947年父親參加了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大遊行，並以教授身份救助多名受迫害的進步學生。1948年秋，他受到當局的追查，被列入要暗殺的名單，接朋友報信後被迫變賣家產，倉促離開浙江，帶著懷孕的妻子和家人，輾轉浙江、江西、湖南，一路風塵，艱難地到達桂林，到廣西大學任教授。
新中國的成立使父親歡欣鼓舞，他感到國家有了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工作中，講課極受學生歡迎。1953年他調到中南財經學院，1954年舉家遷到武漢。當時武漢正在抗禦特大洪水，父親擔任了學院防汛工作的指揮，日夜奮戰在江堤上，根本顧不上安頓家人。1955年我們搬到千家街新宿舍，父親每天都在他的書房裡工作到深夜。每當他難得地休息一會時，母親總是心疼地提醒我們：“輕點，輕點，別吵醒爸爸!”學院有露天俱樂部，暑假裡很多老師會去打打麻將、跳跳舞，但父親從來不參加，他把所有時間都花在教學研究上了。
那段時間，父親擔任教研室主任、工會主席及民革委員等職務，他對工作充滿熱情，對未來充滿希望，執著於實現社會進步、國家富強、人民安康的理想。同時，他對共產黨在執政中出現的一些失誤也非常著急和擔憂。
楊時展教授登上長城
1957年，黨號召民主黨派幫黨整風，他就把心中的話寫出來，上書毛澤東主席，就當時我國的人權、法治和民主問題，國家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問題，知識分子問題，領導作風問題等，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和建議。由於心切，信中未免有一些言辭尖銳、過激的地方。當時的鄰居鍾自能教授好心勸他不要寄出，他卻說：“共產黨執政為民，一定會樂意接受意見的，我可拿我的一雙眼睛和你打賭。”父親未在社會上公開發表他的意見書，而是直接寄給了毛澤東主席本人。“反右”開始後，他主動將此信底稿交給學校黨委，結果被稱為“萬言書”“一個右派分子的反黨綱領”，並被公佈在長江日報上，遭到了大規模的嚴厲批判。那時大字報鋪天蓋地，鬥爭會夜以繼日，父親默默地承受著，母親害怕極了，幾次帶上小妹在鬥爭會場外偷看，生怕父親出事。父親最後被打成“極右”，撤銷職務，監督勞動。工資、住房等待遇全部降到最低，子女們個個受到牽連，連少先隊小隊長都被撤掉。小孩子們見到我們就唱“右派右派，像個妖怪……”，全家承受著不可言喻的壓力。
父親成了武漢的著名右派，一個特務組織曾來拉攏他，他秉持愛國良知和知識分子的節操，斷然拒絕。
02
歷盡磨難，不改痴情
1958年，父親被髮送到學校的魯巷農場去養豬，他不怕髒不怕累，幹什麼事都要把它幹好。有一次豬掉到糞坑去了，他不顧一切跳進糞坑把豬救起來，連管理幹部老崔都誇他：“楊先生是個好人哪!”
後來，父親被轉到石咀農場，什麼苦活累活都得幹，每月只能回一次家，而且回家時需沿長江大堤步行40多里路。在十冬臘月的寒風中，他穿件破棉襖，腰間綁一根草繩，艱難地走四五個小時才能回家。
那時我家的生活也極端困窘，只能靠母親為人家刻寫蠟紙來賺取極其微薄的家用。本是高度近視的母親，因為日夜刻寫鋼板，眼睛幾乎要熬瞎了。
1962年，父親回到中南財經學院的圖書館工作。開始他被安排在閱覽室，學生來查閱資料，他總是熱心給學生一些指點。越來越多的學生知道圖書館有位有學問的老管理員，常有學生來向他請教，有一次學生為此給他寫來表揚信。不想這倒給他帶來了麻煩，人家提高了警惕，把他調到書庫去工作了。
1966年“文革”開始，有一次紅衛兵來抄家。家中的書籍在多次運動中早已散失，他們發現了一套《三國演義》，就讓父親跪著交代為何收藏這種“大毒草”。抄家中母親也被批鬥，剃了“陰陽頭”，受到極大的侮辱。“文革”中父親被勒令每天天不亮就起來掃馬路，然後再去圖書館上班。1967年“文革”中武鬥最激烈的那些日子，大家都逃走了，學校圖書館大門洞開，空無一人。父親一個人跑回學校，守著圖書館，保護著大量圖書。
然而，他仍然懷著報效祖國、報效人民的一片痴心。除了會計專業，父親對文、史、哲等學科都有較深的造詣。他總希望用自己的知識來服務於人民。在圖書館的書庫工作，使他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典籍，他萌生了一個想法，要從中國浩如煙海的典籍中挑選200部最重要的名著加以介紹和評點，編一套名為《中國典籍200部》的叢書，他決心用自己的後半生來實現這個宏偉的計劃。
那些年，我們一家六口人只有20多平方米的住房，父親不得已借住在一間不足4平方米的廢棄的小廚房裡。廚房裡面堆滿雜物，一塊木床板高高地架在雜物之上，在床板的旁邊勉強塞下一張小書桌，剩下的空間就只能放一把小椅子了。這間又悶又暗的小屋子就是父親的臥室兼書房。
每到晚上和週末，父親就鑽進這間小屋子工作。在這極其惡劣和艱苦的環境下，他查閱了大量資料，做了大量筆記，寫了大量手稿，夜以繼日地進行著這項他認為對國家對人民極有價值的重大工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一個人默默地寫了上百萬字的筆記和手稿。後來，他被下放到京山農場，他唯恐手稿和整理的資料丟失，特地讓我們帶到插隊落戶的農村去收藏起來。為了完成這項工程，他多次向領導請求，甚至給周恩來等領導人寫信，希望為他提供專職從事這項工作的條件，雖然一直沒等到迴音，但他始終沒有放棄。
楊時展教授花壇小憩
父親雖然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一點也不悲觀，也從不低聲下氣、卑躬屈膝。每次回到千家街大院他都有說有笑，大著嗓門和人家說話，甚至在大院裡拉二胡，與大哥的笛子合奏一些曲子。他那種無所謂的態度常常使母親十分驚恐，生怕有人打報告說他不服罪。從1959年開始就有一些右派分子陸陸續續摘掉了帽子，到1970年，全國沒摘帽的右派已很少，父親仍然沒能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原因就是他不承認自己寫“萬言書”是反黨，而是想幫黨改進工作，人家認為他不認罪。一位在圖書館工宣隊的塗師傅瞭解到他的情況後，也十分同情我們三個下鄉的兄妹受他牽連不能招工回城，就找我們談話，要我們勸父親對當年寫“萬言書”一事認個錯。可父親對我們說：“我是不會認錯的，你們不要指望我了，你們自己的路靠你們自己走。”
也許是那位正直、好心的工宣隊師傅起了一些作用，1971年父親終於摘掉右派帽子，我們三個下鄉的兄妹好不容易才從農村回到武漢。摘帽以後，父親的地位並沒多少改變，作為“摘帽右派”，他依然在圖書館工作。工作之餘，他繼續為實現他的宏偉目標不懈地努力著。
03
無怨無悔，奉獻終身
1978年，父親的冤案終於得到平反，讓他十分意外的是，在給他看的平反材料中，除了對他被錯打為右派一事加以改正之外，還有一條對其過去所謂“特嫌”問題的否定意見。大意是：楊時展解放前是一個支持學生運動的進步教授，並未參與迫害學生。父親實在想不到解放30年了，自己卻全然不知地揹著一個不明不白的黑鍋。這個向來堅強樂觀的人講起這件事來禁不住老淚縱橫。
這一年，父親已經65歲了，組織上讓他恢復中斷了22年的專業工作。父親雖然捨不得中斷含辛茹苦幹了十多年，並已開始出成果的《中國典籍200部》的編寫工作，但他深知國家的復興多麼需要振興和發展會計事業。他毅然放下嘔心瀝血寫就的書稿，重新走上會計學教學與研究的道路。
吃了那麼多年的苦，父親的身體非常不好。恢復工作後，他常常是沒日沒夜地帶病工作。他常說，要把耽誤的22年追回來。父親有較嚴重的哮喘病，冬天特別怕冷，他就坐在床上用被子裹住自己來工作。晚年他經常肝痛，總是用東西頂住肝區堅持工作。
父親很喜歡講“天倫之樂”。我們幾個子女帶孫子孫女回家是他最高興的事，每當此時他都會放下手中的工作，高高興興地跟我們聊幾句，可是沒多久，他又回到書房去埋頭工作了。每次都是如此，連除夕夜他也是吃畢年飯就進書房。
楊時展教授遊湖
父親工作非常認真，他的教學資料和學術研究文稿全部是他一個字一個字工工整整地抄在稿紙格子裡，寫完後他還會看過一遍又一遍，改過一遍又一遍。人家請他看的稿子他都是逐字逐句地改，有些不認識的青年人寄稿子來請教，他也會耐心地一一回復。不過，他從來不在他指導和修改過的學生論文上署名，他說：“我不能沾學生的光，學生也不要靠我的名望去發表。”
從65歲恢復工作一直到84歲去世，父親這一干就是19年。在這19年裡，他翻譯了大批最新的會計學和審計學文獻，撰寫了多篇有獨到見解的學術論文，培養了一批高水平的博士生和研究生，同時擔任了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在社會上做了多場學術報告，還承擔了大量的社會工作，參加了大量的社會活動。在他這樣的年紀，在經歷了那麼多的磨難之後，能夠出這麼多的成果，實在可以說是一個奇蹟。可是父親並未滿足於此，去世前他感嘆說：“再給我10年就好了，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他患肝癌住院後，一直把最後的博士生的論文看完，並把答辯的事情安排好才離我們而去。
04
守身如玉，清白一生
父親特別看重自己的人格操守，講究做人的道德和人生價值。他1957年前擔任教授時工資較高，劃右後工資降到最低，改革開放後收入逐漸提高。不過，他無論進退窮達，總是清廉自守，要求自己多奉獻少享受，並一貫以此觀念教育後輩。
他生活簡樸，從不抽菸、喝酒、打牌，最大的樂趣就是看書，並且喜歡音樂和京劇，但他很少花錢去看京劇，一把廉價的二胡拉了多年，他拉的《良宵》《春江花月夜》等樂曲至今還縈繞在我們心頭。他喜歡菊花、蘭花和梅花，我們想，他是在以花明志。50年代他曾養過很多菊花，但以後沒有條件養花了。80年代後，我們常會給他買些菊花等，放滿整個屋子，每逢此時他就會特別高興。
楊時展教授陽臺賞花
可是，父親對困難者和弱者卻十分同情，並竭力相助。不論經濟狀況好壞，他都會接濟比他困難的親戚、朋友、同學等。路上遇到要飯的，他總是會給他們一點錢；有時看到拉板車的工人上坡吃力，他也會去幫忙推車；坐公交車時他不顧自己年邁力衰，見到老人或小孩必讓座；在那著名的“萬言書”裡，他專門用一段文字為一個保姆的遭遇鳴不平；在農場勞動期間他和農工的關係特別融洽，曾將房東的孩子帶回城治病，還曾帶農民進城到處尋購當時緊缺的農用物資。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目睹大學學費越來越高，貧困學生常常交不起學費，他就拿出他恢復教學工作以來節衣縮食一點一點省下來的10萬元錢，設立了名為“勤誠”的獎學金，專門幫助貧困學生。
05
言傳身教，家風厚淳
父親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他希望我們成為有高尚品德的人，也希望我們成為有成就、對人民有用的人。他給我們講得最多的是要誠實、善良、勤奮、有禮。
我們從小就常聽他講毛澤東小時候大雨中不收自家稻穀而先幫別人收稻穀的故事，還有孔融讓梨等故事。他說：“如果人家有需要，你們就是脫下自己的衣服給別人，我都支持。”
1957年，小妹讀小學一年級，一天她對父親說有個同學生活困難，一家人只有一套衣服能夠穿出門，父親馬上叫母親清理家中的衣服送去。很多這樣的事深深教育了我們，並且影響了我們的一生和我們的下一代，我們也常送衣物給農民工，對口資助農民工子女，長期捐助希望工程和單親困難學生等等。
楊時展教授和他的學生們
在我們家最困難的時期，有人勸父母讓我們幾個孩子讀技校，不要上高中了，但父母硬是克服萬般困難讓大哥讀了大學，讓二哥、三哥讀完高中，讓小妹讀完初中，直到“文化大革命”才中斷。恢復高考後，又支持我們讀大學，讀研究生。80年代初，父親要小妹考大學，小妹說16年沒摸書了，怕不行。父親嚴厲地說：“怎麼不行？別人行，你就行。”考前他只要求小妹做到一條：“考不上不要緊，不要偷看別人的！”
小妹剛參加工作時在一家工廠當保管。一天她得意地說：“我保管的工具可以滿足家裡的需要。”父親告誡她：“你知道什麼是貪汙嗎？記住，一個釘子都不許拿回家！”
在我們家處於逆境的時候，有一位工人師傅和一位農村幹部在招工和招生時不歧視我們，秉公辦事把我們兩兄弟從農村招回武漢，父親叫我們一輩子都不要忘記人家的恩情，他臨去世前還特意要我們把那兩位好心人請到家裡來，再次向他們謝恩。
父親還告訴我們，一次坐擺渡船過江，忘了帶錢，等他回頭送錢過去時，已經找不到那位船伕了。他為此一輩子都不安心。
我們的父親不僅節衣縮食、耗盡心血養育我們長大，還以身作則，諄諄教誨撫養我們“精神成人”。我們以有這樣一位父親、國家有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自豪!我們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雖曾受到父親冤案的牽連，但在他的精神薰陶和影響下，我們個個勤奮努力，學有所成，樂於助人，謙遜有禮。我們都在各自的崗位上為祖國和人民奉獻著自己的力量，並以此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
（照片來自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楊時展教授逝世十週年紀念》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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