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諜戰電視劇《風箏》裡，有一個軍統特務，“軍統八大金剛老四”，行動處長、白公館看守所所長徐百川。
他在劇中庸庸碌碌沒有什麼作為，但他是鄭耀先的鐵桿兄弟，既要執行上級對鄭耀先的監視考察，又時時為鄭耀先打掩護，充分體現了和鄭耀先的兄弟情義。解放後被逮捕，被迫出賣了自己部下和鄭耀先的老婆林桃等，羞愧不已，是一個沒有什麼能為的人。經過改造，特赦後成為政協委員，編寫文史資料。
他是國民黨被俘軍官的一個縮影，原型就是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兼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二處少將處長徐遠舉，也是紀實小說《紅巖》裡的徐鵬飛。
一、加入軍統不斷升遷
徐遠舉，字希哲，號嘉慶，曾用名徐鵬民、徐鵬飛、徐遠甫，化名江克難，綽號徐猛子，湖北大冶人。
徐遠舉
1914年12月生於湖北省大冶縣(今湖北黃石大冶市)城關徐家堖八斗巷。在家中排行老四，自小衣食無憂，聰慧伶俐，5歲入學私塾，記憶超群，能背下整部《左傳》。
1928年，入第四集團軍隨營軍官學校當學兵。
1929年，第四集團軍隨營軍官學校，編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成為黃埔軍校第七期學員。
1930年7月畢業，任少尉排長、中尉連副，後被編遣寓居武漢。
1932年3月，入南京團警幹部訓練班受訓半年，結業時，經戴笠個別談話挑選，送洪公祠特訓班第二期受訓，結業後，加入力行社特務處，時年18歲。初任南京通訊二組組長兼管郵檢工作，同時參加力行社外圍組織復興社的組織與訓練工作，後調特訓班任學員隊長。在特訓班裡，對特訓班的課程有著特殊的興趣，筆記做得最為詳細，學習用功，各科成績都很拔尖，被樹為勤奮學習的典型，戴笠親自獎給金筆，多次以資鼓勵。
1934年12月，中央政府決定組建護送班禪回藏行署，任行署政治指導員和少校軍事參謀。在途中學會了藏民的各種禮儀習俗，並且學會了藏語，成為中央政府以及軍統組織人員中少有的西藏通，沿途調查收集各種情報及時報送給中央政府，並沿途建立由軍統掌握的情報組織，對西北封建割據勢力進行滲透和瓦解，為維護祖國統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38年10月，奉調回到重慶。1939年1月，派任軍統西昌站中校站長兼西昌行轅第三處（即情報處）處長，後又兼任西昌行轅禁菸督察專員。
1942年底，因違反軍統抗戰期間不得婚娶的規定，私自二婚。被調回成都，任財政部四川緝私處上校副處長，並由戴笠親自保薦兼任國家總動員會成都經濟檢查大隊大隊長，後兼任軍統川康區副區長代行區長職權，領導軍統的成都站、自貢站、康定站和西昌站。
1945年6月，奉調重慶，任軍統局局本部第三處(行動處)副處長。抗戰勝利，到廣州押解陳璧君、褚民誼等大漢奸到南京受審後，又到軍統上海辦事處，參加查處漢奸陳恭澍案。
二、積極反共罪惡累累
1946年1月，奉調西安，升任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調查室少將主任、河南處理漢奸委員會主任兼軍統局北方區區長，管理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察哈爾、山東六省及北平、天津兩市的軍統特務機構，是當時軍統外勤單位中最大的一個區。4月，國民政府由重慶遷回南京，在重慶恢復國民政府主席重慶行營，何應欽任主任，由張群代理主任職，張群指名調徐遠舉任行營第二處處長。7月，徐遠舉到任重慶，同時，由軍統局改組的國防部保密局指派徐遠舉兼管重慶、四川及西康的特務工作。
1947年2月，在重慶聯合重慶警備司令部、重慶市警察局等軍、警、憲、特，查封了公開的中共四川省委機關和《新華日報》、新華書店等，用武力強行遣送中共人士回延安。6月1日，出動大批軍警憲特武裝，衝入各高校、報館、商會等，逮捕師生、新聞界、文化界及工商界人士共約260人，這就是重慶“六一大逮捕”事件。並將已關閉的渣滓洞監獄重新開監，關押被捕人士，在“11•27”大屠殺時殺害了其中5名被捕人員。
還借“六一大逮捕”之機抓捕了一大批民盟成員，關押在渣滓洞監獄，又查封民盟在重慶的機關，繼續搜捕民盟成員。
因此，獲得一枚陸海空軍甲種一等勳章，升任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兼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張群）第二處處長，統一指揮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開和秘密單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處、公路和運輸部門的警務處、組，兵工廠的警稽組等40多個機構。深得西南軍政長官張群的賞識，被稱為“半壁江山，西南紅人”。
1948年4月，利用中共重慶地下黨組織的叛徒，破獲了中共重慶地下黨市委機關報《挺進報》，並通過《挺進報》的線索，大肆逮捕中共地下黨員，破壞中共地下黨組織。還親自帶著特務到上海、南京去破壞和逮捕中共中央負責西南地下黨工作的領導機構和領導人，因黨的機構及時轉移而未得逞，但仍逮捕了8名地下黨員。總共逮捕中共地下黨員及進步群眾133人，除上海、南京外，重慶及四川地區有125人被捕，其中，有56人被殺害，32人下落不明，25人脫險或獲釋，8人叛變後參加特務組織；還有4人雖叛變，但因徐遠舉認為他們有的叛變得不徹底，有的沒有什麼利用價值，仍然將他們處死。
在破獲《挺進報》案的同時，徐遠舉又配合羅廣文的部隊對上下川東武裝起義及華鎣山起義進行殘酷的圍剿和鎮壓，派出大批特務組成“識別隊”、“搜索隊”、“情報組”，瘋狂逮捕游擊隊員和掩護游擊隊的進步群眾數百人，有的當場殺害，有的抓回重慶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最後也慘遭殺戮。
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沈醉少將
1949年9月，徐遠舉親自率特務趕到昆明，與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沈醉一起去逮捕民革西南負責人楊傑將軍。楊傑是國民黨陸軍上將，曾任陸軍大學校長、軍令部次長、駐蘇大使、國民黨中央執委，抗戰勝利後致力於和平民主運動。因楊傑機警，先一步化裝逃到香港而未成，徐遠舉又將自己掌握的線索和楊傑可能的去向詳細報告給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毛人鳳據此另派特務在香港將楊傑將軍殺害。
陸軍上將楊傑
徐遠舉積極參與策劃、佈置屠殺楊虎城將軍的密謀和行動，並在毛人鳳召集的會議上提出，如果將楊虎城將軍在貴州拘押地就地殺害容易暴露目標，應提押回重慶在集中營範圍內秘密殺害。
9月6日半夜，楊虎城將軍、將軍的小兒子楊拯中和小女兒楊拯貴，以及曾給將軍當過秘書的《西北文化日報》總編宋綺雲、宋的夫人徐林俠和他們的小兒子“小蘿蔔頭”宋振中等6人同時在松林坡戴公祠遇害。
9月9日，徐遠舉以西南特區區長的身份，親率特務飛赴昆明，大搞“整肅”，查封了省參議會和多家報館，逮捕省參議會、新聞界和文化界的民主人士三百多人準備加以大規模殺害，由於雲南省主席盧漢軟磨硬抗拖延時間到發動起義，才使這三百多人倖免於難。還在重慶和四川逮捕了原同濟大學校長周均時、《新蜀報》總編王白與等一大批民革成員，並加以殺害。
多次極力向保密局鼓吹拖隊伍上山打游擊的重要性，提出把原中美合作所遺留下來的武器裝備利用起來，組成強大的遊擊武裝。由他的副處長楊元森組建的“四一部隊”，由刑警處長張明選組建的“重慶衛戍總部警備支隊”，由保密局西南特區行動總隊組建的“西南反共救國軍”第三縱隊第二支隊等。
積極佈置特務潛伏，親自落實人員和尋找潛伏點，但所有潛伏的特務隨著解放後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的自首紛紛落網。擬訂了對重慶進行大破壞的行動計劃，得到保密局的認可並由保密局統一部署實施，雖然由於中共地下黨針對性地採取了組織護市、護廠、護校的行動，還是在重慶市區造成了破壞機器動力66754千瓦、各種器材67408噸的損失。
親自主持擬訂屠殺計劃，開列屠殺名單，佈置屠殺行動。於10月28日至11月29日，在一個月時間內，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新世界臨時監獄、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二處看守所的政治犯進行了分批集體大屠殺，共殺287人。其中，11月27日下午至28日凌晨，就在白公館、渣滓洞集體屠殺了207人，連未滿週歲的嬰兒也不能倖免。屠殺後，還放火燒燬了渣滓洞男牢房以圖毀滅罪證。
隨著重慶的解放，他在大陸已無立足之地，先逃到成都，繼又逃到昆明。12月9日，正準備逃往臺灣時，被盧漢的起義部隊逮捕。
三、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1951年，作為戰犯從雲南押回重慶西南公安部戰犯管理所（白公館）。對獄方的管理和審訓，他採取了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抵制態度。像一隻被關進籠子裡的狗，任人宰割，坐以待斃。
白公館的樓道口設有崗哨，按規定戰犯可以通過樓道口到院壩活動，但出入必須向哨兵報告，徵得同意後才行。徐遠舉經過哨位有時不報告或故意壓低聲音，哨兵令他站住他竟然故意不理睬，昂首便走，哨兵既不能離開崗位去拉他，更不能鳴槍，弄得很難堪。徐遠舉甚至向管教幹部提出：“取消哨兵，出入自由”的要求。
經過管教幹部西南公安部第一處處長、老紅軍段大明耐心細緻地幫助教育，在監獄的日常管理中，親身體會到了管教幹部對犯人不打不罵，不刑訊逼供，思想上關心，生活上照顧，維護犯人正當的人格尊嚴，使犯人感受到極大的人道關懷。經過不斷地反思，徐遠舉從此就徹底換了一個人，遵守監規，配合審訊，認真學習，積極配合管理所對一些抗拒交待罪行的歷史反革命犯進行幫教，促使其交待罪行，對配合審訊起到了積極作用。
軍統局白公館看守所代理所長張少雲，1949年11月從重慶乘飛機逃到昆明，任雲南保防處中校參謀。盧漢在昆明宣佈起義後的三天，張少雲改名劉繼漢，化裝成商人潛逃，在貴州安順場被當地公安機關抓獲後送押到重慶。
在看守所，張少雲拒不坦白罪惡事實，於是把他押到白公館，徐遠舉等8位知情人，列舉一樁樁事實，證實張少雲是參與殺害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軍委委員車耀先的兇手，罪證確鑿，張少雲被判處死刑。
1956年，徐遠舉被押往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編號第12號。經過改造，徐遠舉認識到自己罪行的嚴重，更加積極進步，主動痛悔罪惡，改造思想。表示，對自己的問題“決不保留，決不擴大縮小，老老實實交代”。後來監獄組織關押人員撰寫國民黨的歷史資料，徐遠舉最賣力，也毫無顧慮，知道什麼便寫什麼，從不迴避寫自己的問題。
陸軍上將王陵基
原國民黨陸軍上將、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曾參加製造1927年在重慶殺害中共領導人楊闇公（原國家主席楊尚昆的四哥）及愛國群眾的“三•三一”血案，但他一直推卸責任，沒有勇氣作出交代。
徐遠舉就在“挑戰應戰專欄”裡貼出短文，質問王陵基為何不敢坦白承認自己是那次慘案的劊子手。
王陵基氣壞了，在背後大罵徐遠舉“龜兒子”，還到處傳他作的打油詩，什麼“上將不可當，寧願挨一槍。特務萬惡小鬼頭，看你自己去遭殃”。
第二天，徐遠舉又貼出一篇文章，說：“潑婦罵街者應該反省自責了，請問為何如此不講理？難道撒野就可過不交代問題的關嗎？我勸你老人家放老實些，面向自己認錯，自覺進行思想改造。政府的政策是坦白從寬，知罪者不究，請你有理說理，有事實說事實，再不要做鴕鳥了！為了我們的共同進步，希望你放下包袱，輕裝前進……”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大家紛紛寫稿，批評王陵基的頑固態度。
王陵基嚎啕大哭，徹底承認了他在“三•三一”大屠殺中犯下的罪行。
通過這次激烈的思想交鋒，王陵基的覺悟大大提高，徐遠舉也因此被譽為“打虎英雄”。
1959年10月，在慶祝建國10週年時，杜聿明、宋希濂等33名國民黨戰犯被特赦。面對一批批送走的同獄戰犯，他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罪孽太深，只有安心改造，以實行悔改行動才能贏得人民的最終諒解。
1964年，徐遠舉轉到北京秦城監獄，寫成了徹底認識、反省自己罪惡的交待材料《我的罪行實錄》。
到1966年4月，已特赦了六批國民黨戰犯。正當徐遠舉努力改造，爭取重新做人的時候，“文革”開始了，停止了對在押國民黨戰犯的特赦，一些已經特赦出去的國民黨戰犯又被關進來，徐遠舉感到絕望了。隨著運動的深入，各地造反派跑到監獄來日以繼夜地對戰犯逼供，套取整鬥老幹部的黑材料，搞得大家苦不堪言，而徐遠舉因為當年所處的地位，自然成了重點對象，弄得他成天愁眉苦臉。
一位很瞭解徐遠舉的軍管人員託人帶話給徐遠舉：“告知12號，一切相信黨，服從真理，要做正直的人，切記不要順竿爬。”
有了這樣的鼓勵，徐遠舉雖然對前途很悲觀，但他堅定地表示：“這樣搞，只能生死由之，反正我只有用一條命來頂住，不能聽別人指鹿為馬地順竿子爬。我的宗旨是：第一，要重歷史，不能在共產黨的臉上抹黑；第二，不能無中生有的冤枉好人，不給老幹部抹黑；第三，不能胡編亂造誇大自己的罪行，也不給我自己抹黑。”
同犯們對他這種連命都不顧的有原則、守信義的態度，非常感動，連平時對他抱有成見的人，也對他表露出欽佩。很多有來頭的人和造反派，不顧秦城監獄的有關規定，點名要徐遠舉出具誰是叛徒、誰是特務等顯然不符合事實的材料，否則將對他實行“專政”。對此，徐遠舉嚴格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出具的材料都是合乎客觀實際的。他還對要材料的人說：“解放前我犯了罪，經過共產黨的多年教育，我再不能犯罪了。”寧肯挨打受罵，也不亂咬人。
四、文革被整病死獄中
1973年1月19日，徐遠舉所在縫紉組交活，負責檢驗的人員認為徐遠舉做的成品沒有達到質量標準，要求他返工。個性倔犟、急躁難改的徐遠舉因此如熱鍋上的螞蟻，躁動不安，埋三怨四，懷疑別人搗他的鬼，故意使他的面子過不去。
當文強好意安撫他，並提出要幫他返工時，徐遠舉不但不領情，還暴跳如雷，大喊：“好漢做事好漢當，我沒出息丟了臉，是活該，你們用不著為我發慈悲，莫要貓兒哭耗子……”說罷，如痴似呆，一言不發，好像萬念俱灰一般。
徐州剿總副參謀長文強中將
1975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特赦了所有在押的國民黨戰犯，其中也包括徐遠舉。文強出獄離開監獄時想起了徐遠舉，想到他盼望特赦而未能等到的遺憾，來到徐遠舉居住過的地方默默告別，撫今追昔，百感交集，他吟出一付對聯來憑弔亡友：
譭譽已鮮明，難得臨終好評論定，君可無恨；
死生安足道，追思莫逆特赦埋名，我尚長悲。
五、婚姻家庭妻離子散
徐遠舉還在老家時就由父母定了“娃娃親”。未婚妻叫馬紫英，排行第八，人稱馬八妹，比徐遠舉大三歲。加入特務組織後，由於受“團體紀律”中成員結婚必須審查批准的規定限制，沒有及時完婚。徐父親自帶著馬紫英去南京請求戴笠，述說原委。戴笠見馬紫英是個典型的大家閨秀、情真意切，估計不會對工作有不良影響，順水推舟同意結婚。
抗戰時期，徐遠舉調任西昌站長期間，西昌行轅主任是張篤倫，張篤倫的外甥女耿德蔭比徐遠舉小十一歲，正當二八年華，溫柔、貌美、多情，受過良好教育，愛慕徐遠舉一身戎裝，幹練清朗，不苟言笑，談吐大氣，是她所接觸到的少見的青年才俊，雙雙墜入愛河。家人見木已成舟，只好同意結婚。徐遠舉後來能夠快速升遷，一方面和他的才幹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他娶了張篤倫的外甥女不無關係。
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中將
馬紫英得知徐遠舉另又他娶，曾大鬧一場，但徐遠舉不斷賠禮道歉，自己又無所依靠，也只好忍氣吞聲。徐遠舉既和耿德蔭朝夕共處，也和馬紫英保持夫妻關係，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後，馬紫英帶著子女回武漢寄居於徐遠舉長兄徐俊人家，兩人才分居。徐遠舉與耿德蔭結婚的事情被人告到了軍統局。軍統局有規定，抗戰時期軍統特務不許結婚，何況徐遠舉還是瞞著原配的二婚，相當於娶妾，更是犯了大規。由於毛人鳳出手相救，使他度過難關。
1948年，徐遠舉與馬紫英辦理了離婚手續。徐遠舉與馬紫英育有二子二女，長子徐興慰，次子徐興渝，長女徐繼秀，次女徐繼蓉。重慶解放前，徐遠舉將馬紫英及其子女送往臺灣，託付給堂侄徐興華。
現分別居住在臺灣、美國、加拿大等地。徐遠舉與耿德蔭未有生育，耿德蔭有一個養女。
1951年，耿德蔭曾攜帶養女到監獄探監並規勸徐遠舉認真改造。1954年12月，耿德蔭要求與徐遠舉離婚，後經重慶市一區法院判決離婚。
徐遠舉與電視劇《風箏》裡的“軍統四哥”徐百川，何其相似。他在家裡就是排行“老四”，而且重慶解放前，將前妻馬紫英及其子女都送去了臺灣，被俘後積極配合改造。不同之處就是最後死在了秦城監獄，因為他僅僅是“軍統四哥”徐百川的原型之一。
閱讀更多 連陽標統 的文章
